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有怎样的品质精辟95条

对顾炎武的评价

1、对顾炎武的认识

(1)、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著名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2)、后来海瑞经过慎重的思考，终决定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海瑞在奏疏上写到，嘉靖皇帝就是一个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官吏贪污、役重税多、盗贼滋织，这些都应该皇帝负责。但是你每天都在享乐、研究长生不老，你应该反思自己，将自己的心思放在国家治理上。

(3)、 站在林荫小道上，一大片的红色、黄色郁金香如同一只只鲜活的蝴蝶，在暖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生机盎然，亭亭玉立。

(4)、章太炎读书，不是儒生，而是狂士，有一把火，他是迟早要激烈燃烧，绽开的。

(5)、20世纪三十年代，章太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活动，除了诵读佛经，他还不忘给蒋介石带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6)、晚年，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还是史学第一？

(7)、开始的时候，顾炎武认为“夷狄”并非中国的民族，属于外族，因此认为清朝入关属于“亡天下”。但是后来，他认识到夷狄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优势，心中的“华夷之防”逐渐松弛。

(8)、到了京城，章太炎照例不依不饶，每次经过新华门时，都要破口大骂：新莽门！

(9)、      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意在纠正空疏之学的流弊，使理学回到经学的轨道上。他树立经学，提高经的地位，而抑制理学，说舍经学而言理学就导致禅学。这一论断对“理学”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它是在理学盛行，特别是陆王心学控制整个社会风气的情况下被提出的，所以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梁启超对此评价说：“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得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之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尊贵之学阀而妇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五百年来思想界一大解放也。”(《清代学术概论》)然而，“矫枉”未免“过正”，“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虽然没有否定理学，却抹去了理学的独立性。事实上，理学不应等同于经学，它是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比原始的经学更为理论化，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使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梁启超对此又有另一方面的评论：“‘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一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象而别供一偶象。其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同上)

(10)、哪知道章太炎根本不惧，依旧玩世不恭地说：“革命必须流血，我被清廷已拿查六次，再来第七次又何妨。”

(11)、·既敷赞曰：“范文正公是个有位大抱负的人，他的品学识度，在宋代实不愧为第人物。”

(12)、·徐有真称赞范仲淹：“盖自太祖而后，君德莫盛于仁宗；辅政之臣，人才莫盛于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论之，该莫盛于范文正公”。

(13)、秦燕春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书中简单列举过清末出版的顾炎武著作，比如，点石斋的石印本《日知录集释》，扫叶山房的刻本《圣安纪事》，味静斋的《顾亭林先生诗笺》，校经山房的《圣安纪事》，图书集成局的铅印本《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在道咸以降，特别是光绪年间，出版较为集中。晚清上海发生的印刷革命为之提供了条件。1880年代开始，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有许多优势。雕版书字不能太小，而字大，书就贵，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缩得很小，书价就便宜，读书人买得起。石印制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书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鲜。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读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则可随时刷印，不计多寡，非其利欤？活版则排印甚速，字迹清明，价值又廉，流传甚广。”而且，更重要的，石印高效，“印速甚快”、“制作甚奇”，比如文明书局，机器全部开足运营，每日能印书20余万页。

(14)、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一直是选拔官员的重要工具，顾炎武既然要废生员，那么如何组织官僚体系呢？他的解释是：“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员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员之制。”具体而言，顾炎武的矫正方法主要是改革科举制度，减少科举名额，加强实学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在科举制度外，重新恢复人才推荐制度。顾炎武与黄宗羲对此立论虽不同，其实却并非完全背反，因为黄宗羲所着意的议政学子乃其理想中经过改造后出身学校的学子，顾炎武痛斥之生员则为现实中未经学制改革而产生之生员。

(15)、但章太炎并不买账，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立马翻脸，开始集中火力反对袁世凯。

(16)、章太炎家传医道，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所以说他的回答是玩世不恭的大实话。

(17)、1936年6月14日，彻底衰老的狂士，饭后绕住宅散步，猝然倒地，没有留下什么遗言，走得很干脆，很安静。

(18)、内容简介：明末清初三大儒的哲学思想各有特色。王夫之是在繁复当中体现理性反思的深刻，黄宗羲是在丰硕当中体现人性关爱的深情，顾炎武是在简洁当中体现智性豁达的深切。王夫之、黄宗羲都写过大量的哲学作品，在哲学中见思想；顾炎武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作品，而是面向广阔的大地，在思想中见哲学。王夫之、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打上了宋明理学的烙印，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呈现了先秦儒学的本色。

(19)、顾炎武初的遗民生活是“隐于商贾”，即以经商方式逃避与清朝的政治合作。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其断断续续经商，持续六七年，曾贩卖过布匹，可能还做药材生意。这期间，顾炎武还参加了苏州吴江的遗民诗社--惊隐诗社(又称“逃社”，也称“逃之盟”)。康熙二年(1663年)，社中骨干人物潘柽章、吴炎，因受“文字狱”牵连，被当局所杀。此后，惊隐诗社逐渐停止活动。潘、吴遇难时，顾炎武已游学北方，他在太原听到潘、吴遇难消息，写下了《祭吴潘二节士诗》，对这两位遗民同道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的极高评价。顾炎武还将孤苦无依的潘耒(柽章之弟)收为弟子，加以多方照料和精心培养。

(20)、·《共产d员修养》：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要求共产d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2、顾炎武有怎样的品质

(1)、1613年，顾炎武出生。14岁时，他和同窗归庄成莫逆之交。18岁时，两人到南京参加考试，一起加入了复社。两人虽然才华横溢，“博学于文”，但是却屡试不中。从27岁开始，他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转而学习地方志，从中了解农田、水利、矿产、交通以及地理沿革方面的知识，这为后来《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3)、顾炎武在关中结识的第三个要好的朋友，是华阴的王宏撰。王宏撰不仅是关中颇有名望的理学家，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走遍天涯的游隐义士，他一生曾多次到南京、苏州、扬州一带访学探友。公元1663年，顾炎武到达华阴后，慕名拜访了王宏撰。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公元1677年春，顾、王二人一起到北京昌平祭扫了明思宗陵墓。同年九月，顾、王二人再次相偕来到华山脚下，结邻定居。二人朝夕相处，纵论时局，切磋学问，畅谈国家兴衰治乱。公元1682年1月，顾炎武因病在山西闻喜县逝世。得知噩耗，王宏撰痛惜不已，并深切哀悼与顾的深厚友情。次年，还把自己的宅邸改名为“顾庐”，以作纪念。此后，年年清明，王宏撰祭扫顾炎武陵墓并写诗颂扬。他评价顾炎武，“古所谓义士，不合于时，以游为隐者也”，是一位以四处游历的方式过着隐居生活，且坚决不仕清廷的清高义士。

(4)、主讲人：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5)、·苏舜欣赞范仲淹：“舜欣尝静思：阁下功业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爱而美之，非人至尽受惠也。由阁下蕴至诚，以康济斯民为己任，故诚之感人。如四时之气，鼓动万物，远近无不被也”。

(6)、在客居山东时，顾炎武也常出入于北京，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间他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尽管甥舅关系比较密切，但顾炎武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他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他断然拒绝。后来他干脆远离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隐居起来。

(7)、思想缘时势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国“世变之亟”的当口，相较于黄梨洲、王船山，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举曾国藩、梁启超二人为例。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亦讲其“博大精微，体用兼赅”。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他在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亭林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8)、内容简介：顾炎武为什么旅居山东。顾炎武旅居山东的简史与心路历程。顾炎武与山东文化名人的交往。顾炎武与《山东考古录》。旅居山东在顾炎武生平、业绩中的地位。

(9)、就这样，海瑞不仅保住了一条性命，他还有一个好名声。自此之后，很多的官僚们也是很尊敬他，但是没有任何人把他当做一个榜样去学习、效仿。因为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始终不是官员中的主流。

(10)、      关于顾炎武与朱熹在“下学与上达”认识上的分歧，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即对“一贯”的认识。

(11)、内容简介：自梁启超谓顾炎武为“清学之开山祖”，学界皆以为然，悬为定论。在通常观念中，“清学”是以乾嘉时期的文字训诂之学为典范的。然而，乾嘉学术实质上不足以继承顾炎武的学术精神。在顾氏那里，学术以求道仍然是其根本目的，虽然与宋明理学的表现形态不同，但学术的精神气脉仍然是一贯的。

(12)、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

(13)、顾炎武对中国思想史贡献巨大，其大贡献在于用实证方法做学问，近代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科学思维的先驱。不过，他的实证方法并非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方法。固然，他重视实地调研可以导向科学方法，但另一面，因为他太推崇古代经书(这是经学的逻辑前提)，因为他太强调经世致用，这都限制了他的方法向科学迈进。

(14)、顾炎武所受的良好家教，还有来自嗣祖的知识教诲。绍芾因其本人曾长期困于科举考试的经历，原本无意于让炎武走科举这条路，平时教授炎武的大多是无关科举应试的古代经典，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史学名著，以及《孙子》《吴子》之类的兵法经典。他谆谆教导炎武：“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有一位常与其往来的老者向绍芾建议：“此儿颇慧，何不令习帖括，乃为是阔远者乎？”绍芾经不住别人如此善意劝说，才勉强让炎武学习科举文字，但并不指望炎武在科举仕途上有什么发展，所以在炎武十四岁考中秀才后，本该是其一门心思备考举人，绍芾却拿出自己手抄的邸报来给炎武阅读，欲使其知晓国政时事。

(15)、《日知录》抄录文献占了十分之七作者自己的话不过占十分之二三。就此而论，说它是一部“札记”，似乎并不为过。但是深入地看，作者并非随意或机械地抄录别人的话，而是经过了一番“采铜于山”的精心筛选和提炼才录入其书，这些看似“不过储著作之资料”的“札记”，其实是作者“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得来的“采山之铜”。他之所以花这么大功夫，“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乃是为了在茫茫书海中挑选出切合于己意的别人的话，以便确切地借用他人之言来表达其本人的思想和见解。他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因其看到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所以他要特别提倡“道问学”，并亲自以其《日知录》作出表率：其书大量地引用他人之言，恰在于显示其学问之广博，表明其“尊德性”而不离乎“道问学”；而其书不取章句体例，而是萃集他人之言来阐明一个一个貌似互相孤立而实则有内在关联的“含有意义”的问题，且往往在引用别人的话之后附以作者自己的评论以起画龙点睛之作用，抑或先亮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而后引证他人之言，则在于显示其有“观其会通”的本领而绝非一般“章句之士”所可比。由是观之，《日知录》实是作者为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统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

(16)、学习目标既已明确，那么学习的路径是什么呢？总结起来，有两条：

(17)、内容简介：作为宋明理学向清代考证学转型的开山，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思想，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深入研读，对理学作出了从论学旨趣到内容与方法的全面清理与取舍，进而以引入金石之学考证经史、以音韵学为训诂之基石，对经史之学作出了全面的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广泛的成果，为清学奠定了规模，标示了方法。

(18)、第三讲　“读万卷书，行路”：顾炎武的治学方法(2021年7月17日)

(19)、·黄宗羲赞曰：“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

(20)、王氏自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礼义约束，进入顾家后，对待公婆异常孝顺。抱炎武为嗣子后，教子有方，其“未嫁守节，孝顺公婆，立后训子”的事迹，广为乡人传颂。崇祯九年(1636年)，被御赐“贞孝”牌坊，其事迹被载入《明史·列女传》。

3、对顾炎武的评价100字

(1)、自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的数十种晚清《经世文编》中，能看到大量的对亭林先生的引用。这些嘉道以来的士子，言及亭林，多援引其封建郡县论、考试、铨选、吏治、赋税、钱粮、盐课、钞法、兵政、地利、舆图、河防、水利等论说。其中，尤以《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被引述多。略举两例。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嘉道间士人张杓写的《日知录跋》，称亭林先生“挟经世之才，怀匡时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日知录》：“自经史而外，凡国家政治，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无不援据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之败坏，世教之陵迟，则陈古讽今，尤三太息。盖先生目击明季之政，故不觉言之深痛如此。”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中所收，谢应芝(1795-1862)《书郡国利病书后》：“亭林山人博极群书，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录大备，而莫善于西北水利。东南既无旷土，而西北尚多闲田，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粮赋减、漕运罢、河工省，一切杂税皆可弛，民克安其业，享其利，虽谓井田之良法复行于今可也。”仅列此两例，亭林身后，士人多数是在这样的“经世致用”语境中阅读和引申前贤的。而在嘉道、咸同年间，西学尚未大量引入，士林谈经世，尚无新的思想资源，因此，他们的谈论基本也不脱这个君国体制的框架。也就是陈天华所说的：“彼时学科不全，而当时风气，喜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

(2)、·早年在长沙师范给黎锦锡的信：“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齑粥自爨。”

(3)、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到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d消”的劝告，要求取消政d。

(4)、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受学者们推重的是顾炎武的经学考据作品《音学五书》，这是奠定顾炎武“经师”地位的一部经学著作。当时，《日知录》并不受待见，如章学诚曾在《与林秀才书》中称，《日知录》只是“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至晚清，《日知录》方受学者重视，如安徽学者包世臣曾在《读亭林遗书》中评论说：“窃以为近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清末民初，学界泰斗梁启超研读《日知录》，其看法前后有变化：起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日知录》是“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作，不过储著作之资料”，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乃称《日知录》是“含有意义”的“一种精制品”。

(5)、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还说：“《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这话虽然没有明确批评程朱理学，但对其不满情绪也显而易见。他曾借孔子的话批评宋玉“为俑者不仁”，濂洛言道学，导致后来借以谈禅，是否也可以说“不仁”呢？

(6)、章太炎，原名学乖，又名炳麟，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祖父章鉴、外祖父朱有虔都是江南遗老，父亲章濬是造诣很深的古文经学家，家中有世代传承的医学和藏书楼，在这样的家族长大，章太炎自幼痴迷于书，而且很早就有华夷之辩的反清意识，因为追慕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绛(顾炎武)，后来改名章绛，号太炎。

(7)、清末，有一阵子风声很紧，蔡元培劝他离开：“我看除走外，没有其他方法可想了。”

(8)、但是，但凡有的官员在性格上有点棱角，他不是被同僚们排挤，就是不受当权者的喜爱，这一点在明朝尤为突出。具有这样性格人，不禁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朝清官海瑞。

(9)、 十二星座 | 委屈的乾隆 | 芙蓉红 | 中秋  

(10)、·武攀龙赞曰：“公之忠义在朝廷，勋猷在竹帛，世济厥美在累朝，而祀事孔明在万祀也。”

(11)、第九讲　顾炎武与宋明理学(2021年10月16日)

(12)、“信”“孝”“忠”，成为顾炎武道德认知的基本理念。后来他在《日知录》中诠释人性道：“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贞，妇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

(13)、·诗人元遗山称颂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位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其忠，可以支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际圆盖而蟠方舆。堵天下如泰山治安”。

(14)、顾炎武又深厌明代法网过密，“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顾炎武批评的其实不是法制之弊，而是黄宗羲所谓的“非法之法”之弊。

(15)、但是海瑞没等到他淳安县，就先一步呈上了禀帖，大致意思是希望他不要铺张浪费，让他拒绝地方官的阿谀奉承，否则海瑞就会上奏皇上他的所作所为，鄢懋卿在看到这封禀帖之后，绕道淳安县而去了。

(16)、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被收录于《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的各类著作共有34种(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在所有这些著作中，能代表其“通儒之学”成就的有3种：《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

(17)、(1)“毋剿说，毋雷同”的创新原则--顾炎武在《日知录》(八卷本)自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第十九卷《文人模仿之病》更明确提出：“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18)、内容简介：“经世”一词由来已久、含义广阔、几经变迁，在明末时期同“致用”结合并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们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他们关注现实、注重实践，力图扭转浮躁玄虚的社会风气。本讲通过深入阐发顾炎武经世致用观的思想渊源、产生背景、核心内容与为政启示，展现其丰富的思想与价值蕴涵。

(19)、梁启超说：“我生平敬慕亭林(顾炎武)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说他是“经师”，是说他关于经书的学问好；说他是“人师”，是说他的人品足为世范。

(20)、·陈基赞扬范仲淹：“唯文正公以间生之气、王佐之才致位将相，为宋宗臣百世之下。诵其诗、读其书者，可以厉忠信而尊君父，。兴王道而至太平”。

4、对顾炎武的评价是什么

(1)、顾炎武自己对科举考试也是心不在焉，崇祯年间与同乡同学归庄一起，积极参加复社的活动，常跟四方之士打交道，荒废了科举学业，虽屡次参加乡试，却每试皆败。当时，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兵双重打击下，明王朝已然摇摇欲坠。炎武常读邸报，对于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大体了然，他深为国家命运担忧，又自觉经世乏术，愧疚难当！27岁乡试再次落第，他毅然决然放弃了科举，义无反顾投身到为国分忧的实学兴邦的事业中。

(2)、·蒋中正赞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人民自任，即可以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赵宋…思想流于佛道，文化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胥吏，经济则土地兼并，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凌，内乱频发。范仲淹首着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

(3)、·周易赞扬范仲淹：“窃惟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间；其建功树业，当垂无疆之休。公之精神，感召流行于宇宙者不朽。”

(4)、·刘武臣赞曰：“有宋范文正公，丰功硕德在当朝，而风流遗韵在来代，其不可不祀者乎！”

(5)、明末清初思想家、经学家。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本名顾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1)明遗民。

(6)、·赵承僖：“文正公以德以功，既无忝伊傅之为辅相；以学以识，择有功于洙泗道统之传。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将则安边御敌，入相则尊王庇民”。

(7)、·诗人王十朋赞扬范仲淹：“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才兼文武，永履仁义”。

(8)、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已成情况下，顾炎武开始了后半生“北学于中国”的历程。

(9)、·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深层、根本、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10)、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

(11)、同时，顾炎武当时也指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顾炎武认为，国家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王朝。保卫国家，那是君臣的事情，和百姓无关。但是如果国君虐害人民，使得民不聊生，那就是亡天下了。另外，如果外族入侵，要毁灭华夏文明，那也是亡天下。拯救天下，那是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这句话被后来的梁启超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2)、甲午战败，在章太炎那里，就是那一把燃出他激情与愤怒的火，此一阶段，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且开始为革命活动到处跑。

(13)、与朝廷改科举政令衔接会通的，1880年代开始，各地书院、学堂的课题已经日益明显地向时务策论倾斜。涉及亭林及其经世学问的试题便不少。比如，1881年宁波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顾亭林郡县论书后”；1889年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读史方舆纪要书后，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间经济六科：一曰内政，以考求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凡有志应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习，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见”。1889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录论治孰优”；1891年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掌故类：“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秋季课题，掌故兼时务类：“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论赞”。1900年湖北黄岡文童调覆题：“论国初四君子，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汉阳凤山书院策题：“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而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1901年，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出题：“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以经策命题，时务兼西政类：“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日知录集释》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14)、·钱大昕赞曰：“义田遗泽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

(15)、      可见，所谓“理学，经学也”之论断，字面上虽没有反对理学，但实际上具有否定理学的含义。批判陆王心学，绝不是为了恢复程朱理学，而是要大张经学之旗，恢复孔子经学的本来面目。他治音韵说，花三十余年时间，“所过山川亭邦，无日不能自随”，五易其稿，终成《音学五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所谓“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序》，绝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讥之为“复古”，顾炎武一向反对模仿古人说话，“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文人求古之病》，《录》卷十九)顾炎武这里的意思是通过“知音”而达到“通经”。他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与人书四》，《亭林文集》卷四)但决不是为了恢复到汉代经学。清代惠派所谓“凡汉皆好”，“惟汉是尊”不能算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延续。顾氏恢复的是“五经三代之书”。他借孔子的话，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菟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自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欲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他的《音学五书》，希望“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是欲达到“一变而至道”的目的。

(16)、(3)“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实用原则--《日知录》第十九卷专列《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条来论述之。而顾炎武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又称“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可见，《日知录》是欲为“王者”(顾炎武所期待出现并坚信必将出现的未来华夏王)治国平天下提供思想参考的实用之作。

(17)、海瑞就是一个性格有棱角的人，他不仅性格偏执，又不畏强权。但是终却能在奸臣遍地走的明朝得到善终，这不禁让我有点疑惑。后来我在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中，终找到了答案。

(18)、迷之雍正 | 卖身少女 | 战狼 | 金砂红

(19)、·两任宰相王安石称范仲淹“一世之师，名节无疵；名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蹈祸不愫，骇正怡邪。”

(20)、顾炎武设想的县令，其实质就是封建诸侯。诸侯世袭，而县令可世及。如此设计，原因是，“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无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县令与县民关系就像父母与子女，则民富国安，遇外敌则拼死自卫。“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又因县域大不过百里，也不足以称兵作乱。况且邻有别县，上有太守，县令也没什么作乱空间。

5、顾炎武的评价200字

(1)、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住下来。

(2)、本书为新增订版，未删节全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增加十二万字增订内容，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照片，增加大量亲历者采访资料，如曾氏家族后人、刘文典等大师后人亲述。

(3)、周至李颙(二曲)年幼家境贫寒，因交不起学费，老师不愿教他。但二曲勤奋好学，坚持自学，早起晚睡，潜心苦读从不懈怠。由于广涉博览，28岁前他就熟读了《易经》《春秋三传》《十三经注疏》《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资治通鉴》《二十一史》等，成为关中第学者。他的才学，深得顾炎武的佩服和称赞，顾炎武说，“艰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李二曲不仅到处讲经论道，而且性情耿直不阿，坚决不接受清政府赐予的官爵。据传，他曾经被人强行挟到北京午门外朝金銮殿叩头谢恩，可回到家乡之后，他又隐逸起来。不久又被康熙皇帝以博学鸿儒征召。他依然坚决不去，并反锁家门，久唤不应。一天，陕西一位大员亲自登门催他进京，李二曲坚定表示，“誓死不做清官”，并绝食多日，以示抗议。地方官仍不罢休，李二曲便叫人抬出棺材，他自己拿了一把菜刀，躺进棺材，准备拔刀自刎。无奈，官方只好罢休。

(4)、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也。”(《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以下简称《录》)在“王介甫之新说”下，顾炎武解释道：“《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顾炎武的这个解释的用意很明显：王介甫为靖康之难负责，那么王伯安鼓吹“良知”，开了明代空疏之学的恶例，不也应对明朝的灭亡负责吗？这样就把明朝的灭亡归结到陆王心学上。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清谈深恶痛绝，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身为明代遗民，顾炎武对明代的灭亡深为痛心，从总结明代灭亡的教训出发，他把陆王心学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他认为造成社会治乱的根本因素是“人心风俗”：“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明末社会风气败坏，导致明朝的灭亡。而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又是心学，故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说朱陆早异晚同。顾炎武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是“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称赞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进行辩难的罗钦顺的《困知记》和陈建的《学蔀通辨》是“今日中流之砥柱矣”(《朱子晚年定论》，《录》卷十八)。

(5)、·范文程赞曰：“公做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大通六经之旨，文章必本于仁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名士之才。致位将相，正色立朝，亟意尊主庇民，厉官过化，靡不绘像立祠。故有‘泰山北斗，景星风皇’之诏，‘第人物’之称。世济忠直，有功名教，同与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圣帝明王并登祭典。”

(6)、章太炎跟孙中山认识，是梁启超介绍的，他觉得在政治主张上两人是志同道合的，见面就跟孙中山带来的十几人喝酒，喝了七十杯不醉，众人皆说他是第一等风流人物。

(7)、·张益赞曰：“惟公间气所生，心与学术俱正。虽其才不尽展，乃若功德之人者尚多。节义足以厉俗，进退绰绰。非古之所谓大臣着，何能与与此乎？当时使能尽用，必将成就大业，以济天下，此概君子所深惜也。然公之自立于天地间者，百世不泯，祠当百世愈新。”

(8)、·《东都事略》卷五十九载：“仲淹之语，忧乐信所未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9)、      “理学，经学也”的论断是顾炎武在一封信中提出的。他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众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对这段话的理解，学者有分歧。全祖望在重述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时说：“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卷十二)全祖望的复述，是符合顾炎武的原意的。顾炎武没有一概地否定理学，但他认为理学的内涵是指经学，舍经学，理学就流于禅学。这样，理学和经学在顾炎武那里，就是趋于等同的概念。全祖望的表述，不过是突出了顾炎武的这一思想。

(10)、义和团运动时，章太炎力主驱逐满蒙，并且割辫明志。那一阶段，他在东京常常穿着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和服，左袖上绣着“大汉”两字，头发披散着有五寸多长，左右分开梳着。

(11)、·文学家马中锡赞扬范仲淹：“夫范公一代奇才业，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12)、后来，章太炎在学界跟人起争论，有人就说“梁鼎芬来打你屁股了”，章太炎听了，立马微笑不语。

(13)、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章士钊说顾氏《日知录》的重获盛行，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顾氏《日知录》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数年前石印，书贾发行之数，不下十万，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蕴藉，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毫无比较之关系。”而章太炎的《訄书》，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义艰深，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因此不获流行。陆费逵也回忆，因为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新印《历代通鉴辑览》和船山《读通鉴论(附宋论)》，也在广告中称“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特坊间并无佳本，士林憾之”。

(14)、这种家风培养出顾炎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情怀。

(15)、以上是讲顾炎武的知识论，下面讲他的道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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