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晴刘攽(宋朝刘攽简介图片)

刘攽《雨后池上》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公元1053年，刘攽询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千之，《新五代史》的情况。最后，他哈哈大笑：要果真如此，那这不过是第二等的文章罢了！《新五代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个人修的历史。然而，史学家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可以说是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今人在点校过新旧两本《五代史》之后，怒气冲冲的要求，在写序言时，要将欧阳修的“史学家”头衔撤销掉。幸亏其他人比较厚道，苦劝之下，才终于把这个头衔给欧阳修加了回去。不过，如今对于欧阳修的一些介绍里，也不给他安“史学家”的头衔了。原因很简单，欧阳修重修《新五代史》的动机很简单，还原历史放在一边，“立论”才是最重要的。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本着为前代修史的原则，招来薛居正修《五代史》。考虑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只有五十多年，薛居正基本算是亲身经历者，没经历过的问问老人就行了，而且很多宫廷档案也都留存了下来，所以修的相当之快，没过几年就修成了。然而，欧阳修却对薛居正的《旧五代史》非常不满。简单来说就是，薛居正修史的时候有点偷懒，对于一些君王、将领的评价都是直接照抄的当时的评价。比如篡唐的朱温，薛居正也肯定了他在文治上的一些功绩。但是在欧阳修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朱温一个篡逆之辈，怎么能有好评价呢？必须要贬低的一无是处才行。类似的情况，在《旧五代史》中多次发生。五代十国的历史，本来政权更迭就很频繁，所以很多的将领、臣子，基本上都是历经了不少的朝代。这在欧阳修眼里，简直是不忠不义之徒。可薛居正却不怎么管，只要对老百姓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那就在评语中写上一些好话。久而久之，欧阳修就极为不满了。再让《旧五代史》传扬下去，那忠孝节义的价值观还上哪去找呢？于是，欧阳修果断决定，重写《五代史》。这也就是《新五代史》的由来。至于这《新五代史》的史学价值，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至少相比于《旧五代史》，新史中的确是大大充实了“十国”这几个割据政权的史料。但是再然后，那基本上除了欧阳修那过人的文采以外，就找不出别的了。简单来说，论体量，《旧五代史》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有列传人物460余人，对于记载当时风土人情的“志”，也有20篇之多，而相比之下，新史的列传只有256人，志也只有2篇，可谓是大相径庭。除了大砍史料以外，欧阳修在修订新史时，还对史料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性选取和删改，甚至为了“刻板印象”而张冠李戴的改史。比如篡唐的朱温，在欧阳修的新史里，朱温堪称是具有“空间折跃”的能力，今天攻陷某州，明天又出现在千里之外，攻下了另一州。欧阳修对此做的解释是，朱温罪大恶极，所以必须把他“叛军”犯下的罪行都安在他的头上，不然就与其刻板印象不符了。欧阳修这一通乱改，自然是引起了从古至今不少史学家的鄙夷。章学诚就骂《新五代史》，说它“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称史才？”换句话说就是欧阳修修新史，不是为了考证历史的，是用来发议论的，情感色彩实在多了一些。后人也讽刺欧阳修“好曰呜呼”。不过，即使欧阳修修史，是为了表彰各种“忠孝节义”之人，但还是有一人，让他漏了馅，那就是后周大将韩通。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上位，虽然有手下对他“黄袍加身”的助攻，但说到底还是篡位。而后周也不是所有人都服气赵匡胤篡位，韩通就是其中一人。可惜他刚想反抗，就被告密，失败被杀。既然如此，那按照欧阳修的标准，这韩通简直是妥妥的“忠孝节义”之士，要大肆夸奖一番。可问题是，这韩通反的可是赵匡胤啊，给他夸奖，那还得了？于是，欧阳修果断的把这个人给忽略掉了。可欧阳修的行为，逃不过同为史学家的刘攽。有一天，刘攽碰上了欧阳修的学生焦千之。刘攽知道他协助老师写新史，就上前询问进度。焦千之表示已经快截稿了。这时，刘攽突然问了起来：那你们有没有给韩瞪眼（韩通的外号）立传啊？焦千之对于这么犀利的问题，可谓是手足无措，只好尴尬的承认，没有立传。刘攽一听，哈哈大笑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们这写的也不过就是第二流的文章罢了！黑色幽默的是，宋代灭亡后，蒙元的脱脱修《宋史》，还专门把韩通这位五代时期的人找出来，立了个《周三臣》的传，韩通排名第一。脱脱还加了一段感慨：“《宋史》传周三臣，其名似之，其义异焉，求所以同，则归于正名义、扶纲常而已。韩通与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于宋未受禅之顷，然不传于宋，则忠义之志何所托而存乎?#刘攽简介#

“宿雾凝深黑，朝曦浴嫩红”（宋.刘攽）——巢湖的早晨

雨后池上宋 · 刘攽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新晴》作者 宋刘攽（bān）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刘攽简介#

刘攽、苏颂、孙固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望着皇帝，一面好奇石越又在奏章中写了什么。前天的奏章说预支三年盐茶之税，拍卖盐场，种种出人意料之举，皇帝和王安石都已经同意，批复的公文都到了路上，今天所说，不知又是什么惊世骇俗之事。——《新宋（全15册）》

每日背诵诗词：《雨后池上》刘攽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公元1094年，时年已经57岁的河北路定州知州苏轼接到了朝廷的一道贬官令，他从河北定州直接被贬到了地处岭南的英州担任知州。人还在半路上，苏轼又接到了新的任命，他再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并惠州安置。从此，他又再次成为了一名生活和行动自由都受到当地官府监管的政治犯。三年之后，苏轼又被他大半生的好友章惇贬往了更为蛮荒的海南岛去看鲸鱼。直到公元1100年宋徽宗登基之后苏轼才被特赦回到了内地，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一名罪官，只是他的贬所变成了湖南永州。然而，就在从海南岛赶往永州的路上，苏轼于公元1101年病逝于途中的江苏常州，享年64岁。要说苏轼生命最后七年里颠沛流离的悲惨际遇也纯粹是他自找的，原因就在于他50岁那年为变法派大佬吕惠卿所写的那篇贬官制。当时神宗皇帝刚刚驾崩，神宗之母高滔滔伙同司马光将王安石新法全部废除，所有的变法派大臣也全部被贬往外地，这其中被司马光认定为第一大奸邪的吕惠卿自然不会日子好过。得知朝廷将要重责吕惠卿，前不久才回到朝廷并出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不由得心花怒放并早早地放出话来说他很想为吕惠卿的罢官制而辛苦一场，但皇命下发之日苏轼正好轮班休假，当班的翰林学士刘攽为了成人之美便特意请了一天假从而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苏轼。苏轼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到了翰林院，他随即尽情地挥毫泼墨对吕惠卿以及变法派一顿口诛笔伐。回去之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对好友说道：“三十年作刽子手，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苏轼不知道的是，正是他的这篇名为《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文书让他在八年后为此而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他在这篇制文里本来只应该论述吕惠卿的罪责，可他顺带着写了很多为他招祸的话，比如“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再比如“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先来说苏轼的这个“凶人在位”，这是指的谁？只能是王安石或者神宗皇帝，无论是谁都导致苏轼现在注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如果这个凶人指的是神宗皇帝，那么苏轼就是在指斥先帝，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足以诛灭全族。如果他说的是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死后他又写文对其大加褒美和赞誉，那么苏轼的行为就是前后不一的小人做派。再来说这句“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这个“知己”当然是指的与吕惠卿同为新d要员的变法派高官，比如说章惇、曾布等人。这就是说，你苏轼本来只是在责贬吕惠卿，可你却把整个变法派都给骂了，他显然忘了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更是没有想到八年后变法派会全面崛起。八年后，垂帘摄政的高滔滔病死，已经长大成人并亲政的哲宗皇帝决意追随并继承父亲的遗志重起新法，之前被贬的变法派官员集体回京主持朝政，而作为旧d的苏轼就成了被清算的对象。他为吕惠卿写的贬官制就成了他的罪状，朝廷的言官直接就给苏轼定了一个对先帝大不敬之罪。面对制书上白纸黑字的证据，苏轼哪怕是天下第一大聪明也没法为自己辩解。于是乎，犯下“滔天之罪”的苏轼直接从河北定州被贬到了广南东路的英州担任知州。看上去还不算太坏，可英州已经远在长江之南的岭南地区，这在古代对于一名罪官而言可是属于仅次于流放和杀头的重责。于是乎，苏轼就此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七年的颠沛之旅。时也，命也，不由人也。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苏轼在偿还自己的业力呢？遥想当年，彼时的苏轼是何等的快意恩仇，又是何等的不给自己和他人留下一寸余地。说句不客气的话，枉苏轼也算是佛门中人，枉其在乌台诗案中也算是经历了人生浩劫并有所悟之人，可在入世之后其行事手段还是太过随性了一些。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此诚可鉴也！

转载请注明出处阿文说说网 » 新晴刘攽(宋朝刘攽简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