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生平简介(梁漱溟人物简介)

1953年，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在参加政协会议时，当着大家的面和毛主席产生了争执，在场代表纷纷高呼：“梁漱溟滚下去！”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总理做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并专门请我d的老朋友梁漱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众所周知，梁漱溟被称为我国“乡村教育之父”，他对农民问题一直都很重视。但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存在不经调查就随意发言的问题。因此，在会议上，梁漱溟首先表示自己拥护“总路线”，但他认为自从d中央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后，直接导致我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大量的乡村干部都被抽调去了城市，造成乡村空虚。梁漱溟表示，如今农村和城市人民间生活差距巨大，城里的工人生活在“九天”，而农民生活在“九地”。建议中央不要“嫌弃”农民。梁漱溟这一套“九天九地”的说辞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农民为了我国的工业化的确是承担了很大的负担的，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距绝对达不到所谓“九天九地”的程度。毛主席知道梁漱溟这套“九天九地”的说法之后，当时就生气了，专门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梁漱溟一顿，说:“有人觉得农民太苦，要照顾农民，他那是小仁政，而我们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某人那一套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的做法，就是在帮美帝！”现代国家不比古代，小农经济注定要被现代工业国家碾压的，只有发展好了工业，将来才能反哺农业，这也就是毛主席的“大仁政”。然而，梁漱溟当时没理解毛主席的这番话，觉得毛主席批评他这件事上“不对”。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梁漱溟主动要求上台发言讲述自己的观点，还说希望大会能给充足时间，他要考验一下主席，有没有说一句“误会你了”的雅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梁漱溟自以为是支持工业化的，他以为自己“九天九地”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么大的差距，发展工业化时，我们必须要重视对农民的影响。毛主席认为，梁漱溟是在错误的依据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自己并没误会他，因此直接说道:“你要的那个‘雅量’我没有，但下次仍然让你当政协委员的‘雅量’还是有的。”谁曾想，梁漱溟偏要硬顶他：“政协委员的事之后再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梁漱溟这番话激怒了与会代表，大家齐声高呼：“梁漱溟滚下去！”在一片喧嚣中，毛主席还是保持了冷静，跟梁漱溟商量：“要不，你今天不要讲太长，挑重点讲。”结果梁漱溟不领情，说自己要讲的话很长，短时间内讲不完。然后，场上的喧嚣更大了。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毛主席也是如此，他用商量的口吻问与会代表：“再让他讲10分钟好不好？”梁漱溟对主席这番话还是不领情，当着大家的面喊道：“我要讲的话10分钟根本讲不完，我要主席给我一个公正的待遇！”最终，经过举手表决，会场绝大多数代表反对梁漱溟继续留在台上,他被轰了下去。梁漱溟回家后，闭门思过了好几天，逐渐认识到自己当日的态度的确有问题，后来，他参团去甘肃视察了50多天，结果发现我国农业发展的确很健康，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人的生活水平虽有一定差距，但也没到特别离谱的地步，城乡收入差距只有1：1.5,和发达国家接近。而毛主席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梁漱溟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觉得梁漱溟并不是“反革命”，只是思想没转过弯来，后来还让他参与了宪法草案的修改、讨论。也正因此，当后来梁漱溟的孙子出生后，他给孙子取名为“梁钦东”，取“钦佩毛泽东之意。”哪怕毛主席逝世了，他的态度也没有变过。在1978年的会议上明确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35年，梁漱溟已经有2个儿子了，他央求42岁的妻子：“我想要个女儿！”妻子决定再生一个，结果难产而亡。梁漱溟却说：“她死了也好！”他发誓：绝不再娶，但是9年后，他就重新娶妻了！1893年重阳节，梁漱溟出生于北京西城安福胡同一个官宦人家，他们家是元朝蒙古梁王的后代。由于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导致他做事喜欢动脑但是不喜欢动手。六岁那年，家人喊他起床，却听他气愤地喊叫：“妹妹不给我穿裤子。”虽然6岁还不会穿裤子，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中学的文凭了。由于经常生病，父母每天都担心梁漱溟会不会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长大成人。所以从梁漱溟18岁开始就开始读佛文经典，次年转为吃素。由于长时间的学佛和吃素，让梁漱溟产生了不婚的念头。但是随着父母的相继去世，梁漱溟渐渐也有了成家的想法。他的好友伍庸伯问他对择偶有什么条件，他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条件，在年龄上、容貌上、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是一个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和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与相当，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的人，是我所求。这样的人自然不多，只要天资和上面说的相近，即便不识字也没有关系，年龄、家世都不计较。听了梁漱溟的条件后，伍庸伯把自己的妻妹黄靖贤介绍给了他。但是梁漱溟见了黄靖贤之后，不大满意，说她的穿着过时，像个男人样，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感觉比姐姐年纪还大，而且身上没有一点能吸引男人的地方。但是当天晚上，梁漱溟做梦却梦见了母亲坐在他对面的茶几旁边，醒来之后，梁漱溟哭了，他觉得他应该答应这门亲事。之后，梁漱溟与黄靖贤的婚姻生活虽然谈不上浪漫甜蜜，但是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矛盾。他同黄靖贤育有两子，共同生活了14年。不过据梁漱溟说，他和发妻感情升温是妻子在世的最后两年。1930年冬天和1931年春天，黄靖贤两度小产，身体极为虚弱，并表示不愿意再生产，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都不曾怀孕。但是在1933年时，黄靖贤身体状态转好，梁漱溟当时戏言说：“我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本来就很满意了，但是我想再要一个女儿，等到我们老去的时候也有人照顾。”黄靖贤再次怀孕，却因“胎盘前置”而难产，于1935年8月20日病逝于邹平周村进德医院，年仅42岁。在梁漱溟的自述中，他曾写道：“夫人常认为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人”。黄靖贤常常批评他不要太执拗和狂夸，让他也能更加自省自持，不得不说一个好妻子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黄靖贤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在生活上将梁漱溟照顾得无微不至，免去了他很多生活上的烦恼，更是为其生下了两个儿子，让梁漱溟享受到了更多家庭的温暖。黄靖贤去世后，梁漱溟内心深感愧疚，他曾发誓此生不再娶妻，可是这句话话刚落地他又说：“她死了也好”，原因居然是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和工作。梁漱溟在后来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在1935年写下了《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来追忆妻子，字里行间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让人不禁感同身受。这个不续娶的誓言被坚守了大概十年。此时，有人给已经年近半百的梁漱溟介绍了当地师范附中的教员——陈树棻，他并没有拒绝，于是他在桂林开始了第二段婚姻。陈树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已经47岁，比51岁的梁漱溟要稍年轻些，却一直没有结婚。因为两人的年龄相加已经接近100岁，所以外界称这段婚姻为“百年好合”。陈树棻比较喜欢打扮，看上去整个人要年轻很多。婚礼是由梁漱溟的老友李济深主持的，梁漱溟还在婚礼上唱了小曲，可见他对这段婚姻比较满意。两人的婚礼虽然极为热闹，但是两人婚后的生活却并不怎么和谐美好。梁漱溟一直都是“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而只心系国家大事的，所以对家庭的照顾和付出要相对少些。家中的琐事全部都由陈树棻一人承担，时间久了她心中难免产生抱怨。而且陈树棻个性好强，遇到事情非常容易发火，在公众场所还不注重礼仪，这让梁漱溟的处境非常尴尬。对于陈树棻的性格方面的缺点，梁漱溟似乎不是很满意，但他依然感激陈树棻在生命的旅途中陪伴他从中年进入耄耋之年，并为他做出很大牺牲。1979年9月，陈树棻病逝，87岁的梁漱溟为她诵经守灵。在闲暇之余，也会偶尔感念起曾经与原配妻子的各种美好，虽然与黄靖贤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但是对于梁漱溟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日子，甚至晚年时，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深情地说“只有黄靖贤配做我的妻子”。相爱容易相处难。两段婚姻中，第一次婚姻，从不满意到满意，第二次婚姻，从满意到不满意。他跟前妻没有爱情，相处得也不好，但是最终在婚姻的最后两年磨合好了，前妻却因难产离去。和后妻恋爱得很是甜蜜，可婚后生活却不幸福。相比之下，还是没有经过恋爱过程的前妻令他怀念。

农民最大的问题是贫困，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每年的一号文件，几乎都是三农话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落后的地区、落后的城市。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有些国家做得非常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比如以色列，建国仅仅74年，在沙漠上建设了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现代化农业强国。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才12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2%，当今欧洲市场60%的果蔬都来自于他们，以色列被誉为“欧洲厨房”。现在，中国的农民有5个亿，占总人口的36%左右。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就算穷人的标准来计算，中国的穷人现在还有1.4亿人，他们基本都是农民，比例高达28%。现在，国家想尽一切办法让农民脱贫致富，修路、造桥、盖房子；送粮、送医、送钞票；下派干部进村、财政转移支付等等。2021年，官宣全国贫困县全部摘帽，但农民返贫人口却居高不下，有些地区占到了40%的比例，有人总结原因有三个方面：因灾、因事和因病。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农业落后，农村和农民贫困的原因是教育。在以色列，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00个人，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博士、硕士学历，他们的月收入超过了4万元人民币。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非常低，最新抽样调查数据是：本科以上学历不到3%，中专高中合计16%，初中为70%，还有1%的文盲。农民阶级得不到系统的文化教育，导致国家、农业、农村、农民愚昧、贫困、落后，处处被欺辱、凌辱、挨打，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被几个仁人志士认知。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农民的教育事业当中，成绩斐然，蜚声海内外。晏阳初，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致力农民教育70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主张推进农村整体建设，达到强国、救国目的。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的圣人，他认为，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创办了驰名中外的晓庄学校，校训：人民教育，非教育莫与富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放弃高官厚禄，躬身中国乡村建设实践，通过发起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推进建设中国新秩序，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依然为中国三农标杆之大作。这三位先生的生平、事迹、经历、个性，都被详细记录在《先生》一书。《先生》是凤凰卫视大型纪录片脚本，聚焦民国10位教育领域大师，揭示百年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他们将苦难化作光芒，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先生》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卷隽永。百年国史已有明鉴，教育盛，虽战乱纷飞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力向上；教育衰，纵使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梁漱溟先生晚年时说：“文革里，我所有的字画图书都被烧掉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我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探索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先生今天得以被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他在1953年那番新中国“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言论。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被当众哄下讲台。面对批斗他不改初衷，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他的想法可以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用科学技术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用乡学村学纠正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一些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陈规陋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不得不中道放弃乡村建设事业，他主张的民族自救运动失败了，但梁漱溟这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d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d争、破坏抗战的行为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梁漱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梁漱溟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但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d的老朋友。梁漱溟分别于1937年和1946年两次到访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有的文章将梁漱溟的这两次访问概括为一次“求同”，一次“存异”。“同”的是建国的理想目标，“异”的是实现的路线步骤。全国解放后，梁漱溟“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d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和民生经济举措提出意见和建议。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领袖人物的极大不满。有人说，梁漱溟不过是个腐朽的老儒，顶撞毛主席也是仗着自己是共产d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为了出风头，这证明梁漱溟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但纵观梁漱溟先生一生言行就能知道，这种揣测纯属无稽之谈，他一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抗战中梁漱溟就常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沈醉带军统特务去查办他。梁漱溟正气凛然：“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1946年梁漱溟任民盟秘书长，在代表民盟在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时，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d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面对白色恐怖笼罩下面对特务黑洞洞的枪口，这样一位不畏生死的爱国知识分子会是一个精明世故之徒吗？1972年底，举国上下“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小组学习，他发言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因为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在极左思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漱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今人以孔庆东之流为代表，以恶意揣测梁漱溟，以小人之心攻击梁漱溟以谏臣自居，标新立异，不过是因为梁先生的言行如同一块照妖镜，映照出孔某之流的肮脏丑陋，又迎合了一部分群体捍卫老人家一贯正确的心理需求。梁漱溟敢于讲真话、讲心里话，是因为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之则得，不对也好，总会对的。”梁漱溟对国家、对社会有自己的理想，一旦确定就从不轻易改变，所以他的一生虽然始终与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之以及诸位大师朝夕相处，却从不肯盲从所谓的“时代潮流”。对于这样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嘲笑其迂腐、不识时务、思想落伍，却找不出理由质疑其“反动”。对于执政者来说，梁漱溟先生可以称之为一位称职的“诤友”。梁漱溟自己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年轻的时候，一对佛学比较倾心，长期吃斋，年近三十还不婚娶，其父多次催婚，都被他拒绝。然而，家里的巨变使他后来转变了思想。1918年11月10日，父亲梁巨川作为前清遗老，过不了这一关，殉节而死，对梁漱溟产生极大震动，三年后，他彻底改变佛教思想，有了成家续香火的念头。这一年梁漱溟28岁。朋友伍伯庸的小姨黄靖贤芳龄28岁，也未婚配，家里条件不好，黄靖贤仅上了几年的学校，粗通文墨。见过一面后，梁漱溟说，黄靖贤小姐“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虽然这样评价，但是两个大龄青年的婚事还是很快订下来了，1921年11月13日，梁漱溟与黄靖贤成亲，婚后，最初几年两人还有很深的隔阂，但是越往后越甜蜜，有些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黄靖贤在给梁漱溟生下两个儿子后，梁漱溟还想要一个女儿，在两次小产后，黄靖贤再度怀孕，可是在1935年8月20日生产时，由于胎盘前置而死于难产，彼时山东邹平农村医疗条件太差，如果是在大城市，估计会有生还的希望。不过，当时黄靖贤年龄42岁，属于大龄产妇，就是放在今天也有极大的生产风险。梁漱溟对妻子感情很深，曾经在悼文《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写道：“我此后决不续娶，我将改变我的生活，今后为社会努力，这或者是我对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吧。”丧偶后的梁漱溟既当爹又当妈，谋生计还要将孩子拉扯长大，经常在友人家里搭伙，生活十分不方便，他坚持了九年。1944年，在友人们的一再劝说下，51岁的梁漱溟与48岁的桂林中学女教师陈树棻女士结婚。

一个大国的主席，竟如此接地气！两只手帮着别人的手取暧，这便是毛主席。务实亲民，从来没有耍威风、没有摆过一点的官架子，对待人民群众平易近人和接地气，自然不做作率性而为！1938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与来访的民主人士梁漱溟交谈。梁漱溟先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主席穿着厚厚的棉衣，头戴一顶帽子，一只脚踩在椅子上，随意的坐姿，看得出来是多么的不拘小节。梁漱溟则戴着礼帽，穿着长袍，脚上穿着黑色的棉鞋，一手像是在烤火，另一只手被毛主席双手握住在搓的样子，从毛主席的穿衣和屋里厚厚的棉帘子来看，这时候延安的天气是非常寒冷的，毛主席肯定是害怕远道而来的客人受冷，才一直在帮朋友取暖的，从这儿可见我们的主席对人才的敬重。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18日，比毛主席大了两个多月，两个人算是同龄人。两个人谈话的场景看起来就像两个久违的老友终于见面了，从肢体动作看这画面应该是谈的很投机，但是从穿着打扮看，我们的主席穿的也太寒酸了，真的是一普通的农民！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我们的主席多么的接地气！#梁漱溟生平简介#

1946年，上海各界公祭羊枣，也就是著名的左联记者杨潮，被当局囚禁而死。郭沫若主持，并发表演讲：不知还有多少青年，在铁窗旁边，等着一样的命运！【旧闻来源】《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5月19日《妻哭子恸悲草木 天呜地咽吊冤魂 今晨各界追悼羊枣》（有删节）九点钟左右，灵堂的门前就布满了黑压压的人头，灵堂的里面，更有人满之患。杨潮先生的道像挂在正中，上面是柳亚子同柳无垢横的挽联，“为民主而牺牲”这就足够说明了杨先生的平生。灵旁也全是花圈同挽词“杨潮，我们爱师，为了顾祝同恨你，我们要爱遍十万羊枣，恨遍所有顾祝同，安息吧！杨潮，我们在你的灵前发誓，担起你的担子，走完你未尽的路”。十点钟到了，仪式在哀乐中开始，杨先生的夫人，早就哭得连眼睛都肿了，听见哀乐的声音，更是悲痛万分她的眼泪掉在地下，也就掉在每个人的心尖。静默三分钟后，就开始念读祭文：“不知是真是假，福建最高当局看重了你的才能，坚请你去主持军政，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美国新闻处东南区当局也看重了你的才能，坚持你去兼任职务，于是你一身成了中美联合作战，在东南的象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终于遭到暗算，以莫须的罪名非法被捕了……”“呜呼！先生，你未死于战争，未死于敌人，却死于敌人失败、战争结束后的今天，而且死在罗织冤狱的中国人手里。”“呜呼！先生，民主一定要实现，人民的力量要胜利，我们要公正斗争到底，把你的志愿继承下来，把你的冤狱申洗明白……”接着便是主祭人郭沫若开始讲演：“今天我们怀着满腔悲愤，追悼敬爱的同志杨潮先生。正是苦难的祖国特别需要民主需要和平建设的时候，敌人把我们这一优秀的斗士残害了。我们无限悲愤！同时，我们知道，杨先生不过仅仅为了在言论思想上与当局背驰，就做了犯人，就囚死狱中，这叫我们想起，不知还有多多少少千千万万的青年战士，在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时候被默无声息地杀害！更不知有多少友好，不知何时被捕，不知囚在哪儿。他们在今天，还在铁窗旁边，等待着杨潮先生一样的命运！这样的摧残人权，简直是豹狼当道！”郭先生的声音在哭，而爆炸的愤怒，更烧干了他饱含的泪！“而且，我们的斗士们，不仅生前没有自由，连给杀死了以后，还是没有自由！这次杨先生的灵枢，从杭州运回来，还是赖着美国新闻处的帮助的！我们连运棺材的自由也没有！这成什么国家！这成什么社会！”“我们在杨先生灵前发誓，我们要将悲哀转化成斗争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拿出全心全力来争取一切诺言的实现，我们誓与一切不民主、反民主、假民主分子作毫不容器的斗争！替一切死难者报仇！”继续讲演的尙有梁漱溟、马叙伦、田汉、熊佛西，及学生代表。时钟指到十一点三刻了，会才在忿怒同哀痛中结束，然而又有一付对联映入我们的眼帘，“问新闻记者，有笔如椽，倘任冤沉海底，还说什么正义；况特务暴徒，嗜血若渴，仍旧到处横行，哪里会有自由！”人们的心就变得更沉重，沉重……#硬核新知科普##打卡挑战局#@旧闻社：杨潮，笔名羊枣，1933年入d，加入左联，以笔作枪，支持抗战，1945年7月抗战胜利，和很多进步文人一起，被当局以“案情重大”为名逮捕，1946年1月病死狱中，至死未经任何审判。这次上海公祭，矛头直指逮捕羊枣的罪魁祸首，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羊枣之死，当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也让当局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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