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积极作用精辟60条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哪个国家实现

1、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后来在哪个国家实现

(1)、韩非子的“术”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治军中也有所运用。当然，我们这里要认识到，韩非子所谓的“术”指的是国君控制群臣的手段，运用到传统的治军当中则是将帅控制士卒的策略，归根到底是一种权术，不同于军事战略中所运用的战术。因此，虽然我国古代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论著也很多，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2)、这种思想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是有积极意义的。

(3)、问题一：韩非到底提出了什么主张，帮助嬴政统一全国？

(4)、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的严刑峻法主张比韩非子更早)。

(5)、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6)、据《汉书●文艺志》记载，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有据可查的有189家，4324篇著作；而据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当然，真正流传广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学派一般公认的只有十家，即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其中，对于当时政治格局影响大要数法家、道家、墨家、儒家和纵横家。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道法自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儒家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人物，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忠恕、中庸、德治、仁政等；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是当时内部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历代首领称“巨子”，成员在各国做官都必须推行墨家思想，所得俸禄也必须缴纳给团体，墨家思想主张“兼爱”、“尚同”、“非攻”、“尚贤”等，并认为应该顺从“天志”。上述三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思想家，本人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即便是墨家也只是通过结社来间接实施政治影响。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诸子百家”中积极“入世”的流派--纵横家。纵横即合纵连横，纵横家产生于战国时期，大多数是鬼谷子的学生，以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而著称，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谋划多从现实的政治需求出发，其中合纵派代表人物有公孙衍、苏秦，连横派代表人物有张仪，他们都是显赫一时，佩一国甚至多国相印。纵横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没有像道、儒、墨三家那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7)、由于借鉴了先秦诸子各流派的思想精髓，又整合了法家内部的不同思想，韩非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对推动当时的时代进步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军事实践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军事理论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的很多军事著作如《尉缭子》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一直遵循法家思想，整顿户籍，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相对于没有变法或变法不彻底的其他六国，在治国和治军方面显得更有效率，秦国的国力也由起初在战国七雄中相对较弱变成强，充分体现了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思想。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更是将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发挥到了，而统一过程中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运用无疑赋予了秦国军队更高的作战效率。这一点在当时秦国著名军事家、将领尉缭子的著作中便有所体现：《尉缭子●制谈第三》中“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体现了“势”的作用，《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中：“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体现了“法”的约束，《尉缭子●攻权第五》中“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则体现了“术”的运用。

(8)、再比如吴起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后来打败了强大的魏国。还有乐毅在燕国进行的改革，偏远的北方国家燕国经过改革后，竟然把强大的齐国打得连连败退，甚至后只剩下两座城池。

(9)、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10)、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12)、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13)、汉代之后儒学肯定是无可争议的官方主流，法家怎么可能干得过儒家呢？

(14)、韩非子的“势”指的是权势，运用在治军当中就是兵权。按照韩非子的观点，“势”应当操之于国君之手，如《韩非子●八经》中提到：“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运用在治军的兵权当中，有些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兵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概念，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古代，军队的领导权当然属于帝王；而指挥权却常常属于统兵的将帅。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因此将帅在领兵征战时，要有足够的及时做出决断，并且不受帝王的干预，“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需要帝王有足够的胸襟和对将帅的信任，同时也需要将帅有足够的担当。汉代周亚夫驻守细柳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受到汉文帝的提拔和重用便传为历史佳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常常有野心勃勃的将领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拥兵自重，甚至进而割据纷争，形成地方军阀势力；而过于强势的帝王又往往将兵权完全收归己有，甚至杀戮功臣，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在我国传统治军理念中，如何平衡“势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15)、古代中国初的宰相是三公。到汉代，皇帝发现外朝的官员接触太少，还是自己身边的内廷官员信得过，比如每天给自己捧书研磨的随从就不错。在古代捧书被写作“尚书”，所以到隋唐时期，尚书等职务就逐渐从皇帝的内廷官员走向外朝变成新的宰相，以前的三公成为荣誉头衔。

(16)、虽然该著作名称是《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然而全书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具体阐述只有不到四分之三的篇幅。该书由上、下两篇和余论组成。

(17)、甚至，在朝堂上讨论国家事务，比如接下来打哪个国家、提拔哪个官员，国君也不能直接亮明态度，应该先让臣子讨论一番，这样做可不只是为了辩明问题，也是为了维持国君阴晴不定、难以掌握的形象。只有做到这些，君主才能驾驭人数众多而且水平很高的大臣们。

(18)、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19)、墨家的民本思想墨家代表小工商者的利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节乐和非攻的主张。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兼爱”就要人与人相亲相爱，不要相互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和祸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

(20)、比较典型的是后来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对“法”和“术”的发扬与运用。韩非子的“法”的思想精要就在于严法度，明赏罚，运用在治军当中则是以法治军，赏信罚必，而我国历代著名军事家对于“法”在军队管理中的作用都很重视。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遗令》中提到：“吾在军中执法是也”；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将苑●威令》中有：“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踵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五代石敬瑭《严约军法敕》中有：“古之用兵，必先立法”；明《兵经●勒》中说：“胜天下者不驰法”；《草路经略●军刑》中说：“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

2、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1)、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2)、韩非，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称赞过这位古人：“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韩非所著作的《韩非子》闪烁着治世大智慧的光芒，我相信，读过《韩非子》的每位读者，都会深深地被这本书中治世智慧的光芒所吸引。纵览古今的悠久历史中，文化璀璨的星空中，韩非的思想就是一颗耀眼行星，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中，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照亮前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智慧光芒。

(3)、我们应该看到，站在历史转折节点上的韩非子，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发挥过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弱点也很明显，这也是导致完全采纳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秦王朝迅速灭亡，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很少公开直接推崇法家思想的原因。我们还应该看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绝不同于现代的法治思想，虽然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看似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相似之处，但是韩非子这里的“平等”充其量是“大臣”和“匹夫”之间的平等，国君或者是后来的帝王却依然高高在上，“法不阿贵”的“贵”也不包括国君或者帝王本人，因此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多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里当然有韩非子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并且韩非子本人也认同：“法与时转则治，与世有功”，我们今天距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照搬照抄韩非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绝不等同于封建时期的军队，我们今天依法治军是依照法律管理军队，积极推动军队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本分，其中加强法治才是根本目标，不等同于封建时代治国、治军理念中将“法”仅仅作为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手段。我们今天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以及在传统治军理念中的影响，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发挥其中一些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于其中的糟粕应该加以剔除，譬如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是建立在“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基础上的，上下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诚信相待，绝不可以玩弄权谋之术；又如在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中，对于干部战士遇到现实中的困难，管理者应该及时给与适当的关心和帮助，而不宜以“赏不加于无功”为由而不予理会。(来自“柳依雪”)

(4)、而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名。孔子是高度重视“正名”的。“名”其实就是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的运行，必须遵守一种等级秩序。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要遵守君主的规范，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要有臣子的规范，做儿女的，要有儿女的样子，要遵守儿女的规范。儒家正是用礼，编织起了一张以封建宗法制为纽带的大网。

(5)、为了实现能让公平的受教育目的，往圣学所有师生必须严格遵守校纪学规，一有触犯无论是谁，上至校长下至学生，应一律按校纪校规处理不讲情面！

(6)、提到“法”，我们会习惯性联想到“严刑峻法”，其实“法”基本的含义是“标准”，而“法”这个的概念，其实儒家早就在用了。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认为，世道之所以乱，是因为人们欺君犯上，不遵守秩序。

(7)、这其实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国君要坐在高大的座椅上，要穿戴着华贵的袍服冠冕，要说一不金口玉言，即使犯了错也要将错就错。只要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商纣那样昏庸残暴，国君的命令也能执行。

(8)、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9)、清朝之前，历史对于韩非的评价是负面的，总把他与秦朝苛政、二世而亡捆绑在一起。汉董仲舒认为，秦之暴虐与韩非有关，“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汉书·董仲舒传》)。宋朱熹指出，韩非误导君主，“考之前史，则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论督责税赋状》)。汉桓宽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认为韩非死有余辜，“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盐铁论·刑德》)。汉冯衍认为，应烧毁韩非所有的书籍，彻底抛弃韩非的歪理邪说，“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显志赋》)。

(10)、除掉了那些不听话、不劳动、不为我所用的人，国家就好管理了。君主一声令下，耕田的耕田，打仗的打仗，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相当。至于什么学校、娱乐，统统不要，根本不需要经史子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知识越多越反动，只要会背法律条文，会看大字报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听学者们胡咧咧，思想啊，艺术啊，那些东西，既危险又没什么用。谁要是想学点什么，以吏为师就可以了。

(11)、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12)、韩非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不相信人们之间有真正的互相信赖和忠诚。那么，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就要尽大可能地压缩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征服一切，把一切都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权力不仅成为了一种政治现象，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它浸入到一切领域，浸入到阶级、集团、学校、舆论、家庭和私人关系之中。人君不要恃人之以爱为我，不要去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是要人君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即使有使人不得不为我出力的方法。《韩非子·显学》：“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因为，权力作为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之具有强制性特征，能够迫使他人服从。而一个君主如果没有权力，是没法统治的。因此，君主应该依靠权力意志来生存。《韩非子·八经》：“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为了帮助君主建立起统治权，便把本是维护道德的法改为维护君主权术的法，法就成为了统治者治理臣下的手段，成为了统治者的私法，成为了加强对社会约束的法，变成了专制的工具。《韩非子·有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必须布告天下，让老百姓知道。《韩非子·难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自此以后，法就成为了中国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是为了执行统治者的意志，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因此，法实乃刑的同义语，《说文解字》：“法，刑也。”

(13)、颜渊赞叹老师孔子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用这句话来评价先秦思想学术文化，也是恰当的。学习研究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越学习越感到其高大伟岸，越研究越觉得其玄妙深远。先秦诸子百家永远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学术文化宝库。每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就更加离不开先秦圣贤及其思想学术文化资源，他们会给我们价值指导，他们会给我们智慧启迪，他们会给我们谋略选择。我们不要忘记：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资源还在滋养哺育护佑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啊！

(14)、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就是采用他的学说，统一了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15)、“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16)、(1)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17)、于是，韩非到了秦国后，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心终究是向着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国，如果重用他，他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的。如果放走他，让他到别国去，万一敌国重用，给秦国捣乱，也是个麻烦。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了。”

(18)、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19)、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能够认清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因为韩非从小时候开始说话结巴，所以他不善于表达，更不善于和别人争辩，但能够自知自身存在的不足，弥补自己说话方面没有口才的不足，把思想寄托在笔尖上，著书传世。他能够自知不足之处，这可以说是他的智慧之处。韩非初在韩国，他想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曾多次进谏韩国的君王，但每次君王都忽视他的谏言，无法得到重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却战胜了私人情感的欲望，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秦国，为秦国提供法家思想，成就了伟大的思想家。这就是韩非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体现内心强大的之处。当下，无论对于我们人生，还是国家，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能够知明、知强，才能收获成功，国家才能久盛不衰。

(20)、顺带说一句，在斯巴达城邦，其公民也如蜜蜂围绕蜂王聚集在一起，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年轻人所受训练的使命就是保持城邦的威力，任何与这目的无直接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放弃。因而一个斯巴达人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据此看来，韩非也是这一思想。

3、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学派

(1)、一是法治派，以商鞅为代表；二为势治派，以慎到为代表；三则术治派，以申不害为代表。

(2)、农家的民本思想古代农官导民务农，民务农不仅仅为了获得土地之利，而贵在其志专心。民务农，则朴实易用，多力国强，而且不再去议论政事长短；有了土地，农民就舍不得再向外迁徙，专死土地而无二心。更为激进的是许行的“君民共耕”思想，要求国君与民一起劳动。

(3)、法是韩非思想高范畴，集聚着韩非所有的政治理念和方法举措，“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心度》)。法的核心是赏与罚，“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奸劫弑臣》)。

(4)、为了提升国力，秦国保持着开放态度，吸纳各国人才来到秦国，甚至秦国有名的那些宰相都不是本国人，比如范雎和张仪是魏国人；魏冉是楚国人；商鞅是卫国人。但这么多人来到秦国，难免有包藏祸心的。

(5)、不过统治集团中不只有君主一个人，还有许多大臣，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行政管理。这些人万一动了坏心眼儿，很容易给君主带来大麻烦。为了帮助君主驾驭臣僚，韩非拿出第二件法宝，叫“术”。

(6)、非子着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7)、法治改革，独尊法家，这是韩非作为法家代表的精髓所在，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假若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8)、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9)、墨家在西汉时基本绝迹。秦汉之后，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名为两家，实有三家。南北朝刘昼认为是道、儒两家，“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刘子·九流》)。冯友兰把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认为极高明即玄虚精神，主要来自道家，道中庸即入世精神，主要来自儒家，两者结合，便是中国哲学精神。(冯友兰著：《新原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儒家与道家形成了阴阳互补的文化结构。法家沉寂了，却没有绝迹，而是暗流涌动，士大夫耻谈法家，统治者却明贬暗用。法家与儒家一起建构了外儒内法的政治结构，诚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在传统社会，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是儒家和道家，指导中国政治运作的是儒家和法家。

(10)、总之，该书不仅细致分析了韩非子政治思想，而且揭示了其蕴涵的多种理论可能性及相关历史实践，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韩非子政治思想乃至整个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视角和途径，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思想关联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借鉴和反思。

(11)、墨子强烈反对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因为孔子的“仁者爱人”，并不是真爱，他是有差别的。墨子认为这不是真爱，真正的仁者，要爱天下所有的人，这叫作“兼爱”。

(12)、这样看来，韩非根本没来得及为秦国效力，为什么说秦王统一全国的政策是按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呢？

(13)、☆本书另一大特点是对比关照中西文化关于人性、法治、民本与民主的不同看法。在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下，进行中西比较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可以古为今用，而且可以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

(14)、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15)、在孔子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周王室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君主，诸侯干点什么都要顾及周天子的面子。到韩非所在的战国后期，各国竞争已经白热化，连周王室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被灭掉了。

(16)、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社会现象。

(17)、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条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浮现了，并由韩非子发布出来。接下来两千多年，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上都沿着这个大方向前进，终在明清达到巅峰。

(18)、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19)、商鞅变法拉开了秦国变革的序幕，但我们知道商鞅后被五马分尸。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国内仍然有强大的保守贵族势力，给秦国拉后腿。而且随着国土面积扩大，秦王也需要用一套有效的手段把新的资源都卷入国家这台大机器里。这是秦王开展统一大业面临的突出挑战。

(20)、比如，国力强大需要国富兵强，那就奖励民众好好种地、打仗。这时，吃白食的旧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他们会把几百年前某位祖宗定下的某个规矩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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