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审判与俄狄甫斯146句(卡夫卡审判)

卡夫卡审判

1、卡夫卡审判

(1)、“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铺子即以寒鸦来作店徽。而“卡夫卡”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都是犹太人的语言)。为纪念这位的大师，1983年发现的小行星3412以“卡夫卡”来命名。

(2)、K 在被宣布有罪后，为了名誉不得不近乎疯狂地证明自己的清白，几乎找遍了与自己的案子有关系的部门和人物，工作上频频出错。他因此在案子中越陷越深。他逐渐认识到：人人知道关于他的案子，却没有人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法院的大门为他敞开，他却无法将条文变成武器为自己辩护。

(3)、总之，卡夫卡的守门人是一种隐喻，其意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网络时代，于是，法的门前又有了新的故事，其主角这一回变成了信息。人们发现，信息操纵并支配着法的运作方式，谁掌握了信息、掌握了信息的来源便掌握了法，拥有解释法的权力。网络科技打破了传统的规则，超越了国界和法律的领域。口令和密码成了进入网络空间的新的守门人。“它们是制造了人与法的距离，还是有利于人们进入法门？新科技更可能服务于个人，加强我们的自治，赋予我们力量，还是更可能侵犯我们的隐私，维持现状，并且服务于既得利益者？它为我们提供了赶走守门人的工具，还是为已经就位的守门人提供了支持？”因为信息传播的快捷和科技的更新发展，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立法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和自由？还是更应该立法允许监控任何人的言行，以公共安全，实现全球反恐的宏伟目标？法的守门人在今天又增添了新的任务和职责，当然又有了新的矛盾和困惑。

(4)、在法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乡下人来到门前要求进去，但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进去，于是乡下人就在门前等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乡下人以为这个守门人是横亘在他和法之间的惟一障碍。后他变成了一个垂死的老人也没能进入法的大门。临死前，乡下人问守门人：“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却没有一个人想求见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守门人告诉他：“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把它关上了。”

(5)、《局外人》的开篇同样惊世骇俗：“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默尔索以极其平静冷淡的态度对待生活，甚至母亲的离世，他的冷漠一直保持到死亡前夜。但这种冷漠其实不同于麻木，默尔索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他的激情执着而深沉，直到死亡前夜才第一次敞开心扉谛听万物，对生命产生无限依恋，因此至死幸福。

(6)、所以我想，我应该站在蛋的一边。作为一个法学生，如何理解蛋与高墙也许是当前我无法解答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在行凶之时是坚硬高墙，但在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之时却成为了脆弱的鸡蛋。身份、财富、学历、品行这些外在的评判条件有时却成为蒙蔽真相的幕布。

(7)、过去我对于这番言论不以为然，鸡蛋与高墙的身份并非肉眼可见那么明显，即使有着明显的强弱之差，但永远在蛋一边，岂非把法律当作劫富济贫的工具？但直到现在再一次审K的故事，我却有了新的想法。

(8)、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上，他没有犯什么错，就被捕了。

(9)、弗兰兹·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188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与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代表作如《城堡》、《美国》、《变形记》、《在流放地》等。

(10)、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d视之为同仁，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11)、法律一旦成为人们的需要，人们就不再配享受自由了。         

(12)、《审判》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早为人所知的一部长篇小说，1925年出版。作品讲述了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

(13)、《局外人》中，默尔索经历了母亲突然去世和荒诞压抑的葬礼后，在大海、阳光的刺激下精神恍惚，枪杀了两个阿拉伯人而主观获罪：“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14)、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15)、秩序的建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对法的忠诚，并且努力将这种忠诚变成习惯。在法的门前，乡下人已经习惯了等待和恳求，根本没想过还有其他出路；守门人则习惯了与乡下人对峙，甚至没考虑过向里面通禀一声。“在法的门前，守门人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民怨的激发者，这令人想到警察的‘守门人’和‘守夜人’的角色之争。”如此看来，卡夫卡的守门人是妨碍公民接近法律和正义的各种力量的比喻和象征。众所周知，接近法律所需的费用昂贵，法律图书和资料都远离公众或者不易运用，因此，非专业人士没有人愿意主动接近法。还有，法院那威严而陌生的建筑物干扰了人们的权利主张，妨碍了纠纷的公正解决。“在卡夫卡的寓言里，守门人的职责只是排斥。然而，守门人典型情况下是具有双重职责的：排斥一些人，接纳另一些人。”

(16)、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17)、第一次庭审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辩护。随着诉讼进展，他日益关心起自己的案件，几乎天天奔波找人帮忙，想查个水落石出，甚至亲自写辩护书，从各角度证明自己的清白。K生怕自己在哪个不起眼的细节处犯了错，他竭力回忆，终不得知，也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18)、作为行知学派第三年的研讨班，我们选取拉康的研讨班三《精神病》作为主题来展开，拉康在这本研讨班中继续以强调符号界在精神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来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在第一课中便开宗明义的指出，压抑和排除这两种不同的符号运作机制及其在临床中会产生的不同的现象。之后拉康也始终把握着语言层面的线索来讨论一些特别的临床现象及其机制，比如语词新作的两种形式：直觉直观的咒词和意函空泛的陈词滥调，它们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特点；精神病那里的意函辩证的停滞；话语中所体现的和他者的关系等等来贴近临床的讨论精神病的诊断和调节的方向的问题。

(19)、我认为，站在鸡蛋的一边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不要苛责一个的被害人。在《审判》中，K是被告人同时也是体制机器的被害人。

(20)、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2、卡夫卡审判与俄狄甫斯

(1)、这样的看守形象不合常理，让人很难想象。而看守身上的服装无异于奇装异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看到这样的穿着，但正是这种奇异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抑郁和恐惧。

(2)、如果说要在法学与文学之间构建一道桥梁，那么这本由弗兰茨·卡夫卡于1925年正式出版的小说《审判》必定成为这道桥梁上为坚固的基石。

(3)、这种现象并非一时之弊，已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来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要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他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人在如此重压下显得格外渺小苍白，要么如谷物商般出卖尊严地苟活，要么像约瑟夫・K 般“不得其死然”。

(4)、我想，看过此书的读者，大多都会联想到到加缪的《局外人》，它们同样选择了以司法制度为切入点，却从不同角度揭露社会的荒诞不经。

(5)、法院门口站着一个值班的门警。一个乡下人来到这个门警跟前，要求让他进去。可是门警不让他进去。乡下人问：“以后我是否可以进去？”门警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没有料到进入法门有这么多的难关，他原以为法律人人有份，随时都可以进入它的大门。接着，乡下人做了各种努力，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门警，门警笑着都收下了，但却并不放他进去，只是说：“我之所以收下你的土特产，是为了让你明白，你能做的事你都做了，但我就是不放你进去。”于是，乡下人开始了他的漫长的等待，直到他临死前，他终于忍不住向门警提了一个问题：“人人都在追求法，但是，这些年来，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跑来要求进去呢？”门警看出此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了，为了让他正在消失的听觉还能听得见，他对他大声号叫道：“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道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把它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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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在他的读书笔记中详细写道：“荒诞、神秘和不确定成为了k被追诉以后新的世界的图景。K在那个新世界里，也许成为了人类正常理智和文明的代表，他想以这些去对抗那个荒谬的、神秘的官僚组织。在银行杂物间里的打手、第一次初审法庭那荒诞不经的场景、阁楼中的法院办事处、永远含糊不清的律师、被律师视为美丽的被告人、永远存在传说中的高阶法官和大律师、世代相传的法庭画家、一见面就会爱上被告人的蕾妮、三种无罪释放的解释等等，所有的事情，大家似乎都已经知道，但是细问起来又什么都不知道，只有k愿意去反抗这种荒谬和不确定，或者说始终愿意反抗。所有人都劝说k去接受现状、听从律师的建议、画家的建议、以及顺从这个新世界里被告的命运。我们永远不知道k犯了什么罪，是谁在审判他，又是谁在决定着k的死亡。可是审判一直在进展中，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属于法院机构的人，都不知道案件是如何进展的，每个人都被锁在那个狭小的职责范围内，既看不到前方也看不到后方，也许就是就这样，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所谓的职责，那些没有人明白意义的职责，构成了k的整个审判，决定着k的死亡。在执行k的死亡时，两个侩子手还在谦让谁先进门、谁先动手，在杀死k之后，还贴上去观察k，k的羞耻仍将长存。文章的精彩之处，莫过于在大教堂中，神父向K讲述的，在法律的前言里写道的：“法的门前，守门人与乡下人的故事。”到底是乡下人被欺骗了，还是守门人被欺骗了，法是人类能够企及的事物吗，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疑问。人类的自我认知，也许才是一切荒谬的起源，一切灾难的起源，也许这些与法都没有关系。纵观这整个故事，以我们现在文明的眼光来看，而且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人，k的世界中的这个法律简直不能叫做法，就如k所说，整个法院还不如一个侩子手。可是法却存在于所有人的观念中，一种抽象的意识层面中，人人都要求法、需要法。可是现实中的法，却是整个的荒谬的起源，无数的人围绕着这个荒谬，在他们天真的职责中，维持着这个荒谬，扩大着这个荒谬。卡夫卡，也许是借着k的眼睛，k的感受、k的故事，对他所处的真实的现实世界，或者说是现实世界中的法，进行了彻彻底底的解构，他想要以这种荒谬、对这种荒谬的痛苦、反抗和绝望，来表达他对法律世界的纯洁的热情向往。越是荒谬、越是痛苦、越是反抗、越是绝望，那种热情越真切、越精纯。荒谬的世界，释放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像飞蛾扑火一般扑向那个幸福终点。正如卡夫卡所说，创作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带领他抵达终真相的途径。”

(8)、什么是法？在现代法学专家看来，法就是有例可依，先例就意味着“相同的情况相同对待”；但没有先例可循时，就有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情况”的巧妙解释，使得法的面相被遮盖，或者被扭曲。因此，法是什么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说”法，谁在“说”法，为谁而“说”法？在这里“说”比“法”显然更为重要。

(9)、其次，两个主人公同样是悲剧人格，生与死的状态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10)、所以其实《法的门前》是整个K的故事的缩影。

(11)、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自始至终卡夫卡都没有告诉我们K究竟被指控犯下了什么样的罪名。他坚称自己无罪并为此奔走，以各式关系想把自己从诉讼之中开脱，但每一个人都坚信：诉讼由罪行牵引，而有罪的判决必定会到来，与其寻求无罪，不如寻求拖延，由拖延带来的自由比前者的自由更为稳固可信。

(12)、在一扇扇高墙大门和守门人之前，具有财务自由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约瑟夫·K与无知无识的乡下人并无二致。乡下人受困于具体的守门人和实体的门，K的绝望却更为深沉无力，自被捕那一刻起，诉讼犹如无尽深渊无形却牵着他走。他遇到的一切人、事都成为了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法院无处不在。

(13)、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

(14)、“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旁边的那座房子的顶层上。那儿亮光一闪，好像有人开了灯，一扇窗户蓦地打开了。一个人的身子突然探出窗口，他的双手远远伸出窗外，由于他离得远，站得高，所以他的形象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于他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了？当然，这样的论点应该有。逻辑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它阻挡不了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高法院又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

(15)、 “蕉”同学则从社会良心的角度对卡夫卡的《审判》进行了解读。她从K生活的那个世界进行切入，认为在荒诞的世界里保持理性，想要活的有点良心，实属不易。谎言编的久了就成了真实，它无比真实的在整个社会运作一套独特的流水线体系，当每个人都是搬运工的时候，K提出了一点质疑，想要打破流水线的时候就会被机器绞灭。但是这样，也总比一直当搬运工好的多了。就像诗里说的：“虽然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16)、《审判》则通过高悬在K 头顶上空却迟迟不到的审判，“被告”身份莫名其妙的来历与如影随形的纠缠，表现司法制度外部形式的粗暴与内部环节的腐化。

(17)、小说中的法庭就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干净、明亮且肃穆的，而是被安排在了破旧的阁楼上。

(18)、“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19)、之后K来到了初审的法庭，与普通人观念中的法庭不同，这次给K进行初审的“法庭”设在了一个可以说是居民区的地方，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法庭所在的大楼里也居住着其他居民，我想作者的这一描述可以表明其想进一步体现法庭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法庭已与普通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并无任何间隙。在第一次初审的过程中，K尝试着对在场旁听的人倾诉他的心中所想，他眼中法庭的种种不合规行为。然而结局却像一个笑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官员，可以说都是代表一方，K仅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居面，这次初审就这样荒唐的结束了。

(20)、卡夫卡的这本书是对人物心理深度挖掘，谁都知道卡夫卡是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但是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他的成名却是他身后的事。卡夫卡活着的时候，其作名得不到问世的机会，他去逝前托言给朋友把他的书稿全部烧掉。这个朋友没有践行他的嘱托，没有舍得烧掉他的书稿，才有他的作品重见天日的机会。一个在自己的年代不被认可的伟大作者走了，其作品在今天看过来，仍然光彩夺目，大放慢彩。他思想里面的深度和纯度，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3、卡夫卡审判der prozess德文原版

(1)、进而进一步再问，衣着暴露的女性就活该被强奸吗？顽劣的孩童就应当受到监护人的殴打吗？罪大恶极的罪犯就应该在群众的申讨下游街问斩吗？侦查人员为了破案的刑讯是我们渴望的正义的铁拳吗？受害人有罪论踩着文明的尸山尸海而来，丢弃在一旁的是为之悬设的程序。

(2)、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审判》，也是对现代人的道德审判，甚至是对人类的道德审判。

(3)、她在她的读书笔记中写道：“这看似荒诞不经、无厘头的故事，却是像极了抽象之后的现实世界。K这个妄图在强大、压抑、混乱的法院系统中求生却毫无头绪、不得要领的人，与在现实中艰难探索的世人何其相似。在社会，甚至是在法院中，本应作为立身之本的是非曲直、公平正义，变得一文不值；本应作为依据的事实，连当事人都不知；本应据以裁判的法律始终缺席，甚至连K都不曾记起。在这个系统里面，没有人清楚做出裁判的真正依据是什么，或者，至少站在K的位置上不可能知道。K就像撞到蜘蛛网的一个小飞虫，毫无缘由地粘了上去，不至于瞬间死亡，但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他开始时意识不到危险，但是不知道在这上面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不甘心听天由命，却不知道采取何种措施，甚至不知道应该往那个方向挣扎；他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但似乎四面八方都是罗网；他挣扎，却无处可逃，终的结局早已注定——力竭而亡，葬身蛛网。”她认为，卡夫卡的作品独特之处在于，他让读者明明觉得荒诞却不由自主的置身其中，明明知道经不起逻辑推敲却陷于小说压抑与绝望的情绪，他的故事都始于荒谬，终于“死亡”，让读者在小说中无暇探究逻辑如何、现实如何，习惯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接受他没有逻辑的逻辑。这像极了一个人的梦境，没有现实的、逻辑的、理性的种种束缚，也不适用生活经验，似乎心之所向，即可成为现实。在清醒时，毫无异议的确定那是梦；但是在梦中，却也毫不怀疑自己所经历的真实。后，她还从法律与文学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以文学之笔写法律。文学之浪漫与离奇、虚构与荒诞，本应与法律之客观与公正、现实与真实产生巨大的张力，但是在《审判》之中，二者似乎融合。法律不再执着是与非，客观与否，真实与否，甚至法律本身存在与否都变得含混不清。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这是特色，是亮点。但当对象是法律，却令人胆寒。卡夫卡以法律建构文学。律师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文学世界中的法律不仅仅是创作对象，更是这个世界的构成部分。他是法律的“局中人”，深谙法律之义，因而其作品中所追求的，远非个案的正义与否，而是法律之程序公正的实现，是法律信仰的建立，是对法律究竟为何的叩问。卡夫卡以法律为职业，却是以文学为事业。法律于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个途径，以之探寻文学的方向，乃至生的价值。于卡夫卡而言，文学之神圣，使他不愿以此为生；法律之价值，为其现实之追求，亦是文学所探求。”

(4)、兼具律师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卡夫卡，以自己对法的理解与洞察审视世界的黑与白并诉诸笔端，目光辗转于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罪恶与洁白之间。

(5)、编者按：这是清醒的反思，逻辑的思考。阅读文学不止是读书而已，我们通过文字探寻世界的本质。

(6)、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7)、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本书以卡夫卡的《审判》中一篇古奥而悲辛的寓言开始，以当代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话题作结，是结构开放、素材多样、观点纷呈的美国法治图谱。寓言‘法的门前’，既是本书的序曲，又是本书的主题，它描述一个乡下人试图求见法，却终其一生被守门人挡在法的门前。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乡下人有了难处，何以想到要去求见法？是听了别人的建议，还是依循旧例？是否有人说起过有个守门人？提醒过可能永远见不到法？然而，悲剧在于，有人竟然不顾一切，在痛苦的煎熬中，终其一生徘徊在法的门前。法的诡谲，人的彷徨，就这样浓缩在卡夫卡的寓言里。无怪乎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人们通常都知道卡夫卡与法有关系，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卡夫卡与法有着如此紧密深刻的关系。

(8)、他害怕权力却也在同黑暗的司法制度作斗争。在法庭上的演讲，表现出他的坚强，但后在被杀害时，他意识到反抗的毫无用处，而被顺从地带走。

(9)、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10)、就像教士与K的对话之中指出那样：不必把他的每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而只须当成必然的东西来接受。谎言成为了普遍的准则，人治披上了法治外衣招摇过市，所以一天天一年年，有关法的一切成为了遥远的记忆，K对于诉讼的态度从抗拒到适应再转为接纳，并学着用它的规则徒劳无功地拯救自己。直到行刑，法的大门都不曾为他打开。

(11)、作者其实是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了国家权力机制的过度膨胀与渗透，正如K所说：“你清白无辜可以给你判罪，你不知不觉也可以给你判罪”。在此种现状下生活的普通人毫无对抗之力，没有任何尊严与安全。该书名为“审判”，既可以理解为法庭对K的审判，K的自我审判，也可以理解为一场对审判本身的审判。作者以他独有的写作方式，表达出其对于现代社会法律制度所持有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以及对于在这种腐朽而残酷的制度下受到严重伤害的普通人的同情。

(12)、一九七四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西格诺等教授合作编著了《法的门前—法律过程导论》(BeforetheLaw：AnIntroductiontotheLegalProcess)一书，该书广受推崇。至二零零六年，三十二年间这本书共修订再版了七次。二零一二年原书作者之一彼得·德恩里科与中文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邓子滨博士对该书进行改写、缩写，于是有了中文版《法的门前》一书。

(13)、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难懂的一种，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中负担的内容太多。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人身不由己地在恐惧和不安中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的同时，又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这正是属于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内涵。

(14)、《审判》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为一整年。从小说开头可以看到，首先是法庭的侦查员在未经通知的前提下闯入了K的住所，接着对K的通知与审问是在K的女邻居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里进行的，同样也没有经过这位女邻居的同意。由此表明，法庭的可以使其实现对个人空间的肆意入侵和占用，并且其在办公的过程里，对普通人的利益也可随意侵害。但令人奇怪的是，K虽然在30岁生日那天被捕了，但是他并未失去人身自由。随后故事讲述到K初审的时间定在周日，这一时间安排使得K失去了参加与副行长进行周末娱乐活动的机会。由此也体现出，法庭的介入对于K建立正常的社交、工作关系产生了影响，法庭的阴影已经过度膨胀，深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普通人的K在此种情形下完全无力反抗，尽管他并不知自己为何被捕、所犯何罪，但他也只能容忍一方渗入自己的私人空间，而且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15)、弗兰兹·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16)、 “菠萝土豆”同学则结合孔飞力的《叫魂》来对卡夫卡的《审判》进行了解读。他在交谈中总结道：“我是从社会对个人的看法来看待k的，司法系统对k其实是漠视的，似乎没有人想要去真正的帮助他，很多角色在轻视他，因为他有莫名其妙的罪名，而且要让大家去接受他无罪心理上还要经历一个转换的过程，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人去做这些事情，就让我想到了孔飞力的叫魂，萧山和尚也是被假定了有罪，也是没人愿意去相信他们。个人的意志，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被群体的懒惰击败。卡夫卡写作的年代，晚于乾隆，但他的笔下，似乎也见不到对个人的关注。”

(17)、这段话生发出许多种解读。K与教士对乡下人与守门人谁是受骗者争论不休。后，教士说，不能怀疑守门人的尊严，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你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K 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会把谎言变成普遍的准则。”

(18)、请允许我抛开文本谈一谈想法。村上春树有一句著名的话：在一堵坚硬高墙和一只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鸡蛋有多么错。

(19)、 “青山见我”同学从个人内在自由角度对《审判》进行解读。她在交流中总结道：“我是从自由这个角度来写的，因为正好在看《政治哲学关键词》，对自由这个关键词比较敏感。之所以从K没被限制人身自由切入，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作者的一个巧妙设计，卡夫卡为K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契机，促使他内心的觉醒，其实K仍是不自由的，但已经是黑夜中的独醒者了。”

(20)、你要看就先从他的短篇小说看起 ，短篇也看不下去 就去看别人吧 

4、卡夫卡经典的十句话

(1)、首先，我们看到这则寓言充满了悖论：大门敞开着，却又有守卫；门警答应放他进去，又一直不肯放行；乡下人可以闯进去，但他自己又禁止自己进去；乡下人终没有进去，而门又是专门为他开的。这就是法之门。法门里面是什么，可能什么都有，也可能是彻底的无。门，作为没有真理的真理，它守卫着自己，但它并不是自己守卫自己，而是由一个门卫守卫着，但门卫什么也不守卫，因为门一直开着，其实门里面什么也没有。

(2)、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因涉嫌贪腐被国际足联“禁足”九十天，普拉蒂尼向位于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普拉蒂尼的法律团队表示：“普拉蒂尼经历的事情很可能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审判。有人告诉他将会被停职，他们不仅不说停职的原因，还要求普拉蒂尼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那么，什么是“卡夫卡式的审判”呢？“卡夫卡式的审判”是法的一种形式，还是法的形式就是卡夫卡式的？卡夫卡与法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3)、小说中，作者描写负责看守约瑟夫·K的人；“那人生得身材细长，但很结实，穿着一套十分称身的黑衣服。衣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口袋、袋子、纽子。还有一条腰带，好像一套游客的服装。因此，显得十分实用，虽然叫人弄不懂干么要穿这种衣服。”

(4)、K 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却不得不为此奔波。其本质在于对于“法”的解释权集中在从不露面的“高当局”那儿。书中呈现出的司法的结构是分散的，不同部门孤立负责下属业务，公职人员只了解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导致了旁人无法可依，决定权过度集中。书中借律师之口道出了定罪依据：“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K 只是众多蒙冤者中的万分之一。正如数十载前的那场浩劫，当法已经异化成一种压迫、剥削人的自由的非正义力量，社会就失去了底线。

(5)、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卡夫卡设问：“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的回答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法的问题终还在于人自身，还在于人民内部？美国当代法学家德恩里科无比感慨地说道：“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十分清晰，但却意味深长。

(6)、去啃他的 说都头皮发麻 ，卡夫卡的小说应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和象征性的手法 

(7)、故事在独特而神秘的氛围中发展，仿佛置身于一个无法洞悉其构造、无法了解其意义的宇宙，终身面临灵魂的审判。K为何受审，究竟犯了何罪，小说并未给出正面回答，却处处暗指答案。

(8)、她在她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我在读《审判》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源于狄兰•托马斯的一首诗中一句话：“不要温和的走入那个良夜。”就以此为起点，谈了我的感受。「良夜」顾名思义，一个宁静又安详的夜晚，K就生活在这里。身边的人按部就班的工作，没有咆哮没有纷争，一切就像是水晶八音盒。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份静谧会令所有人沉醉。试想，这样的环境又怎能容得下狗吠和鸡鸣呢！K这条狗听不惯这八音盒的乐曲，他大声吠叫，汪汪叫的人直头疼。于是人们给他拴上绳子，告诉他，狗叫声污染了这动听的音乐，打搅了这美妙的良宵，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K害怕极了，便开始主动品味起那些柔美乐符来，他越来越温和，看上去就要陶醉于此了，但作为一只看门狗，他还是在外人来的时候负责地低吠了两声，而这不听劝告的两声足以让他付出生命。K死了，看上去，他并没有温和的走入那个良夜。金观涛先生在他书的导言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可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良夜里醒来？想必问题的前提应该是：知道自己正身处于良夜之中。那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身处于良夜之中呢？我有时候会想，区分白天和黑夜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日光耀眼让我意识到天亮了；月光微弱令我感受到天暗了，如果没有光呢？如果我从未见过光的存在，我又如何界定白昼和黑夜？又如何谈得上在黑夜里醒来！当月亮吝啬于将自己的光倾洒在这片土地上，当她以此种手段报复这里愚昧人民的时候，K成为了月亮。比起高高挂在天上的那个，他更无私，但也更人性化，他拥有不同于神的犹豫和退缩，导致这光看起来忽亮忽暗。也许光的意义并不在于持久的亮堂，一闪而过也足以让人们看到它的存在，足以让人们感到一种始自身处于黑暗之中的巨大恐惧。于是，有些人开始从黑夜里睁开眼来，但他们腐朽、自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懦弱。在这里借用赵越胜先生的一段话，对其稍作修改我觉得再合适不过:“醒来的人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交给了K，让他一个人去承担对集体的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良心”的浓阴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良心的重担从他身上卸下吧！把它交到每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他的责任！”若能如此，那黑暗真的便如金先生说得那样了——本身是不值得畏惧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这绝不是思想家们的特权。”

(9)、围绕全书展开的是一场荒诞的审判。银行机要秘书K在某日莫名遭到了法院的逮捕，此后全篇的内容在这场逮捕的基础上，以K的视角对于法院办事员、预审法官、律师、画家、商人、教士等形形色色人物进行了描写。

(10)、两本书第一个不同是主人公与司法制度的关系。

(11)、另外，在作家看来，“罪感”与“存在”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我罪故我在”。罪感的痛苦与自我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当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开始探寻存在的意义时，罪感便由此而生。主人公K的被捕开启了他“自我”的觉醒，他对生活的视角发生了颠覆，开始更多的关注自我本身，并对“我”是否有罪这个问题开始了漫长的自审。可以说，卡夫卡在作品中以K为例，对人类的自由意志进行了一次探索，这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一次深刻自审，对他而言，自我是比全人类更重要的角色，他终其一生去探索的正是如何使自己更好地活下去，这是作家对“自我”探寻之旅的出发点，也是终结点。

(12)、“卡夫卡将尼采与克尔恺郭尔曾远远瞥见的地平线上那一片模糊的空白，化作了他看到的西方文明必然发生的大灾难的生动图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与宿命在卡夫卡看来一片惨淡：人们在无穷尽的解释与无目的的努力中厌倦，终归于尘土。

(13)、随后的日子里，K虽然还是正常的上班生活，但实际上与法庭对抗已经成为K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了。K曾先后求助于律师、画家和神父，但似乎这些途径并无实际作用。在作者的笔下，本应象征法制上人身自由的律师，确成为了法庭机制的维护者。由此，K求助的这位律师并无帮助K的能力，仅仅只是顺应法庭程序进行，并且他还劝说K服从于法庭的权力体系。故K只能另寻他法，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得到了法院信任的画师，然而在来到画室与画师交谈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似乎周围都是法院的人，“一切都已属于法院”，连画师都无法避免法官对自己的干预。法院的权力已经扩张到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任何人都无法得到自由。画师终也没能给出一个方案，无论如何，K似乎都只能深陷其中，在与法庭的抗争中失去自我生活。作为普通人的K，和法庭抗争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并且无法实现终目的，作为象征艺术与审美的画师，好像也在维护法庭，屈服于之下。在求助于法律与艺术都无果的情况下，K被引入了城市的大教堂，他或许可以在此找寻精神的解脱。然而讽刺的是，在教堂中，一位对K的案件知情的教士毫不留情地在教堂宣判了K的罪责，摧毁了K精神防线。教士所讲的乡下人的故事也无疑是对为了法庭的合理与正当而辩护，以及提醒K的处境，告知其无法与法庭抗衡。

(14)、你不必认为一切都是真的，只需承认一切都是必然的。

(15)、接下来，还想谈谈关于“审判”这一题目的解读。可概括为：对无罪的审判、对有罪的审判和对“审判”的审判。

(16)、第法常常引诱人自我控告。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阿甘本写有一篇研究卡夫卡的文章，名为《K》。阿甘本认为，在罗马法律中，公诉的作用有限，而诬告(calumnia，古拉丁词为kalumnia)则是对正义实施的严重威胁，因此作为对诬告者的惩罚就是在他的前额烙上一个字母K(Kalumnia)。卡夫卡的小说开始于一场诬告，因此，《诉讼》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叫“约瑟夫·K”，指的就是那位诬告者，即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卡夫卡这部小说重要，对于理解卡夫卡的整个小说世界也极为重要，因为卡夫卡的所有小说几乎都笼罩在法律的神秘力量之中。

(17)、卡夫卡没有给出他明确的罪状，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他究竟犯罪了没有？他犯的是什么罪？也许他被未曾有过的行为控诉，也许针对他的控诉属实却在程度上大大偏移，也许他的确犯了罪但无论如何，他都与传统意义上的蒙受冤屈者的形象不符。

(18)、在卡夫卡看来，法律之门就是个体通过它而进入法律内部的诉讼。就《在法的门前》这则寓言而言，乡下人并没有被控告，而法庭却引诱人自我控告，甚至诬告自己，就像法的门前的那个看守。但首要的和高的诉讼却是由被告自己发起的(即使是诬告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的策略就是让被告相信诉讼(门)就是(或许)他命中注定的，还有法庭要求(或许)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那场正在进行的审判与他有关。实际上，既没有诉讼也没有审判，至少在他相信自己被起诉而自己并没有控告自己之前是这样的。所以，研究法其实就是研究法的守门人，法的守门人常常比法更重要，它甚至直接替代了法。

(19)、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20)、 “三七”同学也谈了自己的感受，也颇为精彩。她之前读过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这次再读卡夫卡的《审判》，给予她的仍然是那种极悲观的感受，虽然K看似没有被约束，甚至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他始终法院系统中挣扎，甚至搞不清楚整个程序。就是这种状态让她感觉特别绝望。之前看过的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也是在这样一种不至于直接把主人公逼死但就是达不成目的状态，完全看不到希望。

5、卡夫卡审判的现代特征

(1)、小说有很多如《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地洞》《判决》《煤桶骑士》《同醉汉的对话》。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

(2)、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集。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3)、这就形成了“罗生门”现象：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圆其说，其实离事情的真相越来越远，公平公正又从何谈起？

(4)、卡夫卡作品：《变形记》《城堡》《误入世界》《卡夫卡随笔》《午夜的沉默》《审判》《饥饿艺术家》《卡夫卡日记》《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卡夫卡谈话录》

(5)、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

(6)、其次，人们面对法态度各有不同。既然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是的、永恒的，因此，人们对法的争议也就不会停息。当然，宗教法似乎除外，因为它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面对卡夫卡《在法的门前》，中国作家格非也一直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法的大门不让他进去，他回到乡下如何？”其实，《诉讼》中的主人公K也和那个乡下人一样，他可以采取简单的办法逃避审讯，即接受叔叔的邀请躲到乡下去。然而，当他叔叔提出这个建议时，他立刻就拒绝了。当然，他也可以做出一副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不去出庭受审，因为并没有人强行把他拖走。他完全可以按照教堂神父所说去做：“法庭是不会向你提要求的。你来，它就接受你，你去，它也不留你。”然而，K却不愿意逃避命运，他敢于接受命运的挑战，但是在和命运的交战中他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似乎颇有些俄狄浦斯王的意味。当欺骗变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时，诚实的反抗便不可能获得成功。K的命运由此包含了悲剧的庄严。

(7)、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d宣言中的地理概念

(8)、诬告者在罗马的审判中，公诉的作用是有限的，而诬告则代表了对正义实施的一个重大威胁，以至于诬告者的前额要烙上一个字母K(kalumniator(诬告者)的首字母)以示惩罚。斯蒂米利(DavideStimilli)的贡献在于，他展示了这个事实对于解释卡夫卡《审判》的重要性，《审判》的开头无疑呈现了一场诬告(“一定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上，他无缘无故地就被捕了”)。(1)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事实上，即卡夫卡曾在准备法律专业期间研究过罗马法律史，斯蒂米利提出，K不代表“卡夫卡”(这一观点可追溯至马克斯·博德)而是代表诬告。(2)诬告代表了小说的关键——或许还是理解整个卡夫卡世界的关键，它深深地烙上了法律的神话力量的印记——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这点，它将更具启发性：当K不再简单地象征kalumnia(诬告)，而是象征kalumniator(诬告者)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诬告者成为了小说的主角，他对自己进行诬陷。“某个”用诬告发起诉讼的人就是约瑟夫·K自己。这无疑就是由对小说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解读所展示的。尽管K从一开始便清楚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完全地确定他是否受到了法庭的控诉(“我不知道你是否被控诉了”，检察官在第一次会面时告诉他)，(3)并且他“被捕”的状况丝毫没有表明他生活的改变，但他还是想尽各种办法渗透进法院大楼(与其说是法院大楼，不如说是阁楼，储藏间或洗衣房——或许，它们只是因为他的注视才变成法庭的)并鼓动进行一场法官根本没有意图去开始的审判。这甚至都算不上是真实审判的问题，审判只有当K认识到它本身的时候才存在着，它是K自己在初的质询中向检察官不安地供认的东西。然而，K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呈交给法庭，即使法庭还没有被召集起来，而恰恰是在这一刻，他毫无必要地承认自己被起诉了。同样地，在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交谈中，他也毫不犹豫地建议布尔斯特纳小姐应该诬告他袭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自我诬告)。到了后的分析，监狱牧师又把他们在大教堂里长时间对话的结论告诉了K：“法庭不想要你什么。当你来的时候，它接收你；当你离开的时候，它也无视你。”(4)换言之，“法庭没有控告你；它只不过在收集你自己反对自己的诬告而已。”每一个人都在诬陷自己。这是卡夫卡对僭越的看法。因此，卡夫卡的世界不是悲剧的而是喜剧的：罪并不存在——或不如说，罪只是自我诬告，是一个人用一种并不存在的罪状来控告他自己(也就是用无罪来控告，这恰恰是卓越的喜剧姿态)。这是符合原则的，正如卡夫卡在别处所解释的那样：“原罪，人类犯下的古老的错误，就是他喋喋不休的指控：他遭受了不公，他承受了原罪。”(5)在诬告的情形里，罪不是指控的原因，罪就是指控。实际上，只有当原告相信被告是无辜的时候，只有当原告没有任何确定的罪可以控告的时候，诬告才会存在。在自我诬告的情形里，这种确信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被告，只要他是一个自我诬告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是无罪的，但只要他在控告他自己，他就同样清楚他犯下了诬告罪，他应该受惩罚。这便是卡夫卡无比卓越的世界。但为什么K——为什么每一个人——要诬告和诽谤他自己呢？罗马法学家把诬告当作一种被引入了歧途的控告(他们用的是temeritas，这个词从temere(恐惧)变化而来，意思是“盲目地，随意地”，和意大利语tenebra(黑暗)具有词源关系)。莫姆森(Mommsen)注意到，动词控告(accusare)在原初似乎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司法术语，在古老的证言中(如普劳斯特(Plautus)和特伦斯(Terence))，它是在道德而非法律的意义上使用的。然而，恰恰是在对法律的阈限作用上，控告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罗马的审判是从noninisdelatio(呈报罪名)开始的，在诉讼人的要求下，被告的名字被写到一份诉讼名单上。词源学上，诉讼(accusare)从案件(causa)变化而来，案件就意味着“起诉”(chiamareincausa)。某种意义上讲，案件才是根本的司法概念，因为它命名的是已被法律领域所蕴含的东西(就像res(事情)的所指是某种为语言领域所蕴含的东西一样)。案件表明了一个司法情境的基础。就这点来看，causa(案件)和res(事情，事务)之间的关系将更富启发性。两者都属于法律词汇，它们命名的都是在一场审判(或一种司法关系)中被讨论的东西。但在罗马语里，causa逐渐取代了res，而在causa开始命名代数术语中的未知数后(正如res在法语里变成了rien(无))，它就让位于cosa(意大利语的“事情”，法语是chose)了。Cosa这个完全中性的和通用的词语实际上说的是：“什么是案件”，什么是法律(语言)中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暗示着诬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质疑审判的原则：诉讼的时刻。毕竟，界定审判的既不是罪行(罪在古代法律中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惩罚，而是诉讼。的确，诉讼或许是卓越的司法“范畴”(kategoria在希腊语中意味着“诉讼”)，没有诉讼，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倒塌。那么，法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诉讼或一种“范畴”。当存在者(Being)在法律领域内被控告或“起诉”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其无辜；它变成了一件事(cosa)，也就是一个案子(causa)：一个诉讼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罗马语causa，res和lis是一个意思)。自我诬告是卡夫卡与法律做持续斗争的策略之一。它首先质疑的是罪，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罪就没有惩罚”这个原则。与此同时，它还质疑诉讼，因为诉讼是以罪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把这下这点添加到布罗迪无意义性的目录当中：卡夫卡并不关心恩典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诉讼的问题，诉讼恰好是恩典的反面)。“一个人一般是如何有罪的？”约瑟夫·K这样问监狱牧师，后者似乎认为判决并不存在，但“审判本身会一点一点地变成判决”。(6)一个现代法学家以相同的方式写道，审判的神秘性在于，“没有未经审判的惩罚”这个原则被颠倒了，变成了一个更加黑暗的原则：没有未经惩罚的审判，因为一切惩罚都存在于审判当中。“处于这样的一种审判”，伯父在某一时刻对K说，“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审判。”(7)这一点在自我诬告上很明显，并且一般是在诬告案上。诬告案是没有案件的案件，在诬告案中，被诬告就是控告，就是起诉本身。在罪引发审判的地方，判决就是审判本身。除了诬告，罗马法学家还意识到其他两种“抹黑”审判的形式：praevaricatio，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勾结(这和诬告对称地相反)，和tergiversatio，诉讼的撤消(对看到了战争和诉讼之相似性的罗马人而言，诉讼的撤消是一种背弃的形式——tergiversatio原初的意思是“背对某物”)。约瑟夫·K在三方面有罪：他诬告他自己；由于自我诬告，他与自己串通；并且他不赞同他自己的诉讼(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相矛盾的”，他找借口并拖延时间)。那么，我们明白了，自我诬告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作为一种策略，它寻求撤消，通过撤消使诉讼，使法律对存在者发起的诉讼变得无效。如果诉讼是错误的，并且诉讼者和被诉讼者互相串通，那么，在这里成问题的就是法律领域内人的基本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在法律(以及代表法律的，如父亲、婚姻)面前确认一个人之无辜的方法，就是错误地控告他自己。在与的斗争中，诬告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机制，这已由另一个K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他就是《城堡》的主角。“它会是一种相对无辜，终又极不充分的防御手段。”(8)卡夫卡完全清楚这种策略的不充分性，因为法律会把控告本身变成一种罪，把自我诬告变成它自己的基础。一旦法律发现诉讼是毫无依据的，它就不仅宣称诉讼是有罪的，而且会把自我诬告者的遁词变成其永恒的自我辩护。既然人类从不停止诬告他们自己，为了辨别哪些诉讼是无根据的，哪些是有根据的，法律(也即审判)也就成为必然的东西了。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将自身呈现为一道抵制人类自我诬告的胡言乱语的屏障，法律完成了其自我辩护(某种程度上，它表现得像宗教一样)。纵然人总是无罪的，纵然没有人可以被一般地定为有罪，自我诬告依旧是一种原罪，依旧是人类针对自身的毫无根据的控告。有必要区分自我诬告和认罪。当莱尼试图劝服K认罪，并告诉他供认自己的罪行是“(他)逃脱的办法”(9)的时候，K仓促地拒绝了。而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审判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的一种认罪；在罗马法中，认罪相当于一种自我判决。根据一个司法格言的说法，认罪之人已被审判(confessusproiudicato)。认罪和自我判决之间的等价关系被的罗马法学家毫无保留地确认了：可以说，无论谁供认其罪行，他都审判了自己(quodammodosuasententiadamnatur)。但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谁错误地控告他自己——只要他被控告了——他都必须面对认罪的不可能性；只有当法庭认识到他作为被告的无辜时，他才能被判定为一个原告。在这个意义上，K的策略可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一种让认罪而不是审判变得不可能的失败了的尝试。进而，1920年的一个片段证明，“供认一个人自己的罪行和撒谎是一回事。为了能够认罪，一个人撒谎了。”(10)所以，卡夫卡似乎将自己刻入了一个传统当中，这一传统与对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喜好恰恰相反，它断然排斥认罪：从把认罪定义为“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东西”的西塞罗到坦率地宣称“从不要认罪”的普鲁斯特。在认罪史上，认罪和刑讯的关联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卡夫卡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虽然共和国时代的法律有所保留地把认罪当作一种保护被告的方法，但到了帝国时代，总之是因为反对君主权力的犯罪(密谋，反叛，阴谋或对君主的不敬)，以及通奸、巫术和非法占卜，为了从犯罪和奴隶口中逼取对罪行的供认，刑法程序使刑讯成为必要的了。“夺取真相”(veritatemeruere)成为了新的司法原理的标志；这个新的司法原理，通过将认罪和真相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刑讯(在叛国罪的情形中，刑讯甚至变成了证据)作为了一种极其有效的检验工具。因此，对质询(queastio)的指定是司法的源始：刑讯是对真相的质询；而这就是它如何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继承的。被带入审讯室之后，被告人需要接受初的审讯。被告人先是支支吾吾或自相矛盾地陈述，甚至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于是法官下令动用刑讯。被告人背靠着刑架被展开(刑架的意大利语是cavalletto，拉丁语则是eculeus，意思为小马，和德语的刑讯一词Folter有关，Folter是从Fohlen(小马)变化而来的)，他的手臂在后上方被拉起，双手系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连接着一个齿轮，这样，行刑者只需拉动绳子就可以让被告人的锁骨脱臼。这是第一阶段，“刑讯”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torqueo，“扭转或弯曲到粉碎为止”)，接下来还有鞭笞，用铁钩或铁耙进行撕割。对真相的搜寻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刑讯的开场要持续数天，直到罪行终被供认了。随着刑讯的普遍实行，认罪开始将自身内在化：它从行刑者暴力夺取的真相变成了某种主体被迫用自己的良知去主动承认的东西。原始文献令人惊奇地记录了一些案子，其中人们还没有被控告或在审判中被赦免就认了罪。但即便是在这些案子中，认罪——只要它是“良知的声音”——就总有一种检验的价值并表明了对认罪者的判决。正是刑讯和真相之间的根本关系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的确，刑讯对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他在1920年11月写给米莲娜(MilenaJesenská)的信中写道，“我的消遣就是处于折磨和被折磨当中。为什么？……为了学会如何迫使可恶的词从可恶的口中说出。”(11)两个月前，他还往信里加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画的是他自己发明的刑讯机器，他这样解释机器的作用：“一旦人被这样捆住，(机器的)两端就开始慢慢地向外拉，直到他被撕成两半。”(12)刑讯可以被用来逼取供词，卡夫卡已在数天前确认了这点，当时，他把自己的情况比作一个头部被装有螺丝的钳子夹住了太阳穴的人：“的不同在于……为了嚎叫，我根本不等他们加紧完螺丝好从我身上逼取供词，我在他们靠近时就开始嚎叫。”(13)这可不是一时的兴趣，《在流放地》(InthePenalColony)证明了这点；它是卡夫卡于1914年10月花数天时间成的作品，为此，卡夫卡还中断了《审判》的写作。“老司令官”发明的“装置”实际上既是一套刑讯器具，也是执行死刑的工具(当军官预感到一个可能的反对时，他说：“我们到了中世纪才有刑讯逼供的”(14))。恰恰是因为它把这两种功能统一于自身，机器带来的惩罚就和一种特殊的真相质询(quaestioveritatis)相一致了；在这种真相质询中，真相的发现并不托付于法官，而是托付给被告人，他通过辨认“耙子”在肉体上刻写的文字来发现真相：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15)《在流放地》是在《审判》的创作期间完成的，而被判决者的情形呈现的不只是和K的相似性而已。就像K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而被控告一样，在这短篇故事里，被判决者也不知道他已被判决。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判决结果(“把结果告诉他”，军官解释说，“是没有用的。他会在肉体上体验到”)。(16)两个故事似乎都以死刑的处决而告终(在短篇故事里，军官似乎要亲自替被判决者受刑)。但成问题的恰恰是这种结局的显而易见性。在短篇故事里，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处决，而是刑罚；这正是在机器坏了、无法正常运作的那一刻清楚地表明的：“这不是军官想要的折磨，这只是简单而直接的谋杀。”(17)所以，机器的真正目的是刑讯，是真相质询。在刑讯过程中时常发生的死亡，只是发现真相的副作用罢了。当刑讯机器无法再强迫被判决者去辨认肉体上的真相时，刑讯就让给了简单的杀戮。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对《审判》的后一章进行重新解读。同样地，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处决的实行，而是刑讯的场景。看守K的是两个头戴高帽的男人，他们有如二流演员甚或男高音一般，却并不是专业的处刑人，而是质询者，试图从K身上得到供词，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要求K认罪过(如果K真地诬告了他自己，那么，他们想要的恰恰是对这种诬告的供认)。他们与K身体接触的奇妙描述证实了这点，这段描述也让我们想到了质询期间手臂与被告人位置的张力(尽管是在垂直方向上)：“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18)甚至在后的场景里，当K以一种“十分别扭并且难以置信”的姿态躺在石头上时，(19)它也更像是一种扭曲的刑罚而不是一场处决。就像流放地的军官通过刑讯的手段无法找到他要的真相一样，K的死亡似乎也更像是一场杀戮而不是真相质询的结局。实际上，他终缺乏勇气去做他已知的责任：“当刀在他头顶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该把刀夺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20)无论谁诬告了自己，他都只有通过自我折磨才能供认他自身的真相。无论如何，刑讯，作为一种对真相的质询，已经错失了其目标。为了从法律，从毫无余地地直接指向他的诉讼，从他无法逃避的事物中减除出去，K(每一个人)诬告了自己(就像监狱牧师在某一时刻所说的，简单地宣称自己的无辜就是“人们时常谈论罪恶的方式”)。(21)不管怎样，他按这种方式来行动，终就像卡夫卡片段中另一囚徒的所作所为：“(他)看见监狱院子里搭建了一座绞刑架，便错误地相信那是为他准备的；于是，他在半夜冲出牢房，到下面把自己吊死了。”(22)这里存在着法律的模棱两可性：由于个体身上的自我诬告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就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他们的高高在上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因该读一读“法律之门”的寓言，它是监狱牧师在大教堂的场景里对K讲述的。法律之门就是个体通过它而进入法律内部的诉讼。但首要的也是高的诉讼却是由被告人自己发起的(即便是以自我诬告的形式)。为此，法律的计策就包括让被告人相信诉讼(大门)(或许)是特意为他而准备的，法庭(或许)要求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正在进行的审判当中(或许)有什么事情和他相关。实际上，既没有诉讼也没有审判，至少在那个相信自己被起诉了的人停止控告他自己之前，是这样的。这就是“骗局”的意义。根据牧师的话，寓言质疑的就是这个骗局(“法律的序文中，是这样描述这种特殊的欺骗的：一个守门人在法律的大门前站岗”)。(23)但K相信，问题并不在于谁(守门人)欺骗，谁(乡下人)被骗。问题也不在于守门人的两个断言(“他现在不能允许他的请求”，“这个门只是为你准备的”)(24)是不是或多或少相互矛盾的。无论如何，它们都意味着“你没有被控告”，“控告只针对你，只有你才能控告你自己，只有你才能被控告”。所以，它们在邀请自我控告，邀请一个人允许自己深陷审判的罗网。出于这个缘故，K的希望——牧师可以给他一些有用的“决定性建议”，好让他避免审判，可以永远地在审判之外活着，而不是左右审判而已——不得不是徒劳的。实际上，甚至牧师也是一个守门人，甚至他也“属于法庭”。真正的骗局恰恰是守门人的存在，是某些人类(或天使：在犹太教传统中，守卫大门是天使的职责之一)的存在，从低级的官僚一直到律师和高级别的法官，他们的目的是诱导别的人类去自我控诉，去穿越一道只能通往审判的大门。或许，寓言还包含了一条“建议”。在此，至关重要的倒不是对法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承担罪恶——而是“对法律守门人的长期研究”：当乡下人在法律门前徘徊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不断地献身于这样的研究的。多亏了这种研究，多亏了这种新的《塔木德》，乡下人——和约瑟夫·K相反——能够在审判之外终其一生。土地测量员由于处理的是边界或界线的绘制，土地测量员在罗马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成为一个测量员，一个土地测量员(agrimensor)(或者以其仪器的名字来命名，一个gromaticus)，一个人不得不通过艰难的测试；否则，从事这种专业会被处以极刑。实际上，罗马的边界具有一种神圣的特性，任何抹除了这些边界的人都将变成牲(sacer，神圣)人，谁都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惩罚。还有另一种更加简单的原因能够解释土地测量员的重要性。在民法里，就像在公法中一样，确定区域边界，界定并分配土地，以及终仲裁边界争端的可能性都影响到了法律的实施。所以，只要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出色的制定者——他明确、建立并决定边界——他就被称为iurisauctor，“法律的创造者”，拥有之人(virperfectissimus)的头衔。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关于土地测量的第一部文集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前的一个世纪就出现了。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在这本文集出版后不久，新的《土地测量大全》的编辑也势在必行，其中，法学家的观点开始插入到土地测量员的文字里头。在罗马，土地测量员使用的仪器是groma(或gruma)。Groma是一种十字架，其中心对应于地面上的某一点(这个点被称为中心(umbilicussoli))，末端悬挂着四个用绳子紧勒的重物。多亏有这种仪器，土地测量员可以标画出直线(rigores)，以帮助他测量地形并绘制界线。两条垂直相交的基本直线分别叫做轴(kardo，南北方向)和准(decumanus，东西方向)。两条轴线的相交点是castrum(“加强地带”或“城堡”——城堡(castellum)是castrum的简化形式——同时也是“兵营”)的地基；住宅(在兵营的情形里是士兵的帐篷)则聚集在两条主干道的周围。毫无疑问的是，对罗马人来说，这种根本的界线绘制(constitutiolimitum)具有一种源自天空的特性。故而，希吉努斯(Hyginus)论界线绘制的专著是这样开头的：“在所有与度量有关的仪式和行动中，界线的绘制是受推崇的。它具有一种源自天空的特性和永恒的耐力……因为界线是在它们对世界的指涉中被绘制出来的：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的轨道，轴则依据南北两极的轴线。”(25)1814年，三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法律史学家，布鲁姆(F.Blume)，拉赫曼(K.Lachmann)和鲁道夫(A.Rudorff)在柏林出版了第一部现代编撰的罗马土地测量文集(DieSchriftenderrömischenFeldmesser)。这套书(两卷本的弗朗特乌斯(JuliusFrontinus)、尤比克斯(AggenusUrbicus)和希吉努斯(HyginusGromaticus)的论文)包含了一个庞杂的附录来再现原稿中的插图。其中，castrum的图片格外引人注目，它有二十九种变化，以一种真正令人惊骇的方式再现了小说第一章里K对城堡的描述：“它既不是原稿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倘若人们不知道它是城堡，可能会把它看作是一座小小的城镇呢。”(26)城堡上开有小窗的、令K想起了家乡教堂塔楼的高塔，也在插图中多次出现。另外一些插图展示了第一次界线绘制的结果，即根据轴和准进行的空间划分。其中，我们可以在子午线的北端清楚地看到字母K，kardo(轴)的首字母。相反的一端则是字母M(代表maximus(大的))。以这种方式，KM定义了第一条线，根本的界线，而DM(decumanusmaximus的缩写)定义了第二条线，两条线相互垂直。在整个文本的众多场合中，不论是一个字母还是和其他字母相组合，K都承载着相同的意思让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城堡》主角的职业。在土地测量员的语言里，K意味着轴(kardo)，“因为它把自己指向天空的基点”。所以，K所做的——他恼怒地宣称自己拥有的职业，被城堡的官员视为一种挑衅的东西——就是“界线的绘制”。冲突——如果它的确是一种冲突，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根据布罗德(Bord)率意的说法)和在村子里定居并被城堡所接受的可能性无关，冲突和界线的设定(或僭越)有关。如果城堡(再一次根据布罗德的说法)被理解成世界上的“神圣政府”，算一种恩典的话，那么，土地测量员——他并不是用他的仪器而是用“手边的一根节节巴巴的手杖”(27)来表现自己的——就在这个政府的界线上同城堡及其官僚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他就投入到了一种难以平息又极其特殊的界线绘制当中。1922年1月16日，在写作《城堡》期间，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界线问题的一些思。界线问题已被强调过许多遍了，尽管它还从未与小说主角的职业联系起来。卡夫卡谈论的是他在一周前体验到的崩溃(Zusammenbruch)，他说，在此之后，内部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分开了，并被撕得四分五裂。内部进程制造的凶猛疯狂(Wildheit)被描述为一种“追逐”(Jagen)，在这种追逐中，“自我观察不让表象停息，赶起每一个表象，为的是以后再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表象继续追逐。”(28)在这一点上，追逐的图像让位给了一种反思，一种关于界线的反思，人类和在高于并超越了人类的存在之间界线：这追逐的方向来自人类。孤独历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强加于我的，我曾部分地寻找过——可是这跟强制相比也是另一回事——现在变得明显，而且达到了极点。它引往何方呢？它可能导致精神错乱，这看起来是无法反驳的，对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说出来的了，这个追逐穿过我的身体，并将我撕碎。或者，但我能够——我能够？——不管它只是微小的部分，但我能够保持住自己，让自己承担这种追逐。然后我倒哪里去呢？“追逐”只是一种幻象，我也可以说是“对后尘世界线的冲击”。虽然这冲击来自下面，来自人，而且可以用从上面朝下向我袭来冲击的幻象来取代它。这整个的文学就是对界线的冲击。如果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在这个期间出现的话，这种文学也许可能容易发展为一种新的神秘学说，一种卡巴拉(犹太教的神秘教条)。有关的征兆出现了，自然这里要求着一位多么不可理解的天才啊，这天才重新将根插入古老的世纪，或重新创造这古老的世纪，并不是用这一切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是现在才开始卖力气。(29)这篇日记的“决定性”特征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回避过学者。它以一种独一的姿态包含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抉择(由于不再向虚弱屈服，就像他在2月3日所写的，“到达极点”的虚弱“不仅没让我精神错乱，却还阻碍我的每一次提升”——Aufstieg(提升)，再一次是向上运动的观念)和一种诗性神学(卡巴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古代复杂的诺斯替教救世主义遗产和他所生活的西方犹太时间(westjüdischeZeit)中心理学及表面事物的对立)。但如果这篇日记涉及到了卡夫卡正在创作的小说及其主角，土地测量员K(kardo(轴)，“将自身指向天空之基点的人”)的话，它将更具决定性。故而，专业的选择(K指派给自身的专业，因为没有人雇用他来做此工作，因为就像村长告诉他的，村庄不需要这种服务)，就立即成了一个战争宣言和一种策略。他要处理的不是村子里花园和房子之间的界线(用村长的话说，它们“已经标好，并被正式记载下来了”)。(30)实际上，村庄里的生活是由另一种界线决定的，这道界线将村子与城堡分开，同时又让村子离不开城堡。土地测量员的到来所质疑的就是这样的界线。“对后界线的冲击”就是对那条将城堡(高层)和村子(低层)分开的界线的冲击。再一次——而这就是卡夫卡出色的策略直觉，他所预备的新卡巴拉——斗争并不是与上帝或至高的斗争(小说中，威斯特-威斯伯爵从未被实质地讨论过)，而是与天使、通信员及官僚等至高代言人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K所面对的城堡职员的名单是富于启发的：各种“城堡的情妇”，一个副城守，一个通信员，一个秘书，一个主管人(K从未直接接触过这个主管，而他的名字，克拉姆(Klamm)则让我们想到了轴()的极点(KM))。在这里——根据对卡夫卡的神学解释，不管是犹太教的解释还是基督教的解释——至关重要的不是一种和神性的冲突，而是一场与关于神性的人类谎言(主要是当时在他所从属的西方犹太人知识分子的环境里出现的谎言)的残酷斗争。界线、隔离和障碍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被建立起来，它们正是土地测量员的质疑对象。那么，K想要被城堡接受并在村子里住下的解释似乎就更不能成立了。K不知道村子为何会变成这样，甚至城堡方面也毫不知情。土地测量员关心的是那道将两者分离又联合的边界，而这也是他欲图废除或使之无效的对象。这条界线实际上在哪里穿过，似乎没有人知道。或许它并不真实地存在，就像一道无形的门一样，它在每一个人内心里穿过。Kardo(轴)不仅仅是一个土地测量术语，它同样意味着门的铰链。“铰链(cardo)”，根据塞维利亚词源学家伊西多尔(Isidore)的说法，“是一扇门(ostium)借以摇摆和转动的东西，它是以希腊语‘心脏’(apoteskardias)一词命名的，因为就像一个人的心脏控制着一切那样，铰链也控制着门转动。所以，其动词形式是：incardinemesse，‘发现某人自己处于转折点上’。”(31)“门(ostium)”，伊西多尔继续说道(他下了一个卡夫卡将毫无保留地赞同的定义)，“就是阻止一个人进入的东西。”(32)Ostiarii，守门人，“在旧约中是指阻止不纯洁者进入神庙的人。”(33)铰链，转折点，使拒人于外的门变得无效了。如果布采法卢斯(Bucephalus)是“新来的律师”，他只研究被弃之不用的法律的话，那么，K就是“新来的土地测量员”，他使那些分离(同时又联结)高层与低层，城堡与村庄，神庙与住宅，神与人的界线和边界变得无效了。一旦门(也就是掌控一切关系的法律体系，不管是成文的法律还是不成文的法律)失效了，高层与低层，神与人，纯洁者与不纯洁者将会发生什么？终，“真相的世界”(在卡夫卡解释小说创作的另一篇故事里，作为主角的狗就在研究这个“真相的世界”)又会发生什么？这不过是土地测量员多少被允许得以一瞥的事情。阿甘本：紧急状态

(9)、像我这样一个已经在世界上混了三十年，为了从中闯出一条路而搏斗过的人，对于奇怪的事情，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已经不怎么，予以认真对待了。

(10)、在书中末尾，教士给约瑟夫・K讲了一个深刻的寓言，内容概括如下：

(11)、审判不仅在法庭之上，在舆论中、在人心里无时无刻不展开。法院无处不在，它把人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审判。

(12)、《局外人》着力表现的是司法制度逻辑上的荒谬。默尔索被捕后，审讯几乎从不调查命案本身，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把他在母亲葬礼上的冷漠表现和他与玛丽的男女关系作为量刑依据。当时司法制度的僵化与空洞可见一斑。

(13)、我无意就具体内容过多谈论，因为纯粹的荒诞并不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真正打动读者的是被荒诞包裹的真实。这场诉讼流程之中包含了多少程序不正当的内容：秘密审判、被告人自证无罪、文书缺失.....

(14)、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K的叔叔对他所说的那句话：陷入这种诉讼官司本身，就等于输掉了审判。

(15)、今人纪念卡夫卡，绝非单纯赞扬其对恶的彻底披露，事实上，像卡夫卡一类的作家，他们拷问罪恶，将人心放在万难忍受的绝境中煎熬，同时还试图拷问出罪恶下的洁白，而这一点洁白，也正是文学和法学在人文情感上的共鸣。

(16)、秘密法阶段几乎在所有的文明中都有章可循，打破它又成为每一个国家、地区法治新纪元的起点，从《汉谟拉比法典》、子产铸刑书、十二铜表法都印证着一点。

(17)、“但是，一个同行者的两手已经掐住K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后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18)、前言：米兰·昆德拉曾说，我们无法比卡夫卡的《审判》写的更深入了：他为一个极无诗意的世界创造了极有诗意的意象。卡夫卡的作品大都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体现。因此，“朝露微言”举行了一次关于《审判》的线上读书研讨活动，希望朝露微言的小伙伴们以及广大读友能够在这次读书研讨中，探讨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以自己的思考反思现代文明与制度。

(19)、这部小说很大的意义在于它的自觉的伦理道德意识。

(20)、结尾处的一幕意味深长：“一个同行者的两手已经掐住K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在人间。”意识到了自己广义上的罪行，他没有挣扎，没有反抗。

(1)、以下是上学期吕克·弗雪博士对于精神病的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卡夫卡的《审判》的分析：

(2)、《诉讼》中的主人公K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突然在他的寓所里被捕了。“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他没有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主人公K不知道自己何以被捕，就连前来逮捕他的监督官也不知道K被捕的原因：“我们甚至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也无法告诉您是否有人控告了您。您被捕了，这倒是千真万确，但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被捕的原因不存在，或者不知道，但被捕的事实却证明了K有罪。K曾经反抗过，但他后放弃了反抗，因为他知道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他后默认了法庭的判决。米兰·昆德拉指出：“K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应当死。”“法庭，这里指的不是用以惩罚那些逾越了国家法律的罪犯的司法机构；被卡夫卡赋予了意义的法庭是一种力量，它进行判决；它之所以判决是因为它是力量；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将它的合法性给予了法庭。”法庭之所以进行判决是因为它有力量，之所以有力量则是因为它判决。

(3)、1914年7月11日，审判终于到来，卡夫卡去柏林拜访他的未婚妻费莉莎。他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酒店里，费利西亚、格莱特、费利西亚的妹妹埃尔娜以及曾经为卡夫卡向费利西亚发过信的作家瓦尔斯组成了所谓的“审判法庭”，卡夫卡成为了这个“法庭”的被告。费莉莎的言辞尖锐而刻薄，指责卡夫卡反复无常、不忠。卡夫卡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审判”。

(4)、这样的描写夸张生动，深刻揭示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生活中充满了灾难，人随时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荒诞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的非理性。

(5)、卡夫卡著名长篇代表作，被誉为“后世无法逾越，必读不可的小说经典”。本次制作精装版，并根据德语原版校对，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6)、《审判》一开头便是：“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书中从始至终没有点名K的罪行和获罪过程，他在三十岁生日那天莫名其妙地被捕。他被告知不会失去人身自由，生活一切照旧，却永远地被打上了“被告”的烙印，要定期接受审判，从此走上奔走斗争之路。

(7)、在西方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卡夫卡式审判”；甚至有“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的惊人之语。那么，在擅长寓言写作的卡夫卡那里，法律究竟处在怎样一个位置？卡夫卡与法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疑问，或许都是让人饶有兴趣的。曾艳兵是专门研究卡夫卡的专家，通过这篇文章，他不但把我们带进卡夫卡文学寓言的世界，对“法的精神”何在的追问更显意味深长。

(8)、我想，这段话很形象地揭露了社会中法、官、民三者间的矛盾。法律如同那扇大门，始终存在，始终敞开；守门人就是司法者，权衡把控着民众(故事中的乡下人)与法律间的关系。从结果来看，他们都是受害者。乡下人空看到法的光亮，却寻法无门，苦于久久等待；守门人则苦于受制于“看门”这一制度，位置决定了他们终生背对着光，迟迟得不到解脱。 

(9)、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d视之为同仁，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10)、起先他想离开这里，可是后来，纵使你跟他说上一百次“这里是出口”，他也不肯动一动。

(11)、 “黑鲸”同学则从荒谬与幸福关系对卡夫卡的《审判》进行了解读。他在交谈中总结道：“我主要是从卡夫卡的角度尽力去理解，他身为一名作家和法律家，通过荒谬的手法去表达，我觉得更加的热烈。荒诞有时又是心中美好向往的一面。卡夫卡身为作者，他想透过文章去表达什么。很多这种表达的方式，以一种偏离逻辑、偏离世俗的内容，去隐晦表达他们内心倾向的世界，这种手法本身很令人倾佩。”

(12)、于是乎，关于审判，原因和结果正好颠倒过来了。不是因为有罪因而被审判，而是因为审判所以有罪，并且，这里有一种恶性循环。被审判本身就是某人必然有错的证据。为什么被审判？因为犯罪；为什么犯罪？因为被审判。这种情形居然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譬如，著名德语学者、卡夫卡研究专家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曾回忆道：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他和其他几位忠诚的共产d员，在布拉格一次斯大林主义者的新浪潮电影审查会上被集体拘捕。当时，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被拘捕，审讯者面露讥色，说：“这正是你应该告诉我们的问题。”

(13)、这种象征正是表现主义文学侧重表现抽象的情感，体验、异化以及境遇的具体体现。达到的效果就是小说在主题的表层结构模式多为寓言故事，不求表现社会生活，但求达到内涵深刻。

(14)、被告人、法官、律师遗忘法律，而其行径却以法之名做出，整个世界在明晃晃的谎言之中运行。

(15)、第我们通常总是被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着。卡夫卡认为：我们的法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着。小团体的人要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而实际上却是大多数人被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着。“卡夫卡对法律秩序的简单勾勒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矛盾：法律是为少数人或与之相关的人服务的，但是，多数人却不反抗。”

(16)、更为可怕的是，有关审判的一切在世故人情礼义廉耻上应有尽有，却唯独不见法的身影。法律是抽象的、沉默的，法律是形而上的，是被所有人遗忘的。

(17)、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NjSgyL-LvAFe3Cyl9p9-g提取码：pueh 书名：审判

(18)、主人公约瑟夫·K无辜被捕，稀里糊涂接受审判。他徒劳地做着挣扎，却在法律的罗网中越陷越深。他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紧绷的神经似乎随时都会断掉。

(19)、卡夫卡没有想塑造一个窦娥或杨乃武，他也不是大仲马，不会让笔下被诬入狱者人物化身复仇的基督山伯爵。K有着人性赤裸裸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却更让读者共情。在他身死之际，我们扪心自问，有着种种不是的K就值得他的结局吗？

(20)、他在他的读书笔记中，详细的论述到：“K死了，没人能证明他有罪，但仿佛警察、朋友、情人、律师、法官等都认为他有罪，他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拖延与不配合。乾隆年间，盛传一种妖术，有别人头发就可以施咒害人。两位道人到萧山的寺庙休息，被一个姓蔡的捕快撞见，一番盘查，砸开行李箱，在里面发面三把剪刀哦，和一个扎鞭子的袋子，围观百姓议论，和尚带这干啥，俩秃驴指定不是啥好玩意儿。衙门里，知县大喊，如实招来！和尚魂飞魄散，说自己并没有剪去别人发辫。知县拿出证据质证，诡异的是，多了一把剪刀，两条辫子。和尚赶忙解释：袋子是我削发为僧用过的，三把剪刀是皮匠儿子留下的遗物，别的东西，实在不知道。大刑伺候，和尚招供，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二审三审，后水落石出，蔡捕快想收和尚一点钱，和尚没钱，还要向衙门举报，捕快为防止东窗事发，诬告陷害，并作了伪证，一把剪刀，两条辫子均是他放进去的。这便是萧山事件的始末，后续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1768妖术大恐慌。事情刚刚发生时，一切都很明朗，被告仅仅需要作出简单的辩解就可自证清白，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都认为他们是有罪的，所做的辩解是被告狡猾嘴脸的诠释，那个年代，个体被抛在大众面前，，是被动的，被裹挟着的，未经审判便已经成了有罪之身，所以k与和尚所遭受的不公正程序从没有听取过当事人意见，仿佛只要通过某种方式似乎站到了大众的对立面上，个人的意志，个人的理性，个人的情感就被掩盖了，化用孔飞力教授的话，不审慎的利用大众情绪，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1)、卡夫卡借K 之视角描述道：“委托人后忘记了世间万物，只是寄希望于沿着一条其实是错误的道路蹒跚移步，直到能看到案子的结果为止。委托人不再称其为委托人了，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约瑟夫・K 终于认识到：这个法庭的种种作为是有强大的机构作为背景的。它所干的就是把无罪的人抓起来，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

(2)、卡夫卡是捷克人，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但他的创作风格不仅是表现主义，却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上有成就者。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是在一战前后，当时，经济萧条，社会腐败，人民穷困，这一切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于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美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时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3)、《审判》的个人背景是在1914年，卡夫卡结婚了，但与此同时，他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婚外情。就在他进退两难、优柔寡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影响了卡夫卡一生的事，这件事必须从卡夫卡对待这段婚姻的态度说起。卡夫卡本人确实不想结婚，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履行婚姻的义务。所以，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卡夫卡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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