一个人心累伤感说说,心累的句子说说心情-阿文说说网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
1、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核心
(1)、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2)、(10)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3)、资格。据《清史稿》等载，清代开科考试共112次，三明境域共出过96名进士。其分布为：建宁15名，沙县、将乐、宁化各14名，明溪13名，大田12名，清流5名，永安4名，尤溪3名，泰宁2名0。进士中，杰出的有：伊秉绶，宁化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曾知惠州、扬州两府，均有德惠政声，为一代名吏，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有“南伊北邓”(伊秉绶、邓石如)之誉。同时，三明境域出了两个武探花——沙县的罗英笏和大田的林宜春。罗英笏，乾隆四年(1739)殿试赐武探花，点授御前侍卫。林春宜，光绪二十一年(1895)武探花，录为御前侍卫。
(4)、蒙古铁骑被称为“上帝之鞭”。在欧洲，它拉开文艺复兴的序幕，在中国，它带来的是对程朱理学的全面怀疑和误读。中国的另一个思潮开始了，这就是明清实学。第一个怀疑朱熹的就是王阳明。朱熹说要“格物”，于是他躲在山里格竹子格了七天，结论是，朱熹不对。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成为后来浙东学派的主流观点。浙江人务实，从古至今都如此，从南宋的陈亮，到明朝的王阳明，再到近代的鲁迅。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学东渐的深入，早期的实证主义，变成后来的拿来主义。到了今天，则进一步异化成“山寨文化”，文明的创造力和话语权全面沦丧。
(5)、宋致和二年(1112)，沙县的罗从彦师从杨时，钻研理学，为“闽学”奠基人之一。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北宋致和二年(1112)，他师从杨时，学成后先后在沙县的洞天岩、南斋书院讲学论道，宏扬理学。当年，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父亲朱松和朱熹后来的老师李桐都曾拜罗从彦为师。南宋绍兴二年(1132)，罗从彦以特奏进
(6)、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7)、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8)、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9)、程颐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他的学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气禀”说。
(10)、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11)、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
(12)、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都成功地把儒学和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儒家思想提供了借鉴。
(13)、中国开科取士始于隋大业二年(606)。那时，三明境域地处边远，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学子参加科举。唐代，由于中原汉民的大量迁入三明境域，“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逐渐出现了“衣冠诗礼”家族。据《八闽通志》载，在唐代闽越共出过57名进士；其中，福州府33名，兴化府11名，泉州府6名，福宁府3名，漳州府2名，建宁府、汀州府各一名。汀州府的这名进士就是宁化县伍正己。伍正己(794-874)，初名愿，字公谨，汀州宁化人，登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进士，为汀州府第一位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但是，据新编《三明市志》载：唐代，三明境域共出过10名进士，为大田(当时分属尤溪、沙县两县)6名，将乐2名，泰宁、宁化各1名。因为这些都是客属三明境域的，不为一些书籍记载如：大田的范元超(唐咸通八年进士，任御史中丞)、范子高(唐光启三年进士，任礼部尚书)父子，“遂于昭宗天复二年(901)，双双辞职，且为避朱全忠乱，携眷入闽，寓居建州，专心从教。”
(14)、每一个个体的人，为了具有具体性，为了成之为“人”，获得具体的物质的存在，必然无法具备“理”的普遍性，必然不能像“理”那样灵觉不昧、粹然昭彰，也必然不能合乎至善之理想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了“私欲”掺杂其中。这就是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命题的缘起所在，也正是他们立论的前提和基础。
(15)、“靖康之乱”后，南宋建都杭州，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唯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福建就有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条件；加之，境内“重儒雅，兴学校”，“比屋连墙，弦诵相闻”的良好学习风尚，更是人才辈出。据《八闽通志》载：“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以闽为首称。”南宋，三明境域共出过363名进士，出了不少名噪一时的名人：如敢于直言极谏的陈渊，字知默，沙县城关人，绍兴八年(1138)赐进士；任右正言时，连上五道奏章，极力主战，反对秦桧等人的投降主张。邓肃，沙县八都邓墩人。宋徽宗当政时，在开封建艮岳，令各地进贡奇花怪石。邓肃作《花石纲诗》，给予批评。宋靖康元年(1126)在李纲的举荐下，赐以进士出身，曾作《花石纲诗》讽谏朝政。一身正气的邹应龙，庆元二年(1196)状元，官至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曾提出选用贤能，薄徭减赋，培养国力、精兵防北和睦南夷等十策。还有将乐的武状元汤鷽，绍兴十一年(1154)武举第一名。
(16)、(3)更多地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特点，例如吸收禁欲主义思想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17)、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18)、这使得程朱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19)、④为学程序：理学主张首先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理”的体验，终贯通明“理”，程朱理学重经验，近于归纳法。心学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近于演绎法。朱熹认为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认为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
(20)、由于朱熹强调客观事物上有理，所以他的理是外在于心的。宋明理学家因为理和心的关系，分成理学和心学两派。通常认为，理学认为理、心两分，而心学将理、心合一。程颐、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应该说，他们阐述的“理”虽然有客观、外在的一面，但其基本问题意识与解说方式并未脱离理、心之间应有的内在关联性。
2、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认识论及方法论
(1)、(2)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主张“真心”,抒发己见，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
(2)、民国初年，三明境域改办学堂为学校，并实行男女同校,在校小学生有2365人。尤溪县于民国11年(1922),尤溪县教会小学淑明小学创办附设幼稚园,为三明境域第一所幼稚园。民国12年，沙县创办县立初级中学，为三明境域近代普通中学教育之始；至民国19年，境内各县均办1所县立初级中学。
(3)、首先，从西学流播的前提条件来讲。王学起到了接应媒介的作用。曾被判为“邪说”的王学在万历初期全面解禁，成为席卷晚明的思潮，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出现了好异求新的文化氛围，并且由于王学本身刚从“邪说”翻身，因而对于不同于正统儒学的西学比较宽容也在情理之中。王学把源自陆象山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予以发扬，使其成为不同学说可以并存的重要支撑，很多人接受西学正是以此为重要凭借的。如李之藻的《〈天主实义〉重刻序》指出，读了西学之书，“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语言文字之际”;冯应京的《刻〈交友论〉序》认为，看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使其“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杨廷筠的《代疑篇·味罕》说，没有必要在儒学和西学之间分个是非彼此，“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理同’”。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讲学会在明代中叶以后蓬勃发展，重要、有影响的讲学会都与王学有直接关系。王学热衷于讲学和组织讲学会意在“觉民得道”，与之相联系，王阳明及其后学十分注重通过会约、乡约来布教于平民。这样的组织形式被恰在此时传入的天主教借鉴，成为在城乡民间宣教的重要渠道。明清之际在上海、杭州、福建、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不少宣讲天主教的“会”，如“仁会”、“兴仁会”、“善终会”、“苦难会”、“天神会”等等;也有会约，如王徵写的《仁会约》;韩霖写的《铎书》则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的乡约。这对于他们所在的陕西、山西这样的偏僻地区传布天主教信仰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王学后学的禅学化倾向，将儒学中的神秘体验发展得为充分，因此他们的讲学会就有一些宗教的气氛，有的甚至与民间宗教组织差不多了，如颜农山的“萃和会”。这为上述天主教民间会社提供了组织样式和宗教体验的准备。
(4)、民国19年，宁化县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化县淮土乡上街率先创办列宁小学。全县先后共办列宁小学388所，在校学生11013人，教师490人。之后，清流、归化、建宁、泰宁等苏区相继开展红色教育。苏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学强调必须与政治斗争、与生产劳动相联系，充分发展儿童的创造性。至民国24年，5县共办中山民众学校50所，学生5614人。
(5)、轻德失德，轻道失道。如果你只是把道理解为规律的话，你就会觉得程朱起码给你了多方面总结规律的办法，而陆王特别王阳明四教言总是道德教化，善恶在特定情况下是一念之间决定人生不同，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特定情况遇见的机会不多，判断别人用善恶反而容易，到自己就迷糊，所以大多数人追求心学实际还是追寻外在而非追求自己内心；程朱追求理却不理性，人就像老子所说的水一样，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善于变化永远无法用既定的关系去固定，虽然人和人的关系保持简单是类像于天地阴阳，但天地阴阳变化转化的关键在于人，而非天地本身，所以老子会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6)、北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矛盾激化，政治改革出现了高潮，理学应运而起，北宋理学的先驱者是被欧阳修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北宋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五位，即后人所称的“北宋五子”，一是周敦颐，他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濂学”，二是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三是邵雍，他的性命之学对心学一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的两位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学派称为“洛学”。
(7)、(1)儒学进一步思辨化。宋明理学家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例如“太极”“天理”“心”等，从而使传统儒学的道德信条式的语录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
(8)、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9)、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守仁(王阳明)
(10)、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除科举，改用派遣大批留学生，培养人才，为国所用。此后，历代基本上都采用创办高等学府和派遣留学的办法培养人才。杰出的人才有：陈绍源，留法学博士,著有《中国教育史研究》《化学讲义录》《制药化学》等著作。黄新民，清流县北团里灵地乡人，19岁考取清华大学，民国33年考取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池钟瀛，尤溪中仙人，民国26年(1937)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民国37年公费留学美国，曾受聘为佛蒙特州明德大学物理教授。廖翔鹏，将乐县高唐镇人，民国37年(1948)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并获苯基博士学位，他曾主持过“的确良”等多项化工产品的科学研究，在美国、法国、荷兰、联邦德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获化学工业专利97项；他的名字和业绩被《世界名人录》《美国工业人物志》收录。陈景润，福州市人，曾在三元县就读小学和初中，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发表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被称为“陈氏定理”。
(11)、 天理，被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宇宙间真理。《河南程氏遗书》中二程云：“天者，理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虽“天理”之说在二程前即已出现，但如程颢所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强调三纲五常都源于天理，并从宇宙论角度论证天理的合理性及其永恒性，他们认为君子观《履》卦，是为了区分富贵贫贱，使之各安其位，不许僭越，有了此种认知，才能谈得治世理国，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就是各安其位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与法律的视角理解，也就是从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中强调一种自然秩序性和稳定性，社会每一个个体各有其所，得其所为安，失其所则悖，此即为天理。
(12)、(8)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13)、朱熹认为，“立法大抵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因此就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才来制定法律，而法律同样也是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他认为，人比法律更为重要。而是针对人明理灭欲就需“格物致知”再到“明明德”。朱熹对二程、张载的思想多有汲取，并继承了张载“心统性情”之说，《朱子全书·大学或问下》言道：“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朱熹通过阐释心性引申了他的格物致知论，并进一步过渡至诚意、正心，“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至陷于不偏而无不修矣”。
(14)、其次，从西学的主要内容即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来讲，这与宋明理学有着内在思想联系。在晚明接受西学具代表性的人物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西学“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还认为“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主张以天主教补儒易佛，这与理学思辨性命精微的形上之道有关系;而对西学尽巧极妙的科学技术直接用理学的术语格物穷理、象数之学来表达，与探索事理粗迹的形下之器相联系。可见，徐光启以理学的道、器框架来规范西学。就形上之道而言，徐光启认为朱熹与阳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平心以求诸六经，终觉紫阳氏为顺守，而彼(指阳明———引者注)为逆取”。阳明的“逆取”，注重德性教化与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相联系，但王学后学由此产生行为狂妄而无视规范之弊。朱熹的“顺守”，把德性培养与出于理性自觉的遵守礼教规范相联系，强调理即礼，但存在着以必然之理(礼)束缚内在情意之弊。而天主教恰能取它们之长而去它们之所短，即一方面注重自愿原则，这与王学相通;另一方面，要求人人必须切实遵守戒律，这与理学注重礼教相似。就形下之器而言，徐光启赋予理学的“格物穷理”、“象数”以实证科学的新含义，这是有深远影响的。宋代是中国数学、也是科技发展的高峰，这与理学之求“理”具有把握规律的蕴涵不无关系。大科学家沈括以“原其理”为方法论，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徐光启以西学科技来“补儒”，试图在后理学的思想重建中，为儒学提供实证科学的基础，其“由数达理”正是沈括“原其理”的发展。他多次说西方科技以“象数之学”即数学为基础，而这本来是儒学的传统，“数”居儒学六艺之因而以西方科技“补儒”，是对儒学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应当说，以西学“补儒”而重建后理学的思想世界，并非是徐光启的个案，李之藻、王徵、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亦是如此。前两位和徐光启一样，既是天主教信徒，又是学习西方科技的科学家，试图在这两个方面汲取西学。李之藻将辑录西学典籍文献的《天学初函》分为理、器两编，正与这两个方面相对应。他指出这些典籍文献“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宗命根，义畅旨宏，得未曾有”，表达了要以天主教(性宗命根)和西方科技(法象名理)来构建后理学的思想世界。后两位则各有侧重:杨廷筠主要在信仰价值层面肯定天主教“可以辅儒数之阙，可以正释老之误”;方以智赞扬西学“详于质测”，主张以其“质测之学”即实证科学的“物理”来反省中国传统的知识世界，著有《物理小识》等科学著作。他们认为西学相对于儒学，只是居于“补”的地位，他们将“会通以求超胜”作为目标。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是对西学的，也是对理学的。这不同于王夫之等人的重建后理学思想世界的新蓝图。就此而言，其实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群体，应该作为“光启学案”而列入“明儒学案”。相信《宋明理学史新编》会把以往忽视的这个“学案”更好地展示出来。
(15)、“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16)、(1)陆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2)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于人生日常直接体悟。(3)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
(17)、③根本目的：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个人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18)、一轻一重致使主张和结论不同，程朱格物致知结局存天理灭人欲，陆王致良知结局心既理。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对程朱的三纲五常极为反感，对陆王知行合一极力追捧。
(19)、(2)理学的含义：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而形成的一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北宋的“二程”又确定了理学的高范畴“天理”，认为天理的核心是仁。
(20)、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做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3、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1)、1978年，恢复高考后，大田县奇韬镇东佳村教育文化飞速发展，全村已出9位博士、21位硕士，200多名大学生，20多位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其中1位还是闽江学者，厅、处、科级领导干部27人，他们在国内外航空航天、文化教育、生态、科技、农业、医疗、财经、新闻、d政等领域工作。2014年，村人首部著作《情注三明》面世。市、县领导多次到东佳调研考察，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教育文化奇迹。
(2)、(6)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3)、宋朝时期：庶民社会来临，儒家需要重新诠释伦理规范，逐渐确立了一个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融合儒、道、佛三家的新儒学体系，即理学。
(4)、我们说，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热衷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以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终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也就是“成圣”，即成为圣人，圣人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指内心具有圣人的才德，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而言的；外王，对外施行王道，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而言的。
(5)、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6)、②认识论：程朱理学主张只有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或者咬文嚼字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7)、当然，程朱理学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宇宙图象，其中颇多有趣的部分，这里先不细讲了。
(8)、民国27年，省会迁永安，沿海20所大中小学内迁永安、沙县等地，促进了池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除原福建省立师范(后易名永安师范)留在永安外，其它学校均返迁原地。至1949年，三明境域共有小学390所，在校学生20712人，教职员1103人；中学14所，学生88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各地人民政府遵照“维持、整顿、改造”的方针，组建学校领导班子，整顿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建立新型的教学秩序和师生关系。教育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广泛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并且开展扫盲运动，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1952年，全境小学增加到910所，在校学生达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2%。1958年，为适应三明重工业城市建设需要，大中型工矿企业纷纷自办学校。1961年，全境小学增加到2119所，在校学生达1万人。
(9)、大田诗人、清朝道光年间贡生郑云(原名郑青梯)于嘉庆至道光年间创办了奇韬守拙园书院，培养了众多门生。他经常应邀赴尤溪、延平、福州等地讲学，开展文学、教育交流。同时，还邀请各地名家来书院为当地学子与诗文爱好人士讲授传经。
(10)、 从一定意义上讲，程朱理学以经世致用的理念将新儒学的精髓贯彻于义理法律思想之中，寓政治、道德与法律于一体，较之于孔儒法律思想更具传承性、经世致用性、社会性与理性的光芒。程朱理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包括了自然、天理、礼义、德教、宗法、人性，阐释了法由“天理”而生，法的变迁由“道理”主导，法的价值为“义理”体现，法的功能是“情理”维护，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成为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与内在关系表征和媒介。在二程的法律治世观基础上，朱熹作了新的探寻、延展和阐释思辨，其理论观点也更加务实，理论线索更加明晰。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徐公喜教授在其《朱熹理学法律思想》一书中曾高度概括道：“朱熹以其宏大思想行之于世，其法律思想较先秦孔孟法律思想更具传承性、经世致用性、社会性及科学理性创造精神与特色，其法律思想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人格价值，而平天下则是追求法律目标，力求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为公。朱熹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发挥圣贤蕴奥’，‘精死明辨’，‘折衷融合’，‘有补治道’，非但为统治者所称锤，更有社会民众为其呐喊，学术之精髓尤被后世之学承袭，成为七百余年政治法律思想之正宗，而非别宗。”
(11)、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12)、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13)、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14)、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
(15)、(2)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
(16)、(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 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 根本法则；
(17)、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18)、(11)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19)、日本的发展开始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学习了中国的洋务运动，而且对于早期的西方读物，也是先有中文译本，再由中文译为日文。但是，两个同时期开始的学习西方运动，结果却迥然相异。
(20)、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4、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知行合一
(1)、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汉代儒学粗糙的天命思想已无法控制人心。
(2)、其实这都是后人曲解了这两句话的原意，或者说是故意曲解了。
(3)、不管怎样，科学与技术合流，应该是从朱熹开始的。在西方，science和technology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但在程朱理学之后，科技合流，再无区分。
(4)、为了追求圣人之道，必须随时遵从圣人的教导。当认识到合适的道路时，就要警惕人心的危险。所以在走这条路时，常常要跟自己战斗，与“人心”搏斗，因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要特别重视“精一执中”的修行方法，让每念生起都是天理流行。人要寻找适合自己走的路，寻找适合自己做的事，然后坚持专注，自然而然地跟欲望作斗争。人不能完全消除欲望，朱熹实际上就是主张把欲望都集中到天理和要做的事情上来。
(5)、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高准则。
(6)、(2)其主张是明末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反应，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7)、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始终是儒家的传统理念主张，在孔子的认识中，明德、礼教在治世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法治、刑罚的作用，治国应以德、礼为先。孟子也注重“以德服人”，强调礼义教化，仁政治世。至二程则提出“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岂顾偏废哉！”在《周易程氏传》中曰：“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绝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自制也。”对民施以德礼教化，可以民心向善，刑罚则难达此功效，只为禁人为恶。从礼教为先出发，二程主张依靠教化消弭民众的“邪欲之心”，让人们“修具孝悌、忠信、周旋礼乐”，“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至朱熹则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关于礼刑关系的思想，他在《四书集注》中提出：愚谓政者，为治止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认为，法度禁令只能“制其外”，而“道德齐礼”却可格其心，不懈加强礼义教化，“不待黜陟刑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朱熹的德礼政刑说在儒家德主刑辅基础上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阐释，理论观点更为缜密鲜明。
(8)、(1)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衰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主观努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9)、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10)、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11)、“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但是，北宋朝廷政权中心仍然以北方士族为主，开科取士自然北方及中原学子捷足先登。而且，北宋的许多元老重臣对南方学子有偏见，认为南唐旧地，其文人浮艳轻靡，不足取。至到淳化二年(991)，北宋朝廷接受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采用“糊名考核”的制度后，南方学子才在科举上取得一定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学也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沙县罗氏,自罗周文任沙县县尉，于唐元和十五年(820)举家迁居沙县后，罗氏便成了沙县的名门望族，罗氏一门相继出了罗畸、罗从彦等进士。永安贡川的陈氏一族，自陈雍于唐
(12)、③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13)、1905年，大田县文江乡大安村廖凤翔等赴永春州参加院试，当年为乙巳年，院试即是科试，中了秀才。1906年，他与另外10位大田籍新科秀才一起，奉大田知县李溥霖令，聚于岩城，将考棚改作校舍，创办该县第一所现代学校——岩城官立小学堂。1907年10月，这所学校招生开学，他们那批11位新科秀才即留在此学堂执教。这是三明境内早推行新学的现代小学新学校。
(14)、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15)、士身份出任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病逝。绍兴十年(1140)，由李侗扶柩葬于黄祭之阳(今南平东坑乡罗源村黄祭坑豫章山)。宋绍定四年(1231)，宋理宗赐谥罗从彦“文质”。罗从彦的著作有《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台衡录》等书。
(16)、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17)、要把握“理”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客观唯心主义).
(18)、出现这样的差别，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原因。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派了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但是中国派出去的，大多学了工程、机械、医学一类的实用学科，而日本派出去的则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结果是，中国出了很多詹天佑，日本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这是中国缺席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9)、第如何认识明清之际的西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受到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的影响，是明清之际作为后理学时代的重要标识。当时的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的理学有怎样的关系?完全是外在的偶然，还是有着内在的脉络?显然，宋明理学史的叙事所要求的是后者。对此简单讲两点意见。
(20)、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5、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
(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田县奇韬镇东佳村办有完小学校和扫盲夜校。
(2)、民国24年(1935)，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改良私塾，在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实行细则第十条规定：“限令各地将原有私塾整理改良，一律依短期小学或普通课程办理，改称改良私塾，其较优者得改为短期小学”。至民国25年，三明境域改良私塾71所，未改良的私塾还有292所。民国25～26年，境内各县相继成立甄别委员会，对塾师进行甄别考试，加以改良转化，教材改用小学教材。
(3)、县 学 唐武德七年(624)，沙县在县西的天王寺创办县学，为三明境域早的一所县学学校。宋代时，县学学校进行过一次大的修建。邓肃在《重修儒学记》中说：“昔日青衿接迹，弦歌鼎沸之地，今则败椽老屋，号风泣露，使人过之，凄然若置墓间”。宋代，三明境内办县学为活跃，共有6个县创办了县学。北宋初，将乐县在卞山之麓创办县学，与孔庙合又称为庙学。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建宁县在县治之南(今实验小学)创办县学。宋庆历二年(1042)，尤溪县在宣化坊创办县学；后知县宋咸徙迁于县治东南隅续办，并选弟子数十人，亲自教导。宋元符元年(1098)，清流建县当年由知县刘叙在城南雷氏宗祠创办县学。宋建炎三年(1129)，宁化由知县施褆在城内正东门创办县学。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由泰宁知县赵时馆在城西罏峰之南创办县学。各地县学得到了许多地方官员的重视，有的捐己俸，置学田，以赡师生；有的广建学宫，增学廪以培养贫士；有的每月朔望亲监学宫为诸生讲课；有的立规条，严考课，谆谆教导。如宋淳祐间(1241-1252)，为建宁知县的廖邦杰(顺昌人)“修学宫，增学廪，辟贡士庄。”南宋时，为清流知县的黄藻(延平人)“兴学养士，躬课试而激劝之”。元至正间，监尤溪的文殊海崖(南昌人)“重儒雅，兴学校，增置生员，凡乡社俱令立学择师，士民感德”。明代，永安、归化、大田3个县也先后创办县学。景泰六年(1455)，永安县通判杨季琦建儒学，“鸠工聚材，绘画规制，首建学校”。成化七年(1471)，刚建县的归化县(即今明溪县)由知县郭润在城西旧驿站前兴建儒学。嘉靖十六年(1537年)，大田县在县城内凤凰山下创建县学。县学设有学官，既是当地教育行政长官，又是县学教师，官师合一。还设有专门的教渝，负责管理学校。县儒学分童生、生员两种，均须参加考试，按限定名额录取。考取的生员由官府供给饮食称“廪膳”，故称“廪膳生员”，每月廪米6斗。教材以“四书五经”、《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和历代科举的“八股文”范文为基本教材。生员一般不集中上课，以自学为主，每月初十五由学宫进行考课。考课成绩多次不佳者逐出学宫。各县学学校都设有射圃，生员不仅要读书，也要学习射箭等。明代，诏令儒学讲读文书后，“教学生习圃中、观周旋、揖让之文仪。有司间暇与学宫一体学射。凡射武、射器、射职、射位，俱载仪注(礼仪制度)。”清代，各县廪生名额为20名；增额的称为增广生员或附生，每县为20名或15名，少的8名。廪膳生员每月廪膳改为银4两。在县学就读的生员如考不上举人，则终生为生员，亦称童生。县学设教谕、训导各1员。教谕为正职，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为副职，协助教谕。从康熙四年(1665)始，各县相继撤去训导。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止科举，教谕、训导均裁。光绪三十三年，各县县学教谕署、训导署合并为儒学署，后又改为劝学所。
(4)、⑤作用和影响：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心学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程朱理学是南宋及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海内外；陆王心学影响不及程朱理学。
(5)、佛教的挑战，除了社会经济与风俗方面，重要的就是宇宙观。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不怎么喜欢讨论宇宙的深处到底是什么，一个“天地”就笼统地涵盖一切。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和十二因缘说，从空间和时间上给出了更完整的宇宙图象(虽然现在看来不怎么靠谱)，这让中国文人有些措手不及。
(6)、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7)、“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8)、唐五代以后，政治风气腐化，时有杀戮现象出现，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宋朝统一后，为改变这种局面，稳定社会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确立有效的官方意识形态，实现长治久安，人们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一些学者就把儒、释、道三中学说杂糅结合，产生了理学。
(9)、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10)、正如程颐所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集》)
(11)、1194年，朱熹六十五岁，被请去给刚刚继位的宋宁宗当老师，讲授《大学》。朱熹在皇帝面前批评外戚韩胄，结果四十天后就被罢免，而推荐他的宰相赵汝愚不久也被赶出朝廷。道学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朱熹的学派也被诬称为“伪学”。
(12)、朱熹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13)、(1)相通之处①在内容上是相通的，都承认“理”的存在。“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②在道德修养上，二者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学习、教育改变气质，克私去弊，改过迁善，以恢复“善之本性”或“善之本心”。③二者的实质目的是相通的，都强调“理”是人所必须追求的，道德修养或人生的目的在于体悟“天理”，达到善的高境界，与天理为一。终目的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维护专制统治。
(14)、作者简介丨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5)、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被尊称为“闽学四贤”，而四贤中的三贤都在三明。因此，三明被称为理学故里。
(16)、这使得程朱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17)、“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18)、个人修养以敬畏天理为原则：存天理,灭人欲.
(19)、改革开放后，三明市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大面积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的同时，逐步实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先后创办三明师专、三明职业大学和福建医学院三明医疗大专班等全日制高校，发展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2000年6月，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复成立三明高等专科学校，2004年5月升格成立为三明学院。至2012年，全市有幼儿园530所，办班3052个；入园人数42107人，离园人数29044人，在园幼儿人数91839人,专任教师4098人，幼儿入园率达03%。全市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分别增至10所、26所。全市有小学244所,在校生159397人，毕业生26138人，招生28401人，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全市普通中学151所。初中在校生80336人，毕业生31218人，招生26758人；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12%。高中在校生51521人，毕业16424人，招生17448人；初中专任教师7731人，高中专任教师3843人；初中毕业生普高升学率89%。全市普通高校毕业生2428人，其中本科毕业生1735人、专科毕业生693人；师范类毕业生663人，非师范类毕业生1765人。全市高等职业院校招生3177人，毕业2305人。全市有中等职业学校17所，在校生58165人，毕业生21924人，招生18423人；有专任教师1600人。全市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91万人，在校生89万人，毕业生19万人。全市成人高等教育招生3101人，在校生8450人。全市7729人、13095人次参加自学考试，10005人次获得单科合格证书，211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全市有特殊教育学校8所，在校生2497人，专任教师134人。2018年，全市普通高等教育招生9663人，在校生27309人，毕业生7384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2660人，在校生6394人。名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0.84万人，在校生59万人，毕10业生0.93万人。普遍高中招生56万人，在校生72万人，毕业生56万人。普通初中招生84万人，在校生19万人，毕业生58万人。普通小学招生88万人，在校生36万人，毕业生85万人。特殊教育在校生2088人，幼儿园在园幼儿81万人。初中毕业生普高升学率1％，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76℅。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100％。全市高考文史、理工类报名人教56万人。全市5238人、10153人次参加自学考试，4190人次获得单科合格证书，699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2019年,三明市高考本一上线3327人,上线率达20%，创历史新高；其中，三明二中高考本一上线率39%，三明一中高考本一上线率56%。艺体类上线率70%，比2018年增长2个百分点。全省理科、文科、美术专业高分均在三明市，分别来自三明一中、永安一中和三明九中。
(20)、儒家历来尤重公忠，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弘扬“致忠而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等理念。礼成为“法度之通名”，荀子说礼起于人欲，人之私欲也是万恶之源。《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加以阐释：“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相反，有了私心，就不能明理，就不能公正地处理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灭亡。无私天理就要惩罚有罪过的人，奖赏那些德行高尚的人，这也就是天理自然。朱熹有“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之论，其中“人欲”即指超出了人的正当要求并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在《论语章句·雍也第六》中又言道：“心与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虽论述于朱熹的《论语章句》中，却体现出孟子的“性善论”思想。程朱理学认为人的善质若不加以精心保养，必为外界不良之物事所侵蚀，“物欲”之蔽害善质，《朱子语类》中说：“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只为嗜欲所述，利害所逐，一齐昏了”，物欲横行，“其心私而且邪”，法律治世就是要先通过教化存天理、灭人欲，“守住心中之贼”，克制人性欲望。程朱理学中所谓的“天理”及人的本质(性)是：“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若尽心云者，则格物穷理，廓然贯通，而有以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日月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
(1)、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
(2)、(15)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3)、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4)、按照朱熹的解释，道心是圣人孔子传下来的。这意味着只有一条“圣人之道”，而他祈望每个人都遵守这条路。道心跟每个人都应该有关，只是道心微妙难明，指向微妙与玄妙的路，加上它不是自明的，就让人觉得捉摸不定。为了让人心与道心相协调，人需要尽力保持相对的中道，这就要每时每刻都保持某种中道。
(5)、(14)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续焚书·夏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李氏丛书·孙子参同》)。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续焚书·兵食论》)。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6)、④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
(7)、(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 学》。
(8)、(1)统治者支持：长期的混乱，不利于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宋代统治者倡导尊儒读经。
(9)、(1)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
(10)、理学作为历史上的经世学术派别，由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程颢、程颐简称二程)创立，基础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至北宋后期，由于金人铁骑侵扰中原，中华文化的重心亦移至南方，儒、佛、道等多种形态的文化聚集于闽浙赣一代，朱熹作为儒学孔门之后的引领中华主体文化的又一人，延续“北宋五子”特别是二程理学思维，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建立起更加完备、严密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理学学说被后世并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思想中贯穿的法律治世观折射出的思想和真知亦值得今人深层萃取并深度品咂。
(11)、(1)揭露君主政治的暴虐和官僚、士大夫的腐败；提出众治的主张；希望改革弊政、拨乱反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2)、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作为我国封建制度下生发的一种思想学派，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思想认知上的糟粕，他们的法律思想在总结中国封建社会一千多年正统法律思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立场出发，狭隘地认为君主制度就是一定的“天理”体现，提出了“尊君”的主张，并为君主专制披上了哲理的外衣。朱熹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于是一切违犯王法的行为，便兼具忤逆“天理”的双重罪恶。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维护三纲五常的要求，曾带来“以理杀人”的恶端。朱熹“夫为妻纲”“夫为子纲”的观点，要求为子、为妻的必须服从于父、夫。这些认知系受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的局限和掣肘，这又需要我们今人周全慎思并理性辨识。
(13)、(3)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焚书·答耿司寇)。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
(14)、陆王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
(15)、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16)、②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
(17)、(1)背景：①魏晋时期的道教兴起和佛教传播冲击着儒家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唐末五代之后，儒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被削弱。②唐代的韩愈、李翱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北宋士大夫们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
(18)、颢(1032年2月28日—1085年7月9日)，男，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河南府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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