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郁元英(郁元英夫妇)

《宝墨生花》2021.07.09家有天才儿童，怎么办？宝藏奶奶陆蓉之1951年我出生在台北的上海文人家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上海老家庭。对日抗战以前在上海，外婆为了生一个儿子，结果生了17个孩子，我娘排行11，取名“慕男”，男孩的“男”，下一个真的“慕”来了一个男孩，她的名字才被改为“慕南”，南边的南。我的外公郁元英是上海当年有名的慈善家，他们在老上海城隍庙附近有一家著名的“郁良心堂”药店，，他们生产的“六神丸”，是当时上海的名药，有一块纯金打造的“郁良心堂”金字招牌，以郁家的名誉来保证，他们决不贩卖假药，并且穷人可以免费抓药。抗战之前，郁家还开办了6家义务小学和一家义务中学，让黄浦江上船民的孩子能够免费受教育。今天上海的幸福路，以前叫敦惠路，是外公祖父的名讳。1948年，外公带着我的母亲和排行17的幼子郁慕明去台湾参加博览会，没想到局势变化很快，蒋介石败退台湾，他们回不去上海了。在台湾，外公相中了文采飞扬的青年才俊陆永明，把女儿许配给了他，把自己和幼子当作陪嫁，搬到了陆家一起生活。在上海，外公儿孙满堂，可是在台湾，我是第一个出生的孙辈，我在所有小辈里面应该是最受外祖父宠爱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2、3岁牙牙学语，外公就教我“人之初，性本善....”；到了小学四年级，别人还在学白话文，我已经在读《史记》、《诗经》了。小时候接受外公给予我的传统私塾教育，在1950年代的台湾地区，也是很少有的，我一出生就跟着外公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变老，早熟的我几乎没有童年，也没有玩伴。如果说我一出生就开始急速变老了，那么现在我70岁了，反而逆生长，一心回到童年，一派天真无邪。医学研究已经证明，孩子在3岁以前的学习很重要，我能够始终乐在学习，至今还期待有朝一日会长大成人的心态，这种青春不败的“无龄”体质，应该归功于儿时高密度的超龄学习生涯。就因为幼儿园一位倪老师的一句话，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她对外公说：「蓉之，很有画画的天分。」这句话鼓动了外公全力栽培我的决心，因为他在上海有5个女儿是张大千的学生，偏偏带到台湾是不会画画的我妈妈。从幼儿园开始，我学水彩画，刚开始上小学不久，一个7岁的小女生，爸爸就常带我去画台湾第一位人体模特儿林丝缎。9岁时，我进了师范大学夜间部补校，跟随孙家勤老师学人物画。到了小学五年级，拜了启蒙老师刘雅农学山水，他鼓励我先做学问，画画可以顺其自然。我喜欢读诗，机灵的我，那时可以当众表演几步成诗。我11岁跟张大千三跪九叩首师，结果他收了我的拜帖，却交给了他身边的弟子匡时来教我，因为他说：「你有5个在上海的姨妈们，已经是我的门生，不可以乱了辈份。」有趣的是，我在师大学人物画的孙老师，后来他成了张大千的弟子，所以，我的身份终究只能是再传弟子。跟白胡子老爷爷白磕头，外公不死心，继续带我继续觅名师，这次是海派名家“三吴一冯”的吴子深（华源），他送了我一幅山水画，作为收我这徒弟的奖赏，他也是千叮万嘱我外公，先让我多读书，画画要先多看古画。我13岁的时候，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美术室办了生平的第一次个展，那时，蒋复璁是馆长。不久，疼爱我的蒋公公被派去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特准可以高中生的资历，寒暑假都到台北故宫实习。16岁我开始写了第一本艺术评论文集《师承记》，结果觉得需要查核资料，在那时候的时空环境，对一个小孩太艰难了，写了两年就放弃了。17岁，暑假我参加了徒步东西横贯公路旅行，结束后在谷关山里的台电招待所，用了两个月，没打草稿，天天趴在地上，最后画成40米长的水墨长卷，记录我的徒步旅行。后来这个卷子，被蒋公公在他退休的时候，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当年，蒋院长还特别推荐我为“天才儿童”，送我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回想前尘，我的人生蓝图，并不是我自己的创想，应该说，我是几位从大陆移台的文人墨客，联手我那喜欢舞文弄墨的父亲，还有那 “迷信”我是“中国的毕加索”的外公，他们联合定制了我这么一朵奇葩。家有天才儿童，怎么办？就是耗尽全家的精力与财力，一个劲儿的栽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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