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歌风格特点与科举历程有关精辟111条

韩愈的诗歌风格

1、韩愈诗歌风格四个字

(1)、与取材的鄙俗相应，韩愈诗的意象时常阑入粗鄙、丑陋的事物。如《病中赠张十八》写到躯体，又言：“连日挟所有，形躯顿胮肛。”“胮肛”(音膀夯)即笨重的样子。《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述老态：“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羸。所馀十九齿，飘飖尽浮危。玄花著两眼，视物隔褷褵。燕席谢不诣，游鞍悬莫骑。敦敦凭书案，譬彼鸟黏黐。且吾闻之师，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过半黑头死，阴虫食枯骴。”其中“鸟黏黐”、“豚眠粪壤”、“阴虫食枯骴”三个比喻满是腥臭阴森的感觉。此外还有《刘生》写南方瘴疠之厉，曰“毒气烁体黄膏流”；《纳凉联句》写夏虫，曰“昼蝇食案繁，宵蜹肌血沃”；《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形容赤藤杖的奇异形态，曰“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孟东野失子》为说明“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的道理，举了四个例子：“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长孤鳏。鸱鸮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其实他所咏的事物，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狰狞的气象，可他硬是要描绘、比喻得如此狰狞和血腥，只能是朱彝尊所说的有意“逞诞”。(39)刘熙载认为这类以丑为美的表现，“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40)其实，就是用于古体，又有什么妙处可言呢？袁枚曾说：“即如韩昌黎之‘蔓涎角出缩，树啄头敲铿’，此与《一夕话》之‘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何殊？今人将此学韩、杜，便入魔障。”(41)这里涉及一个古代笑话。据元怀《拊掌录》载：“哲宗朝，宗子有好为诗而鄙俚可笑者，尝作《即事》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42)韩愈恐怕做梦也料想不到，他的作品竟会同如此鄙俚不堪的下劣诗作相提并论。然则他无所顾忌的“逞诞”终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阅读感觉，就不难想见了。奇则奇矣，而清奇雅正中“雅”的趣味已荡然无存。

(2)、其次是韩愈的古体诗还显露出强烈的反律化倾向，大限度地导致了韵律的不和谐感。近体格律本是经南朝诗人数百年揣摩、实验获得的一种适应古汉语语音特征的韵律规则。初唐以来，即便是写作古风或乐府，诗人们也自然地套用近体的平仄格式，以获得和谐的韵律。但到韩愈，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写作古诗，明显心存挑战句律极限的念头，大量地使用不和谐句律。非但从赵执信、翟翚到王力等古今诗律学家指出的六种七古不宜用的句律，韩愈诗中都有其例，而且他运用甚多的⊙●⊙●○●○(36例)、⊙○⊙○○●○(26例)、⊙○⊙●●●○(57例)、⊙○⊙○●○○(37例)、⊙●⊙●●●○(36例)、⊙○⊙●○●●(52例)、⊙○⊙○○●●(33例)诸型，竟都是王力先生判定为罕见的句律。(54)这清楚地显示，韩愈七古句律有着多么强烈的尚异倾向。这类声眼不谐律的典型的古调句充斥诗中，可以想见将给阅读带来什么样的不和谐感觉。姚范曾指出：“韩退之学杜，音韵全不谐和，徒见其佶倔。如杜公但于平中略作拗体，非以音节聱牙不和为能也。”(55)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声律意识在杜甫、韩愈之间发生的变化。事实上，根据近年的研究，杜甫七古已有一定的反律化意识，(56)而韩愈的反律化倾向则是整个创作的反传统意识在具体诗型上的体现。韩愈古诗中还有一些声律奇特的句型，更引人注目。如七平有“浮图西来何施为”(《送僧澄观》)等2例，六平有“搜于歧阳骋雄俊”(《石鼓歌》)等7型34例，七仄有“世俗乍见那妨哂”(《赠崔立之评事》)等2例，六仄有“独绕百匝至日斜”(《李花二首》之一)等6型53例，一平一仄交替的句律两类共有10例，而为近体所严禁的“孤平”也有6例。这些特殊的句律，并不存在因连绵词或专有名词而迁就字面的情形，只能视为韩愈造句时有意为之，目的无非是要营造怪异拗口的不和谐韵律。

(3)、在这里，杜甫、韩愈和苏轼的成就都是在变异前人、启发后人的意义上加以肯定的——以变而至极盛。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颖的、个人化的判断，回顾以往的诗学史，不仅没有这样的看法。甚至这三大变，在某些批评家眼中还对应着诗道大坏的三个步骤。

(4)、尽管如此，韩愈诗歌也并未因此而在宋代获得好评。由元及明，韩愈始终不冷不热，高棅《唐诗品汇》将他放在“正变”的位置上，承认他的诗歌体现了唐诗的变革，但并未给予特别的好评，韩愈也未由此而受到关注。(10)只是到清初，韩愈诗歌的地位才突然有了飞跃性的提升。这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叶燮的《原诗》中。

(5)、在此之前，大历诗人凭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律诗的专精功夫，以数量不菲的创作，将已被盛唐人磨得圆熟的五律和尚未及磨得圆熟的七律都推进到一个相当成熟的境地，同时也因熟而至陈，使后继者不得不在“影响的焦虑”下产生求新求变的意识，急切希望寻找到一条陌生化的途径。后来我们看到，元和诗人求变的诉求显示为两种选择，即韩孟一派的险怪与元白一派的平易。生性好奇的韩愈，在孟郊诗风的启示下，立即投入“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的写作实验中，以至于给后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闢一境。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闢山开道，自成一家。”(28)

(6)、二是叙事文，叙事文在韩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

(7)、韩愈诗歌的“大变”固然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诗体方面的联句、语言方面的以文为诗，声律方面的体制意识等等，但重要的我认为是在唐诗清奇雅正的美学理想中单单发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险怪、谑俗、生新、粗硬的趣味，冲击了古典诗歌典雅和谐的审美理想，以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开了古典诗歌走向近代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诗风的变革不只是个诗学的问题，更是个美学的问题，只有从美学的层面，从审美意识的变化来审视，才能全面地认识韩愈创作的全部意义。

(8)、高棅：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大肆，而莫能止者。

(9)、(4)杜牧《读韩杜集》，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页。“集”一作“笔”，冯集梧云：“牧之集各本俱作‘杜诗韩集’，惟《万首绝句》则作‘韩笔’，观宋人每特论及此，知当时所见多是笔字。”

(10)、(104)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1)、(99)李杨《现代性视域中的晚清小说硏究》，《人文中国学报》第1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7页。

(12)、(60)施补华《岘佣说诗》，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83页。

(13)、(26)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第3页。

(14)、(105)胡鹏林《现代性文学史观之反思》，《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5)、作为读者，无论我们多么高度评价韩愈诗歌的独创性，也无法摆脱实际阅读时缺乏乐趣的艰涩感觉。事实上，韩愈诗歌受到的批评大都缘于阅读经验与感官愉悦的背离。

(16)、这首诗是韩愈在任吏部侍郎时候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此时，韩愈已经五十六岁了，但是他的心情却是很好，这是他这辈子当的大的官了。虽然在文学方面影响很大，但是仕途到今天才能让他有点满意吧！

(17)、钱良择：唐自李杜崛起，尽翻六朝窠臼，文章能事已尽，无可变化矣。昌黎生其后，乃尽废前人之法，而创为奇辟拙拗之语，遂开千古未有之面目。

(18)、如果以此为古今诗歌的分界，那么韩愈诗风的变异，恰好与“今”诗的特征相重合，似乎具有某种标志意义。严格地说，唐诗许多重要的变化都肇端于杜甫，杜诗在以文为诗、好议论、以家常入诗等方面都已开宋诗的法门，但尚未触动古典美的理想。韩愈因而袭之，变本加厉，遂将唐诗引向一个极端的方向。叶燮视中唐诗为“百代之中”，实则在中唐诗多元的取向中，只有韩愈对古典传统的颠覆，才真正具有超越唐代乃至唐宋之变的意义。而这些违背古典审美理想的新变，也只有在放弃以感官愉悦为基础的古典美理想的现代语境中，才能得到正面的肯定。

(19)、物有不平则鸣，胸有郁气当出却难舒——韩愈《送孟东野序》

(20)、在文中，韩愈表达了对朋友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且以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大量事例，说明了“不平则鸣”的道理。

2、韩愈的诗歌风格特点与科举历程有关

(1)、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这点超出了其它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它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69)

(2)、其中一种类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和中篇。

(3)、(9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11页。

(4)、但到叶燮的时代，这种压抑终于得到释放，反传统、反古典的美学精神终于得到承认和肯定。从叶燮对韩愈诗歌变革的大力推崇到乾隆间对宋诗反传统倾向的全面肯定，表面上看是诗家趣味的变化，实际上背后有着整个文化语境转变的问题。因背离传统和古典美而显得怪异、难以接受的韩愈诗风，竟然成了诗史变革的大动力，作为诗歌史上大的创新被肯定！这种后设评价本身就意味着观照主体是站在现代立场上，而文学和批评已进入一个现代语境中。如果说韩愈的变革隐含着一种现代性的话，那么其变革被认可就是诗歌史进入现代的标志。事实上，自叶燮之后，韩愈诗歌的评价便渐趋一致。曾经被宋人视为背离诗歌艺术本质的韩愈诗歌，在袁枚眼中却是“毕竟诗人诗，刻苦镂心肝”(108)，充分肯定其艺术追求的合理性。经过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响应，程恩泽、郑珍等人的鼓吹，韩愈俨然成为诗家正宗，其诗也成为清代后期诗人必修的功课。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作家的接受史，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韩愈诗歌及其接受史的考察，必须与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同步进行思考。

(5)、薛应旗：陆贽、韩愈不久于朝，唐之所以杂夷也。

(6)、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7)、诗人纵目远望，绵延横亘的终南山愁云密布，长安在哪里？家乡在哪里？现在我还有家吗？这时候，诗人刚到离京城不远的蓝田县，回头看看这蓝田的关隘吧，大雪弥天，冰封路断，连马也趑趄不前，前路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候，他的侄孙韩湘也赶到了蓝田县。诗人知道，韩湘远道而来，是为了好照顾他。韩愈想，都要到穷荒绝域，还奢望能捡回这条老命吗？于是他嘱咐韩湘，在这瘴气弥漫的南国江边，你就等着好好捡回我的白骨吧！

(8)、“现代”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比较前卫的建筑风格、服装款式，甚至道德观念。就此广义而言，即使生活在中国唐代的人也可以用它来描绘当时的某些状况，只要那些状况比周边的人或事更加“摩登”。在社会学和历史领域里，“现代”的概念是与两个多世纪前在北欧出现的工业社会密不可分的。专家们给现代社会所下的定义复杂。简而言之，这样的社会必须具有一整套分工十分明细的机构和制度，而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则以科学的规律为指南。(101)

(9)、(13)叶燮《原诗》内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69-570页。

(10)、来书极言唐诗之弊，故以学宋为解……唐诗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诗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润色，故彩晦。又往往叠韵如虾蟆繁声，无理取闹。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阑入，举座寡欢。其他禅障理障，廋词替语，皆日远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为尤，虽瑜瑕不掩，有可传者存，然西施之颦、伯牛之癞，固不如其勿颦勿癞也，况非西施与伯牛乎？(89)

(11)、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2)、(46)何焯《义门读书记》昌黎集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0册第403页。

(13)、(103)李杨《现代性视域中的晚清小说硏究》，《人文中国学报》第17辑，第267页。

(14)、(11)叶燮《原诗》外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596页。

(15)、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16)、赵翼：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

(17)、韩愈，韩昌黎作为一代文宗，其诗歌也一样继承了其文气，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

(18)、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19)、马允刚：韩昌黎在唐之中叶，不屑趋时，独追踪李杜。今其诗五七言古，直逼少陵，余体亦皆硬笔屈盘，力大气雄，而用意一归于正，得雅颂之遗，有典诰之质，非同时柳子厚、刘梦得所能及，鼎足李杜，非过论也。

(20)、近代以来，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认识成为韩愈评价的核心问题。韩愈诗歌所有逸出常规的表现，都被归结为好奇变异的艺术追求，从拓展诗歌表现力的方面给予积极评价，认为韩愈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而与此同时，韩愈诗歌的阅读感觉及文体学评价却无形中被忽略或回避了。其实，只要我们只要抛开那些文学史的后设评价，以一个读者的平常心，平心静气地阅读韩愈那些诗作，就会感觉到，他对古奥趣味和奇异风格的追求，明显可见远承顾况、近师孟郊，带有刻意造作的痕迹，与当时诗坛的一般趣味格格不入；联系到书法方面对“羲之俗书趁姿媚”(〈石鼓歌〉)的鄙视，都隐约让我们感受到韩愈文艺观中有一股追求陌生化、流于粗俗化而远离传统审美趣味的现代文化品格。

3、韩愈诗歌风格的变化

(1)、(88)袁枚：《随园诗话》卷同上，第3册第179页。又《小仓山房尺牍》所收《答祝芷塘太史》亦有类似的说法，见《袁枚全集》，第5册第202页。

(2)、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3)、赵翼的话是符合韩愈创作实际的。他有些诗并不是一味追求怪异奇险，而是凭着他别开新面的艺术构思，在文从字顺中形成雄厚而自然的诗风。

(4)、作者还劝孟郊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字里行间表现了对统治者不善于用人的委婉批评。

(5)、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原来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6)、当代独立琴歌音乐家。中国古琴弦歌大会专家评委。北京乐器学会琴歌与少儿美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美国圣约瑟夫大学艺术大使。北京大学素质教育课堂、国家大剧院艺术讲堂主讲人。2014年获首届国家艺术基金资助，2017/2018年获“滚动资助优秀项目”。她的多部专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纽约林肯中心等地举办，全球巡演逾百场。

(7)、《送孟东野序》是韩愈为好友孟郊送行而写的文章。

(8)、(5)张蜀蕙《文学观念的因袭与转变——从〈文苑英华〉到〈唐文粹〉》，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5-96页。

(9)、当年韩愈正值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长，但此时心境不错。此前不久，镇州(今河北正定)藩镇叛乱，诗人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唐穆宗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任上调为吏部侍郎。此时，韩愈在文学方面早已名声鹊起，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中，也颇有建树。因此，虽然韩愈已经年近六旬，读者在这组诗中找不到诗人面对岁月流逝而感叹悲伤的内容，反而是表现了他意气风发、兴味盎然地迎接春天来临的情怀。

(10)、王德威曾说他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的“现代性”首先指“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似乎过于宽泛，受到这样的质疑是很正常的：“这种创造力应该说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许多时期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其他时期的创造力不能称为现代性，而只有晚清作家的创造力才能称为现代性呢？”(106)后来他又提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107)这同样让人感到困惑。抒情本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的美学品格，为什么相对于革命、启蒙这些反传统、反古典的意识，它倒成了现代性的标志？这不由得让我们追索，文学的现代性，究竟应该从什么方面，用什么方式来思考？

(11)、认真考量韩愈诗歌的变异，我们会发现，韩愈的努力不只朝向求新，他同时还在颠覆着人们习惯的审美感觉秩序。这只消同白居易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白居易也求新，但他只是给旧传统里增添一点东西，比如闲适之情、身边琐事、语言的平易流利之美，等等。但韩愈不同，他决不满足于只带给人们一些新鲜的美学要素，他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审美感觉，以惊世骇俗的变异彻底改变人们对诗歌的趣味。从美学的角度说，其核心在于改变感觉层面的和谐和平衡感。

(12)、(70)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0309页。

(13)、 白居易：诗主要分成讽喻、闲适、伤感、杂律四大类，精华的部分是讽喻诗，诗歌风格：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14)、蔡启：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

(15)、徐钧：排斥异端尊孔孟，推原人性胜荀杨。平生胆气尤奇伟，何止文章日月光。

(16)、(54)关于古诗的反律化倾向，详本书《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一章。

(17)、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

(18)、第二首诗注重抒情。极力描写“早”字，由此引逗好友张籍走出家门，一起去感受早春的气息。诗人以江边春天的柳色映衬官身之路。年少逐春，扑蝶戏蕊，枯草拈花，用自己的童心和稚眼直接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机趣。而老大逐春就别是一番况味了。官事冗杂，世事沧桑，在充分体尝了人间的坎坷困顿之后，也能忙里偷闲地游春散心、自得其乐。此诗贵在童心未泯，贵在能于常物之中发现其丰富的蕴涵。

(19)、(68)参看阎琦《韩诗论稿》，第158-166页；李卓藩《韩愈试初探》，第120-122页。

(20)、在这个意义上，韩愈评价的变化就成了与时代更替相关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现象。直到明代中期，王世贞仍认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他语。”(92)而一向对前代批评家尠有许可，独称“世贞评诗，有极切当者，非同时诸家可比”(93)的叶燮，却推崇韩愈为古来伟大的三位诗人之一。这戏剧性的变化，足以说明叶燮对韩愈的认识和评价乃是一个新的诗学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它和陈衍的“三元”(开元、元和、元祐)、沈曾植的“三关”(元嘉、元和、元祐)一样，(94)都是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观的体现。在陈、沈二氏分别划出的诗史三大高峰中，元和、元祐正是“同光体”诗人真正得力之所在，在这两个时代矗立着对他们来说重要的诗人韩愈和黄庭坚。从清中叶到民国时代，韩愈和黄庭坚一直都是诗人们用心师法的楷模。

4、韩愈的诗歌风格有哪些

(1)、(25)叶燮《原诗》内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70页。

(2)、(35)罗联添《韩愈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第302页。

(3)、袁枚又注意到唐、宋诗用韵的不同倾向，指出宋诗好用僻韵，唐诗则否，他认为这正是唐音宋调的区别所在：

(4)、天街上细密的春雨润滑如酥，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却显得稀疏。一年之中美的就是这早春的景色，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

(5)、韩愈的“以文为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概括起来主要指以下几个特征：

(6)、(32)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册第2428页。

(7)、陶宗仪：通六经百家学，作文章与孟轲扬雄相表里。

(8)、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韩愈

(9)、首先，关于以文为诗，袁枚认为是宋诗的特色之《随园诗话》即称宋诗为“诗中之文”：

(10)、此诗作于公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时节。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此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大约韩愈约张籍游春，张籍因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作这首诗寄赠。

(11)、陈普：杨墨蛇龙本一区，大颠便是恶溪鱼。退之也是无操守，一贬便陈封禅书。

(12)、事实上，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要比思想的现代性更为复杂。正如丁尔苏教授所说：

(13)、韩愈诗歌的“大变”固然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诗体方面的联句、语言方面的以文为诗，声律方面的体制意识等等，但重要的我认为是在唐诗清奇雅正的美学理想中单单发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险怪、谑俗、生新、粗硬的趣味，冲击了古典诗歌典雅和谐的审美理想，以一种新的诗歌美学开了古典诗歌走向近代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诗风的变革不只是个诗学的问题，更是个美学的问题，只有从美学的层面，从审美意识的变化来审视，才能全面地认识韩愈创作的全部意义。

(14)、(16)乔亿《剑溪说诗》卷下，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092页。

(15)、以远看似有，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

(16)、取材和意象层面的鄙俗化毕竟还只是部分作品的局部问题，而韩诗在声律层面上的反和谐、反自然倾向更明显而整体性地体现了韩愈对古典审美理想的叛逆和背离。

(17)、无疑，诗人送给张水部这首小诗，与其说是赞美早春草色，倒不如说是一支新生命的赞歌。

(18)、(101)丁尔苏《前现代—现代转型的文学再现》，《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19)、(102)李思孝《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

(20)、(37)刘熙载《艺概·诗概》，台北：华正书局，1985年，第63页。关于韩愈“以丑为美”的讨论，可参看龙迪勇《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审美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兼论中西艺术“以丑为美”的差异》，《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3期。

5、韩愈的诗歌风格主要是

(1)、其中一种类型，是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的体裁，歌颂唐王朝平安藩镇叛乱的业绩。

(2)、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

(3)、(100)李杨《现代性视域中的晚清小说硏究》，《人文中国学报》第17辑，第289页。

(4)、《毛颖传》多少带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联句诗序》被有些人认为是讥讽当时宰相之辞。

(5)、另一种类型，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英雄人物形象，叙事、议论、抒情相融合，为公认的名篇。

(6)、在叶燮的笔下，韩愈与杜甫、苏轼相提并论，被推崇为古今重要的三位诗人之所谓“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馀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见解。当然，将韩愈与杜甫、苏轼相提并论，并不始于叶燮，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已启其端：“昔人论诗，谓韩不如柳，苏不如黄。虽黄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诗不逮古人者’，殆苏之谓也。是大不然。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着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12)李氏此论只就开拓诗境一点而言，不及其他方面，且对诗格渐粗的结果尚有负面评价；叶燮则从创变之力整体而论，不仅立足点更高，评价也更高，对前人的成见乃是一个根本性的扭转。

(7)、早上向朝廷递上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晚上就被贬谪到离京8000多里的潮州，山遥水远，真个是遐荒绝域！因为自个儿舞文弄墨，竟招来弥天大祸！决不是一时情感的冲动，至今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生平的夙愿就是要为圣明的时代革除弊政，我怎么肯因为年老体衰的孱弱之躯而吝惜这风烛余生呢？

(8)、叶燮推崇杜、韩、苏为古今三大家的理由很独特，是基于其改变和影响诗史走向的才力：

(9)、王维崇尚佛教，专研禅理又精通音律，更多给人以艺术上的关怀。

(10)、(21)袁枚《随园诗话》卷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册第37页。

(11)、此外，学习《史记》、《汉书》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亦为一种类型。

(12)、近代学者李审言曾引述吴翌凤编本朝诗选的一段序言，以为“其论甚允”：

(13)、但这种追求，到韩愈的创作中却被放弃，或者也可以说转到另一方向上去。在此之前，诗人们都以流利清畅的听感为目标，追求琅琅上口的和谐感觉，而韩愈一反此道，专门寻求生涩粗硬、喑哑拗口的韵调。其具体表现，首先就是好押强韵。这在贞元十四年(798)三十一岁所作《病中赠张十八》中已开其风，全诗押窗、逄、邦、撞、扛、双、摐、江、幢、杠、缸、釭、厐、降、肛、哤、庞、腔、泷、㟅、椿、淙等字，半数以上属于难押的强韵。前人指出的诗例，还有《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赵执信称“押强韵稳，开宋人法门”；(44)又《答张彻》，何义门谓“以强韵为工”；(45)又《送文畅师北游》，义门谓“未免好用险韵，减其自然之美”。(46)赵翼更举《南山诗》“突起莫间簉”、“仰喜讶不仆”、“堛塞生恂愗”，《和郑相樊员外》“禀生有剿刚”，《征蜀联句》“剟肤浃疮痍”，《陆浑山火和皇甫湜》“衁池波风肉陵屯”等句，以为“徒聱牙轖舌，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47)有时他押的字甚至不见于韵书，如《征蜀联句》，严虞惇就指出：“诗中用䶪、■(左吉右瓜)、■(左亻右眘)、䀣、䦪、■(左足右兀)、汃、痆、秳凡九韵，今韵不载。”(48)对读者来说，押强韵大的麻烦是字僻难认，意僻难解，以致阅读艰涩不畅。这从明代以来，已招致许多诗论家的批评。如谢榛说诗“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49)而“韩昌黎、柳子厚长篇联句，字难韵险，然夸多斗靡，或不可解”。(50)胡震亨也说：“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拣择，遂致丛杂难观。”(51)就连极度推崇韩诗的翁方纲也不能不承认：“一篇之中，步步押险，此惟韩公雄中出劲，所以不露韵痕，然视自然浑成、不知有韵者，已有间矣。”(52)今人杨勇还指出韩愈“用韵不拘常格，有重韵以穷其意者，有尚气而不拘用韵者”，这也是韩愈用韵的异处

(14)、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词全集、诗集(979首全)

(15)、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16)、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17)、余尝铸香炉，合金、银、铜三品而火化焉。炉成后，金与银化，银与铜化，两物可合为一；惟金与铜，则各自凝结：如君子小人不相入也。因之，有悟于诗文之理。八家之文、三唐之诗，金、银也。不搀和铜、锡，所以品贵。宋、元以后之诗文，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搀，字面欠雅驯，遂为耳食者所摈，并其本质之金、银而薄之，可惜也！……刘禹锡不敢题“糕”字，此刘之所以为唐诗也。东坡笑刘不题“糕”字为不豪，此苏之所以为宋诗也。人不能在此处分唐、宋，而徒在浑含、刻露处分唐、宋，则不知《三百篇》中，浑含固多，刻露者亦复不少。此作伪唐诗者之所以陷入平庸也。(90)

(18)、(9)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6册第6215-6216页。

(19)、(94)陈衍“三元”说见《石遗室诗话》卷沈曾植“三关”说见《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有关两家学说的论析，可参看马卫中《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

(20)、葛立方：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

(1)、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

(2)、(1)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946页。

(3)、钟惺：唐文奇碎，而退之舂融，志在挽回。唐诗淹雅，而退之艰奥，意专出脱。诗文出一手，彼此犹不相袭，真持世特识也。至其乐府，讽刺寄托，深婉忠厚，真正风雅。

(4)、(7)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8页。按：原出魏泰《隐居诗话》，又见魏泰《东轩笔录》卷惠洪《冷斋夜话》卷二。

(5)、所以，诗人就在第三句转折时提醒说：“是一年春好处。”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春天的好处却又在早春。

(6)、王祎：考之唐宋，论文章则韩文公、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论政事则陆宣公(陆贽)、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

(7)、孙承恩：道丧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发挥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经。北斗泰山，百世尔承。

(8)、韩愈诗歌语言这种种变异不用说都是他务去陈言的结果，但其背离日常阅读习惯的怪异性是否能被读者接受呢？索绪尔曾指出：

(9)、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盛唐诗人的代表，创造了水墨出水画派，有“诗佛”之称。今存诗400余首。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10)、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

(11)、乾隆帝：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其生平论诗专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诚欲效其震荡乾坤，陵暴万类，而后得尽吐其奇杰之气。其视清微淡远，雅咏温恭，殊不足以尽吾才，然偶一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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