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精辟73条

康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

1、康德是黑格尔的老师吗

(1)、和卢梭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则有休谟，休谟是经验主义的代表，据说，英国人至今都认为休谟是伟大的哲学家。休谟著名的哲学著作是《人类理解研究》，在这部书里面，他否认因果律和归纳原则，认为理性无法推倒出的结论。他著名的案例就是，太阳晒一块石头，石头为什么会发热？你可能说，这是常识啊，因为太阳有热量，就会把石头烤热。但休谟说，不对，石头热只是经验，你不能证明，也许之前有人摩擦过那块石头，你没看见。所以，对于休谟来说，原因和结果完全脱节。

(2)、康德哲学真正的内在矛盾，是他的核心概念“先天综合判断”与物自体的对立。 康德认为，知识总是表现为判断的形式。但是，不是每一个判断都是知识——判断往往是综合的，但并非所有的综合判断都给人以知识——比如说，所有树木都是植物——这是一个综合判断，可是没有给人以新的知识。这是因为，有些综合判断来自经验。他说，这种判断缺乏必然性——理性不象迫使人承认数学命题那样，迫使人承认这种判断。这种判断又缺乏普遍性——不能因为某些物体具有某种特性， 而说一切物体都有。缺乏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判断或后验的判断，是不科学的。 他说，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导源于感觉或知觉，而是在理性、在知性中有其渊源，不靠经验(并在这个意义上先于经验)——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而且永远如此。因此，一个判断要给人以知识，它必须是先验的。 他说，知识存在于先验的综合判断里面。分析判断总是先验的。在科学中要求必然的确实性，只有在先验的综合判断中，这种确定性才是可能的。 康德说，沒有综合的心灵，就不能有综合的判斯；沒有知觉空间的心灵，就沒有关于空间的判断；没有根据因果来思维的心灵，就沒有关于因果的判断。据此，他认为知识当然有可能性和确实性。他说，休谟否定知识的可能性，那不过是一种“愤慨”。 但是，康德又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经验，或者拥有关于超感性的东西、关于物自体、关于事物脱离其影响的本然状态的知识。作为感官所不能认识的某种东西的物自体，是一个极限概念，它对感官说：这就是你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是你管辖区域的终点。你只能认识现象，而非现象界，即本体界、理智可以思维的世界，是你不能达到的。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其实就是外部的客观物质世界，对这个世界，不能彻底认识它，但可以思维它。 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与物自体是什么关系，康德没说，大概也难以说清。 (黑格尔)康德哲学何以至此，以及后学们如何应对。 康德哲学中的矛盾何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康德相信科学甚至热衷科学。他发表过探讨地震理论的文章；出过一本关于风的论著；还有一篇关于欧洲的西风是否因为横断了大西洋所以多含水气的短文。自然地理是他大感兴趣的一门学科。康德重要的科学著作，是他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这本书在拉普拉斯星云假说以前倡导星云假说，论述了太阳系的可能起源。罗素评价说：“这个著作的若干部分带有一种显著的密尔顿式的庄严。此书有一个确有成果的假说的功绩，但是没有像拉普拉斯那样提出支持该假说的郑重道理。他的假说一部分纯粹是空想的东西，例如所有行星都有人居住，远的行星上有优秀的居民之说；这种见解为地球谦虚，应当称赞，但是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可以证明，“物自体”，这种外部的可观物质世界，在康德心头是挥之不去的。

(3)、黑格尔正是通过发生在意识中的知识与对象之间的辩证运动，将康德的“批判”改造成了意识(理性)的自我批判。在这种自我批判中，不仅知识经受着批判，对象也同样经受着批判，而且批判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消解了批判的非批判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消解了自在之物的自在性。在康德那里，批判是对理性的静态的结构分析，认识似乎是一次完成的，因而在知识与对象之外的东西当然不可能进入到意识之中来。而在黑格尔看来，批判不是我们站在认识之外进行的，而是认识自身的辩证运动，它是一种根据对象考查知识，根据知识考查对象的自我批判的矛盾运动。既然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那么新知识乃至新对象的出现就表明原本不为意识所知的东西现在被意识所知了，自在之物从而转化成了为意识之物，或者可以这样说，原则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在之物，一切都是可以被意识的。于是，黑格尔便从认识论上通过意识的辩证运动证明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3)

(4)、文德尔班在这里很注意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在康德看来，“普遍的理性存在共同体”的且独立于任何先在的个体意志，个体意志是无法脱离意志共同体的;但这一意志共同体只是对道德意识的假定，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一个真实的联合体(文德尔班《哲学导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第196页。以下只注页码)。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延续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的思路。黑格尔则不同。黑格尔讨论了自然联合体(如家庭)和历史联合体(如国家)的关系。文德尔班特别注意“民族”这一概念，认为民族共同体建立在家庭这一自然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但民族又绝非一个血缘的概念，它更多体现为心智、心灵和意志构成的心理共同体，语言是这一心理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这一民族的高财富。民族的真正的、危险的敌人就是母语的丧失。于是，文德尔班就把这一民族共同体称为“社会”。    

(5)、要把意识与自我意识区分开来，然后让“自我意识”中的“自我”具有反思性的自我批判性;这种反思性的自我批判性也就是另一意义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人格领悟到了自己的独特天性，从而与某种普遍性的外在要求发生冲突。历史的进程就体现在这一对抗中。康德认为“人的堕落是整个历史的开端”;所谓“堕落”，就指的是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的出现。这近似于亚当夏娃的“原罪”，但更强调的是人的心灵是如何因为有了“人格”而进化成清楚而自由的精神。所以历史的进步也就是“人格的作用给了共同生活的内容以形式和清晰性”(第218页)。所以全部问题集中在“个体人格和集体生活之间的张力”:既不能把个体人格视为个体性(特殊性)的存在，也不能以为人格的意识中会缺少或没有集体性(普遍性)的构成。文德尔班告诉我们，请大家高度注意:人格越具有意识的清晰性，也就越具有意识的普遍性，从而也就越会否定自己的个体性因素;但这种个体性因素中又一定包含着某种非人格、超人格的东西，而且也一定是这样的东西使一个人成为非凡的伟大人物。所以当我们谈到历史时，总会强调人类的统一性，强调“善即个体的自我牺牲”;有的人会认为人类的统一性是可能的，也有的人会认为并不存在人类的统一性。但无论怎样，康德与黑格尔都认为自由的意识是人类进步的标准，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一个强调的是“人类的自我塑造”(体现在国家身上)，另一个则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塑造”(体现在世界公民身上)。无论说的是人类，还是强调的是个体，是不是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在人类或个体的“自我塑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文德尔班这样说时，他一定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因为马克思认为这种“塑造”(无论是人类的还是自我的)的前提就是要破除私有财产;随着财产制度的改变，人性、不公正、孤独和糟糕的生活秩序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改良。在托尼·朱特的《思虑20世纪》中，朱特认为这是一种“非此即彼，而且无法同时兼具”的观念，它只能导致激烈的革命(《思虑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第107页);而在文德尔班这里，他则认为“文明进步的各种线索是一个相互交织或彼此相连的网络，然而它们有时在许多方面彼此十分孤立”，比如经济条件的改变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科学生活和艺术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改变。于是，如果我们只聚焦于科学技术和经验领域里的进步，我们就可以慢慢地积累经验和研究成果，然后让这些知识给我们指明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如果谈到道德的进步，则必须破除人性善恶的观念，认定没有人全善或全恶，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善恶总交织在一起，因为政治和法律的程序总是与人的朴素的自然倾向相冲突;就连享乐或所谓的幸福而言，文德尔班也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会以同样的比例增长，所以满意度只会下降而不可能随之提高。我们是要努力赢得人的尊严，但尊严却无法与人在简单的自然国家中所获得的满足感、舒适度相一致。“康德准确地对这个事实进行了强调，并将之作为对幸福论道德理论的决定性反驳。如果人的快乐和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生的意义，那么卢梭的自然国家比历史上所有的国家都更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由此可以推论，代表了历史成就的生命秩序就其本身而言必定是比幸福更高级的东西，因为历史并没有增加我们的幸福。”(第 227页)    

(6)、康德和黑格尔同属于西方哲学的第三阶段，从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西方近代哲学进入第三阶段，哲学史上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有康德、J.G.费希特、F.W.J.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7)、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和幸福。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

(8)、即使黑格尔对康德的有些批评是公正的，但是因为康德已经去世了，康德也无法为自己辩护。

(9)、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待康德与黑格尔已经不再坚持非扬此抑彼不可的激进态度，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他们对哲学的贡献和意义了，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难题。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康德的后继者尤其是黑格尔关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挑战是否做出了有效的回应，是否重蹈了前康德形而上学的覆辙？人们之所以扬康德而抑黑格尔，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康德与黑格尔同样试图重建形而上学，因而两者的形而上学旨趣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物自体或自在之物问题的回答是独断论的，因而在认识论上是无效的。我们将看到，虽然黑格尔对康德的回答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其独到的思路乃基于黑格尔超越一家一派的哲学史视角和宏大的形而上学立场，迄今为止无出其右。

(10)、关于康德的后学，还可以引用罗素的话：“‘物自体’是康德哲学中的累赘成分，他的直接后继者们把它抛弃了，从而陷入一种像唯我论的思想。康德的种种矛盾是那样的矛盾：使得受他影响的哲学家们必然要在经验主义方向或在主义方向迅速地发展下去；事实上，直到黑格尔去世后为止，德国哲学走的是后一个方向。”这个评论太精彩。

(11)、布鲁诺·舒尔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大师，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世界发现其写作的巨大特点和文学价值。本书收录了布鲁诺·舒尔茨存世的全部虚构作品：两部短篇小说集《鳄鱼街》《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以及集外的3个短篇，构成了一个个既彼此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故事。中国作家黑陶以特殊方式，从翻译家杨向荣经典译作《鳄鱼街》中发现、提炼、致敬，创作出《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12)、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调和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

(13)、康德的观点，就算有不同意见或反对，但没有人敢于忽视或蔑视，由此可见康德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14)、在谈到国家的统治时，文德尔班区分了“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告诉我们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来源，一个动机，一个标准，一种诉诸法律的伦理目的。实定法只在特定时间中实际有效，于是自然法与实定法又构成了价值差异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关于实定法(实然法)的科学叫法学，关于自然法(应然法)的科学叫法哲学。二者的真正对立与发生关系是文艺复兴时才成为问题的。    

(15)、以民族国家为中心：黑格尔基于国家至上理念的国际关系思想

(16)、 笛卡尔：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确定了理性的价值。

(17)、骆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诗人、编辑和批评家。《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是由骆一禾的代表诗作、诗歌评论、书信等汇编集成。精选收录骆一禾代表性短诗59首、中型诗14首、“祭祀”系列诗9首、长诗《世界的血》，诗论及创作论6篇，诗歌评论5篇，书信7篇。从诗歌到文论，从评论到书信，全面立体呈现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风潮。

(18)、“知性”常常被当做分析的基本形式，在混杂的差异性与同一性间划界的东西，这就是说，知性将真实现实的饱满性化约为特征概念的抽象。在这个视角，知性朝向概念的同一性识别的自发涌动就需要得到辩证理性的修正：它摹画出一切同一性建立在其中的、流动的关系网络，忠实地重建了现实中活跃的复杂性。这个流动的网络生成了一切概念的同一性，并同时制造它们根本的毁灭。这显然不是黑格尔思考理性和知性差别的方式。让我们仔细重读《精神现象学》前言中这个久负盛名的部分：

(19)、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20)、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建立了实质上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调和矛盾的哲学体系和不可知论。费希特从唯心主义立场上继承和批判了康德，建立了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谢林改造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

2、康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

(1)、他们两人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应该有地位高低之分。

(2)、(i) (德)康德著；李秋零译注.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下  注释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苇岸新、全、严谨增订版本，由苇岸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冯秋子受苇岸家人委托，历经数年整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倾力呈献。新增苇岸遗著：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1封、译文2篇，共计45篇(首)；此外，延用的苇岸《后记》，附录的《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和《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对于记录苇岸生平和研究苇岸及其创作，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信息。

(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它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两个发展阶段。

(5)、以人类共同体为中心：康德的国际关系“永久和平”理念

(6)、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他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

(7)、DerBegriff„Ontologie“wurdezumerstenMalvon RudolfGoclenius 1613undvon JohannesClauberg 1656inseinemeigentlichenSinne(LehrevomSein)verwendet.RudolfGocleniustrenntOntologieundMetaphysik.德语区先使用“本体论”这个词的是RudolfGoclenius，他也把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两个词区分开来。

(8)、我们需要谨慎地读这几行。康德在此想说，一个彻底的断裂对“我”而言是构成性的，这个断裂把“我”(作为先验主体)与我的本体论支撑(“思”着的我)分裂开。这个非连续性与先验主体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存在于存在之外(ex-sisting)，“我”始终与实在的在保持着一段距离。或者说，在认知的意义上，我们能清楚客体的现象化的现实(即使它们在自身之内的真相仍然是不可接触的)，“我在”之我则甚至并不现象地对人现身：因为(考虑到它的自我同一性，它对“我自身”的认同)即使只是现象地把握“我在”，也直接等同于本体论地把握它了。在这里事情变得复杂了：这个构成性地把“我”与“我的实在”撕开的裂隙同时也决定着主体作为实践-道德主体的位置。如果理智直观的统一性是可能的，“我”的深刻的思的活动将是这样一种沉思：在其中主体和客体、思与在获得它们终局性的统一性。

(9)、通常我们认为康德哲学是批判的，而黑格尔哲学则是独断的。其实黑格尔哲学也讲批判，他的《精神现象学》就类似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只不过《精神现象学》是把人类精神的一切认识活动都纳入了其中的某种理性的“自我批判”罢了。

(10)、这个抽象的思想活动，这个“撕-开”，也可以理解成一次强迫症式的自我欺骗，在事物之全体面前伪装失明。在保罗·德曼的《失明与洞见》中，他提供了对德里达《论书写学》解构罗素的一个改良的理解。他的理论认为，通过声称罗素是一个被在场形而上学捕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德里达忽视了有多少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构想和努力依然包含在罗素的文本中了。很多时候，德里达对罗素进行的解构已经被罗素本人陈述过了。更深入地说，这个忽视并不是疏忽大意，而恰恰出自结构的必然性：在他解构主义阅读的部署中，德里达的失明使他只能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失明与洞见的这种悖论性的重叠同样见于德里达的其它伟大著作，比如在《丧钟》里对黑格尔的详细阅读。同样，宣称黑格尔没有看到不可能性的条件同样是可能性的条件，宣称黑格尔的理论是怎样生产出了他为了保存其著作的连续性便不得不矢口否认的东西，这种复杂的理论活动的确附带着一个代价，即德里达终究对作为批评之基础的黑格尔思想进行了某种暴力的简化。黑格尔理论的基本结构被削减到一个的观念者、在场形而上学的拥护者——在其中观念的自我中介的运动能够消除一切他者性。而黑格尔的其它与此理解相反对的观点则被看作他自身体系的不连续性，被认为是他自己没能力控制他体系化的理论生产的表现、他被迫说出了超出他所想的话。

(11)、近代哲学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将知识看作是主体内部的事情，将外部世界看作是站在主体之外的对象，黑格尔则试图超越这种二元论，从统一性的角度理解知识与对象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在意识中发生于自我与作为自我的对象的实体之间的不同一性，就是它们两者的差别，一般的否定性。我们可以把否定性视为两者共同的缺陷，但它实在是两者的灵魂或推动者。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有些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推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lbst)。——如果这个否定性首先只表现为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对它自己的不同一性。看起来似乎是在实体之外进行的，似乎是一种指向着实体的活动，事实上就是实体自己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

(12)、马克思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谱写了哲学史上的新篇章。因此，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功不可没。

(13)、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公元1770年8月27日—公元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

(14)、以民族国家为中心：黑格尔基于国家至上理念的国际关系思想

(15)、康德之后，黑格尔成为了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从“存在”这个无可置疑的本身出发，推倒整个世界的运转规律，他推除了世界精神，认为整个世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不停发展，黑格尔的思想影响力马克思，另一方面，他也将上帝排除在外，黑格尔认为，推动世界运转的不是什么上帝，而是精神，一种不自觉的东西在推动世界社会的发展。

(16)、黑格尔和康德、费尔巴哈三个人并列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和集大成者。而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部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17)、在我们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过“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大讨论。康德强调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道德的高境界就是自律，为道德而道德，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你要想怎样，就得承认别人与你一样也能怎样，等等。当然康德也把个体的人视为人类这一族群中的一员，而且相信整个人类在不断朝着改良前进，相信永久和平的一天终会到来。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如果人类的不断进步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可以把这种进步与改良视为人类的“法”)，而个体的自由与尊严恰恰又是通过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对抗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二者如何统一?个体的自由与尊严要求他是通过他的特殊性而被承认的，而种族的“法”的进步，第理论上应该是永无止境，第理论上所要求的“普遍”“统一”“一律”“共同”，也一定要求着对个体意志的压抑或泯灭。“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一直是黑格尔哲学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至少是他的辩证法所能在理论上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但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与矛盾，更未在发展中把目光聚焦于“个体性”这一概念的健全发展，而是用空洞抽象的“普遍性”(正题)在压抑和取代“特殊性”(反题)的前提下代替了“个体性”(合题)的出现。这是一种没有了“反题”，从而也就没有了“自由的无限人格”的伦理学，而这种人格正是伦理深处的冲动。(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没有了这种“人格意识”的普遍伦理，只能走向“国家主义”“强权主义”“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也是黑格尔哲学本身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二十世纪的“专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就在于暴力通过某种意识形态而被赋予了，就在于行动通过普遍性的教育而被例行化了，就在于暴力的受害者作为个体的人被取消了基本的自由与尊严，成为可以完全不必顾忌其意义的“特殊性"。

(18)、(1)参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

(19)、黑格尔在时间上来讲毕竟在康德之后，时代的背景变化了，理论发展了，那么黑格尔在有些问题上讲得更全面一点、更深刻一点。

(20)、文德尔班在这一节的后谈到了死亡。死亡让我们想到了寻找永恒的踪迹，它应该独立于所有的时间的流转绵延;但我们又不能把它视为历史进程的终产物，而应该把它(至善)置于生命之中;它不是生命中注定会实现的价值，而只是我们在对生命和意志进行永不停息的肯定中所想寻找到的东西，这就是价值论的倾向，尽管其中肯定包含着“颓废堕落、精疲力竭、无聊倦怠的时刻与因素”。    

3、康德与黑格尔谁的地位更高

(1)、反观黑格尔，他是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利用辩证法，通过事物自我否定的动力，将整个宇宙的运行与变化囊括在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

(2)、相反，黑格尔认为，客观世界一个是一个具有矛盾发展、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从而根本上推翻了长期以来统治欧洲人头脑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3)、董仲舒，“大一统”的设计者，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专治《春秋公羊传》。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4)、据反映和编辑部发现：近期有不法机构和个人盗用《史学月刊》编辑部名义，向作者发放稿件录用证明文件，并收取相关费用等。在此郑重声明：本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出版，发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凡以我刊名义收费者，均系假冒诈骗行为。再次提醒作者，谨防上当受骗。

(5)、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展示的就是这个过程，它通过人类精神认识的过程，表现了自身通过人类精神而成为现实，成为“精神”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归根结底乃是精神的自我运动，因为人类精神就是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或“代言人”，它所履行的乃是精神赋予它的任务。

(6)、李敬泽、阎连科、双雪涛联袂推荐，蒋峰作序。现实与记忆虚实相映，真实又怀旧的庞大镜像，人物与心理的深入探索。扑朔迷离的往事中牵扯出三条惊险线索，他在寻找影子，也在重回现实。这是一部具有文学野心的小说，从时代的缺口直抵人心，挖掘灵魂深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7)、的确，哲学不能直接拿来用于生产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哲学，反而物质生活越是发达，我们越要学会反思，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

(8)、黑格尔为这个思想的星丛带来了什么？他并不是斯宾诺莎与康德之间任意形式的“中介者”。正好相反，在真正的黑格尔主义看来，康德的问题在于他仍然保存了太多斯宾诺莎的成分：这个非断裂的、无缝的存在的积极性只是被简单地转移进了“物自体”的概念里。换句话说，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对可怖的物自体-本体的迷恋本身就是一个诱饵：真正的任务并不是去修补老式的、莱布尼茨式的形而上学，甚至为此甘愿英雄般地直面本体-物自体的“黑暗之心”、直面这个恐怖，而是把这个断裂、这个把我们与断开的运动，看作是自身。这样，当康德断定我们的知识存在某种界限时，黑格尔并没有通过跨越这个界限、接触知识的可行性来回应康德——这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完全是前康德的——黑格尔真正提出的是，康德式的断裂本身已经就是解决方案：存在自身是未完成的。这就是黑格尔的名言“我们应当将不仅理解和表述为实体，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的内涵所在：“主体”正是对存在之断裂的命名。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这个视域丢失掉了，他们仍然强调理智直观的完整性是调和康德打造的这个非连续性的方案，但正是这种潜在的教条主义信仰使康德的批判持续生效。费希特从“自我设立自我”出发，这是生命的纯内在性、纯生成性、纯自我定位，假设与被假设者的完全吻合。我只在我自我设立的运动中才存在，并且我只是这个运动本身，这个运动就是理智直观，一个隔绝于反思意识的神秘学流动：

(9)、康德和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两个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的观点不同，并且，在理性方面康德把理性认为是，人却认识物自体，而得到，先要幻想的状态，而黑格尔，把理性当作人的认识的高的阶段，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回归到的精神。通过辩证法，才能达到历史的发展。

(10)、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他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并且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

(11)、逃离自由的窘境的方式正是宣称，我们本体论地享有自由，但认知的视域却只能局限在现象界的层次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本体论维度“其实是自由的”，但一旦我们的认知同样触及这个维度，自由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此刻对物自体的知识本身已经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当直面作恶将受到神的惩罚的事实后，谁还会选择作恶呢？)。但是，这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行动”——实体的真正自由的行动，行动的真正本体论的自由(从自身出发的自由)——的确定的答案。我们仍然可以充分掌握了关于选择恶将导致的一切不可变更的、噩梦般的责罚的知识之后，仍然选择作恶。此时，这个选择将是“非病理性”的行动，这个行动不把人任何病理性的利益偏好放在眼里。

(12)、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享年55岁)，德国人，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13)、所以，对康德来说，与本体论界域的直接接触将会剥夺掉人的可贵的“自发性”，先验自由的这个核心。这将把人变成无生机的自动机，或者用我们当代的术语来说，变成“思维机器”(thinkingmachines)。这段引用的含义比看上去更深刻和矛盾得多。若我们暂且抛开其中的不连续性(恐惧与无生机的姿态怎可能同时存在？)，就会得出我们在现象与本体论的界域都没有自由可言的结论。在现象界人并不自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沉入因果律链条的“纯粹机器”，在原因-结果关系上流动；在本体世界(物自体世界)，人又仍然不是自由的，而再度被削减为纯粹机器(康德眼中对实在之物有了知识的人，不正与一切行动仅仅受快乐和痛苦支配的功利主义主体严格同构吗？)。我们的自由仅仅存在于现象和本体论世界的夹缝中。这并不是说康德将因果性仅限定在现象世界，是为了人在本体世界的自由；康德的意见是，我们仅仅在这种情况下能拥有自由：我们的视线锁定在现象界里，而本体世界的一切完全是不可接触的。我们在此遭遇的是对“真实”的两个观点：真实作为不可触及的本体“物”，以及真实作为纯粹断裂——两个互为摹本的相同之物的彼此断裂。康德式的真实是超越现象的物自体，而黑格尔的真实是维持着自由的空间的、现象与本体的断裂本身。

(14)、但道德意向现在必须与爱好进行的那场几经失败后毕竟即可在其中逐渐赢得灵魂的道德力量的战斗就会被取代，而上帝和永恒就会以其可畏的威严不间断地被置于眼前…于是绝大多数合法则的行动的发生就会是出于恐惧，只有少数是出于希望，而根本没有什么行动会出于义务了，但这些行为的道德价值也就会荡然无存了，而人格的价值，甚至在高智慧眼中的世界的价值，毕竟都是地取决于这种道德价值的。(iii)

(15)、民族作为“心理共同体”并非没有客观实在性。文德尔班谈到了经济活动中的共同体形式，接着谈到了宗教;在宗教中谈到了不同教派的征服与“政教”间的关系，认为伊斯兰教大的问题就是“政教不分”。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只是若干宗教团体中的一个，谁都可以自由加人或退出。从宗教对人们生活的管理就谈到了国家的统治。    

(16)、因此，继黑格尔之后，基本没有人再去研究如此形而上的东西。所以，黑格尔虽然将古典哲学带到了巅峰，却也终结了古典哲学的研究。

(17)、以战争为中心：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性质及其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18)、作者:  邓晓芒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 2013-10

(19)、康德的哲学以批判哲学而著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是在其批判的基础上建立唯心主义体系的。康德的哲学可以称为先验唯心主义，谢林也是；黑格尔称其哲学体系为唯心主义。叔本华后来也是随康德而出的，但是他的体系被称为唯意志论。

(20)、我想，这一段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着特别的意义。   

4、康德和黑格尔比较

(1)、康德三大批判的理论前提，是把真正的知识规定为普遍和必然的知识。 他同意唯理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在物理和数学中有这样的知识。他又同意经验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知识不是关于事物本来状态的知识，而是关于现象的知识，即关于感官所感受的事物的知识。因此，他把唯理主义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神学和心理学)排除在外了。 他还同意经验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所经验者，感觉是知识的材料；同意唯理主义的观点，认为普遍和必然的真理不能得自经验——感觉提供知识的材料，心灵按照由它的本性所形成的必然的方式予以整理。因此，我们有关于观念的秩序的普遍和必然的知识(唯理主义)，这不是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怀疑论)，知识的内容来自经验(经验主义)。但是，心灵思维它的经验，按照它先验或固有的、即唯理的方式来思考这些经验(唯理主义)。 “物自体”是存在的，我们能够思维自在之物，只是不能象认识经验世界的事实那样认识“物自体”。如果不是因为有道德意识或实践的理性，就不能回答、甚至无从讨论这样的问题，诸如和有因果关系的时空秩序不同的一个世界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自由和不死。 康德哲学中的矛盾是什么。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用很大篇幅论述“由于把空间和时间或各范畴应用于未经验到的事物而产生的种种谬见”。他说，如果相信这些谬见，就会发现自己困于“二律背反”——困于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之中，而每个命题，又都是显然能够证明的。四个二律背反是—— 第一个，正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就空间来说，也是有限的。”反题是：“世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没有界限；就时间和空间双方面来说，它都是无限的。” 第二个，证明每一个复合实体既是由单纯部分做成的，又不是由单纯部分做成的。 第三个，正题主张因果关系有两类，一类是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另一类是依照自由律的因果关系；反题主张只有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 第四个，证明既有又没有一个必然的存在者。

(2)、(4)黑格尔：《小逻辑》，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

(3)、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相互转告周知，感谢您的支持和厚爱。

(4)、众所周知，康德批判理性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在他看来，既然我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恰当的办法莫过于暂且将这项事业放一放，先来解决它作为一门科学究竟是否可能的问题，看看在理性中有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因此，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分析使哲学深入到了一切知识的逻辑根据这一“先验的”维度，他的“批判”当属“元哲学”或“元形而上学”的范畴。换言之，“批判”以及由此而成为可能的“先验哲学”在逻辑上应该是先于一切知识，当然也是先于形而上学的。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似可再作追问：如果“批判”在逻辑上在先，那么这一“在先”能否看作“地”在先？这就是说，“批判”了一切知识的合理性，那么“批判”的合理性又是由什么来的？或者说，对“批判”是否也应该加以批判？这正是黑格尔的疑问，也是他回应康德挑战的入手之处。

(5)、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是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调和了勒内·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6)、费希特和谢林都还没能达到这个洞见。他们都将“一切原则之原则”视作一个起点，一个“始点”；当费希特断言理智直观作为思维的无条件的自发性或是主体的自我运动，谢林将它看做超越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的方式，一个主体-客体的圆满结合的直接性，流动与静止、能动与被动、理智与直观的自我生成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在吠檀多(Vedanta)的自我与神的同一性中第一次现身。谢林将理智直观看做“哲学的高智性”。与此相对，黑格尔拒绝了这种与“”关系的直接性，而回到了康德主义。康德建立了对自我运动的意识与“我思”的关键区分：前者与知觉相关，而后者则与思考相关——对自我运动的意识-觉察是由感性直观提供给我们的，而“我”则由理智的思考活动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自我运动归属于现象界，而“我”把自身从现象中区分出来，并且因为这个区分，“对自我的意识与对自我的知识相隔甚远”。对康德来说，只有神的智性有能力跨越理智与直观的鸿沟。这就是他说的原型的智性(intellectusarchetypus)，或“神圣的知性”，这个知性“并不表象它被提供的客体，客体自它的表象活动中被自身给予或生产出来。”这个“源初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意味着一种“自身将其客体的存在性给予我们”的直观，区分于我们的“派生的直观”(intuitus derivativus)，这种直观只能在外在于它的现实中被动接受它的内容。

(7)、由此出发，自在之物当然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超出理性之外中存在着知识与对象的差别——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差别也就无所谓知识了，那么根据这一差别我们就可以比较和考查知识。由于知识是根据对象而形成的，因而在比较考查中双方若不相符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符合对象，但也正是由于知识与对象的相应关系，若知识改变了，对象亦必然随之一同改变：于是在意识的比较考查中，不仅知识改变为新的知识，对象也变成了新的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意识中原本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现在被意识到了，原本被认为是“自在的对象”现在成了“为意识的对象”。如此说来，批判便不再是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意识根据自身中知识与对象的差别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实际上，认识就是这样一种自我批判的运动过程。

(8)、康德的先验论转向的这个基本姿态就这样将自身的障碍颠倒为自由的积极条件。在莱布尼茨的本体论里，我们看到人即使有限，但还是自由，因为自由此刻是将人与上帝的无限性相连接的火花。康德看来，截然相反的是，人的有限性，人与的分裂，正是我们自由的积极的先决条件。简短地说，人的不可能性恰恰是可能性的条件。这个意义上，苏珊·奈曼(SusanNeiman)是完全正确的：她谈到，“启发着表象与实在间差异的相关争论的那个焦虑情绪，并不是恐惧于世界并非如人所想，而是世界果真如此。”这个恐惧完全是伦理学的：表象与实在的分裂一旦弥合，将消灭我们的自由和道德尊严。这意味着表象与实在的断裂是一个双重断裂：它在“在其自身之中”的本体与本体在现象界的显现(这就说是，我们对自由和道德秩序的经验)之间建立差异。这个断裂同时也区分着崇高和可鄙之物：上帝于我们的有限性视角而言是崇高的，一旦在其自身中体验上帝，它就变成了一桩压抑性的恐怖。康德的超越性是完全建立在经验/现世/有限性的视角上的——这是一个超-现象的视域，出现在现世在场的视野的地平线上。这个视角(尤其与仅定位于本体的观点相对立)，在斯宾诺莎的内在性的无限实体的哲学中是空缺的。

(9)、孔子，永远的”至圣先师”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庄子，积极而潇洒的退守者。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的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与老子齐名，被称为老庄。

(10)、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中，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是公认的。

(11)、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年)：以辩证法著称于世，著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全书》。

(12)、 亚里斯多德：古希腊哲学及科学的集大成者。

(13)、当然，人们之所以扬康德而抑黑格尔并非没有道理。尽管康德亦以重建形而上学为己任，但是作为有史以来谨慎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不是关于世界自身的体系，而只是“纯粹理性的体系”。黑格尔则试图冲破康德的限制，把这个纯粹理性的体系放大为关于宇宙万物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秉承的是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并且使之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充分的展现。就西方哲学而论，哲学思考的发生乃基于宇宙自身之合理性的信念。

转载请注明出处阿文说说网 » 康德和黑格尔谁更伟大精辟7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