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根本的是什么精辟145条

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

1、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

(1)、(4)Bowers,D.,“DemocraticVistas,”inRobertE.Spiller,WillardThorp,ThomasH.Johnson,andHenrySeidelCanby(eds.),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York:Macmillan,1948,pp.345–3

(2)、“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蕴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相一致。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些规律是游离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建构的现实的历史过程的，毋宁说它就是人的存在本身的逻辑。由此，他进而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和标志，而这正是合目的性的历史形式，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自觉状态。毋宁说，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存在与本质、能动与受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类等一系列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社会层面上的达成之日。从更为辩证的意义上说，“天人合一”若被置于马克思语境中加以理解，就意味着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统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之后达成。

(3)、体现在音乐艺术上，相对于多选择人工材质(金属、标准木材、合金)的西方乐器而言，中国乐器选材多取于自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的独特性，例如琵琶、二胡等。这些乐器相比西方乐器音色更接近自然，因而更容易表现出荀子所说“自然万物”之意境：一架古筝就能奏出海之春江潮水，一支古笙就能吹出大漠孤烟之萧瑟，一曲《赛马》以二胡的“连顿弓”模拟马声，一把古琴就能以泛音的技巧绘出《蜻蜓点水》。

(4)、就居丧来说，儒家硬认父恩厚，所以一定要服衰到三年之久;母恩薄，所以只服衰一年就够了，以表示家无二尊，好比国无二君;就奔丧来说，父母也要有分别;就祭祀来说，因为男贵女贱，所以“夫不祭妻”(《礼记·曲礼上》);就配偶来说，只许男子多妻，不许女子多夫;就生子来说，“男子生，桑弧矢以射天地四方……”女子便不能有此;就德行来说，女子独有“守寡”、“三从四德”和“七出”之规。千百年来，儒家这种野蛮的礼教制度，不知害死了多少妇女。谭嗣同曾引述邻邦学者抨击儒家礼教之言说：“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谭嗣同《仁学》卷下)。

(5)、因为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去，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并不是要排斥、更不是要废止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同时发挥其他各家学说的长处与优势，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实现国泰民安，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它的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从而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价值。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6)、然而“乐”之所以“受宠”却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活力。

(7)、那么，实行礼制的中国夏商周时代，为什么不能像古希腊那样产生法制思想和司法审判制度，而要靠“道德礼让”解决争端?原因是中国地域远比古希腊辽阔，在交通、通信条件极差的分封制时代，国家机构比较简单，官员数量也很有限，还不存在秦汉以后覆盖全国的官僚行政、司法系统，官方也就无法及时掌握和追究处理人们的违法行为，况且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国建立遍及全国的庞大司法行政系统也是不现实的;而小民收入微薄，也无力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所以，当时只有沿袭氏族时代的道德规范，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安分守己和对人礼让的美德，以避免相互纷争;即便出现诉讼问题，也都根据传统礼法，召开氏族或氏族联盟大会，由氏族成员民主评议，做出裁决和惩处。可见，以道德代替法律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8)、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9)、李贽否定了孔子，提出了“童心说”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则进一步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王夫之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循天下之公，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的主张。

(10)、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契机，在于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失望，从而寻求“第三种文明”，走“第三条道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1)、仁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立足之道。也将是整个世界的立足之本。

(12)、儒家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看作发展人性的重要手段。因为人性基本上相同，所以所有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即所谓“有教无类”。在这方面，孔子的主张与柏拉图有很大不同，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应获得好的教育。人的高度可塑性是儒家的基本看法，即认为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学习，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道德和才能方面成为卓越的人。

(13)、宗法社会怕发生男女关系问题，因此儒家对这种“男女之大防”特别用心，一直有“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等缺乏人性的道德禁忌。如《礼记·曲礼》规定：男女不杂坐，不互言内外，不互相授受，不能握手，不同行路，不同手拜(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不同用器，不同寝席衣裳，不同乞假，无烛不夜行，男女无媒无币不相交亲，男女丧服不同，不相问病，非有大事不入家门，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女各为伯仲。幼童也要男女有别：“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年不出。”(《礼记·内则》)。寡妇必须守节，不得再嫁，不得夜哭;寡妇之子不可为友;嫂叔婶侄不相抚问;亲子同胞不得聚会;夫妻也不得随便接近，等等。如此严格的“男女有别”不近人情不说，恐怕自古无人能够真正做到!人们都说中国人很“封建”，但背地里却三妻四妾、生出十几亿人!

(14)、(20)李永毅：《惠特曼草叶集>中的‘自我’观念》，《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5-58页。

(15)、至诚之道，即事物的无蔽之状态，故一切道理都本真地显现，正因此才能够“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的束缚和局限，而使历史的本真性得以呈现，因而能够对未来作出前瞻性的“筹划”，此正是所谓的“前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具有足够的筹划能力和预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哲学超越了意识形态这一“虚假意识”之遮蔽，从而实现了“回到事情本身”。

(16)、(15)(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

(17)、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且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例如：“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仕者世绿，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正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18)、(2)Matthiessen,F.O.,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

(19)、不幸的是，如今却有不少“好古”的学者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起劲弘扬孔子学说，发誓要“继绝学”。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现代私塾，让小孩子穿着大褂，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却显得底气不足，总觉得这是我们对手的东西，怕被“西化”，怕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吃掉了，这实在是当年清朝顽固官员的心态!

(20)、(11)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51-166页。

2、儒家思想根本的是什么

(1)、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2)、不过，尧、舜、禹、汤虽然也是儒家“祖述”的对象和思想来源，但由于他们的年代太过久远，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因而只是儒家学说产生的远源;只有孔孟本朝的先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时代创造的岐周政治文化、礼仪制度，才是儒家学说直接、亲切、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源头。儒家要恢复的就是岐周时代农村公社农夫与贵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即“礼制”的社会。礼是农村公社时代的制度、风俗(虽然经过周公等人改造)，直至春秋后期，先民在公社中的民主地位尚未完全丧失，村社互助礼让的生活风俗仍然依稀尚存，不然，孔子何以还能“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

(3)、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所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的自然化(天)和自然界的人化(人)的历史地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方面乃是历史地统一的，人的自然化的充分实现，恰恰就是自然界的人化的证成。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内在统一的达成，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    

(4)、儒家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仁爱。儒家的仁，同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一样，一个字体现了儒家的全部思想内涵。

(5)、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6)、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7)、(19)(美)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邹仲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

(8)、中国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本身就已经普遍性的把这种柔术作为做人的准则了，在中国提倡情商跟在美国提倡情商就是完全相反的结果。由一群具备现代文明知识的欧洲冒险家建立起的美国文化明显带有强烈的阳的特征：鼓励冒险、崇尚个人英雄主义、鼓励创造和创新、包容各种标新立异的奇异人士等等，所以心胸狭窄的乔布斯和被称为中子弹的杰克.韦尔奇能生存而且成为企业高。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跟今天的美国一样具备很强的包容力可以接受各种思想的共存，但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只接受儒家思想的存在，我们已经失去包容力，乔布斯这样的天才在今天的中国根本得不到认同。比尔.盖茨家10多年的邻居就说他小时候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异类，这样的人在今天中国是被排斥的，可他在美国却健康成长还创立了微软公司。

(9)、工业时代，机器自身没有智能，它不会自我升级和发展。但机器人不同，它能自我升级和发展、自我思考、自主决策……它不再是机器，它是人——只是没有血肉和感情。它具备人的大部分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他能快速升级迭代，他们的社会将很快比人类更复杂、更先进、更高效。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和互动不同于人和机器，所以未来的世界将完全不同，是一个全新的文明。一个很简单的证据，人与机器不需要考虑如何共处，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主动与人沟通和互动；但是机器人却不是，未来我们不但要考虑人与人的沟通和互动、还需要考虑人与机器人的沟通和互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类似于一个新人类加入了地球文明。甚至它们具备毁灭人类的能力和可能，但是我们却无法阻止它们的到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是工业0，不如说是文明0。原始文明/没有工具、奴隶文明/使用工具、农业文明/耕种、工业文明/机器制造，人机文明/智能机器人，每一次都是人类工具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

(10)、概述这段历史可知，周人克商之前，处于氏族社会或农村公社古老的“周礼”和谐之中。克商之后，周公等政治家强劲推广自己的礼法，用文字把他们远古祖先的传说和制度、风俗习惯固定下来，后经孔孟儒家分子系统发掘整理成为神圣的儒家经典，长期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

(11)、我们这次学术会议，要研讨“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衰落还是繁荣”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如何认识儒学的特性、价值和前途等问题。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在进行思考，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政治家和其他人士也会在关注和思考。

(12)、 如果说形而上学是敌视生命的，那么辩证法则是人的生命意识的反思形式，基本特征在于内在性、有机性和创造性。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武器或工具，它首先是一种存在论的规定，因为他是把辩证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性质来理解的。

(13)、下面这段论述，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以和平的方式讨论。请不要用过激的言论和人身攻击，惹怒一个有攻击倾向的人对你没有好处。

(14)、儒家的中庸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反辩证法的、保守的、折中主义的，其实这是误解。中庸观念看似是静态的，实则不然，它是在动态中把握事物的“度”，而且是对一切变易的内在制约，变易的观念恰恰蕴含着“中庸”的规定。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构成的“三一式”看，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恰恰是走了一条中庸之道。这种中庸方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左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15)、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16)、尽管礼制当初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时代在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氏族公社早已瓦解，礼乐制度大坏，靠“礼”已不能维持社会秩序。那么，为什么拼命鼓吹道德礼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学说，反而越来越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奉若神明?原因是“周礼”虽然崩坏了，但社会却还需要道德规范，道德和法律一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且，“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2页)。儒家学说一贯倡导的“忠孝礼义”，正好具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显著功能，比如“礼”，其实就是按各人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礼制”发展成为封建“礼教”，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特别是从儒家君臣、父子、夫妻伦理学说中归纳出来的“三纲”理论，几乎使所有的人失去了自由。

(17)、清朝一个外来民族在中华大地实现了近300年稳定统治，后还是遭到外部先进文明侵略才中止的，否则不知道还能延续多久。更让人不安的是经过2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驯化，中国人普遍性的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失去血性(看看鲁迅和清末民初文学家的描述就知道)。中国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打破阴盛阳衰的局面，必须强行注入阳的特征。读到这里，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已经发现清朝那些“智者”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技术层面的改良根本救不了中国，甚至就算是打开国门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多只是缩小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被动跟随西方的发展步伐，但不能实现超越。只有打破稳定状态，注入阳的特征，中国才能走向阴阳平衡的自我发展道路，才有机会实现超越。

(18)、今天，六尺巷里给大家带了由人民日报精心整理的100句儒家经典名言中的前6句，流传千古，百世不衰。如：

(19)、那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开拓创造的阳属性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之前的社会创新和创造力。别看今天的中国人缺乏创新力，秦始皇开创的社会制度是一次伟大的创新，领先欧洲一千多年。欧洲直到工业革命，创建了现代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奠定了超越中国的基础。

(20)、在我的认识中，单拿学科模式图来比较，如果说其它学科是由一个个知识点联成的网状结构，那么哲学就是由一层层思维模式磊起的楼宇状结构。在来到复旦大学哲学夏令营之前，我对哲学是陌生而好奇的：高涉及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政治必修四与设置了一个单元展开先秦哲学的语文选必上让我初次从课堂打开了哲学思考的一扇窗，而本次夏令营带给我的学习收获，就是透过这扇窗射进我心房的第一缕阳光。

3、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1)、宋明时期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阶段，形成了新儒教。

(2)、由于其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厚背景，梭罗虽然比爱默生更接近于儒家思想，但与儒家角色伦理相比，大的不同之处是，梭罗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想是塑造一种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梭罗之所以远离他人到瓦尔登湖的大自然中寻求自我，并非是因为厌弃社会与他人，而主要是因为梭罗认为人际社会中的道德原则已然失效，要想重拾道德，就要寻求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与人间之道本质相通，在这一点上很明显梭罗受爱默生的影响。梭罗没有明确要求人们承担社会关系中的伦理角色，但他后期积极投身社会改革运动，甚至对甘地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梭罗用自己的离群索居校正错误的人际关系，同时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承担了社会赋予他的角色职责。此外，他笔下的自我有了较明显的反思形而上学主体的反本质主义，并被赋予了过程主义的特征，因而与儒家角色伦理有着内在的相似性。

(3)、中国为什么从唐宋鼎盛时期沦落为东亚病夫，到现在还比较落后?西方为什么能从地狱般的中世纪走出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力?曾经繁荣于世界之巅的中国和东方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呢?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主要是东方文化在维护着旧的封建制度，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一种亲和关系。他指出，东方要发展就要革除儒家思想，不然就只能愚昧落后。此论不无道理。

(4)、清朝在与邻国封疆划界时，“中外一家”的迂阔思想主导着其制定对邻国的划界原则，每当双方对划界出现不同意见时，清廷“大公至正”，采取“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态度，往往让对方越过传统习惯线，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单方面的退让和妥协，不但使邻国没有按照双方传统习惯线划界，反而趁机侵占中国领土。

(5)、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儒家的“诚”，也就是实存与本质的统即事物之本真性的开显。实存乃是本质的敞显，而非遮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异化的历史的扬弃，亦即达成人的实存与人的本质的内在统意味着意识形态被人的历史实践所彻底解构，人的存在因此重新获得其本真性，这也就是人性的彰显，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而这正是回到儒家所谓的“诚”的一种历史性的努力。

(6)、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7)、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

(8)、爱默生超验主义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力量并非全然是美国新大陆的产物，而更多地植根于欧洲哲学传统。在菲利普·古拉看来，爱默生和他的追随者们继承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康德、费希特等强调人类内在性能力的思想影响了爱默生，而不是洛克的实证主义(9)这也意味着爱默生承袭了欧洲形而上传统的超验、唯我和抽象等问题，在助推美国主体构建的同时深化了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因而成了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对话的主要先哲之一。对人内在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以及对具体经验的轻视预设了爱默生思想中抽象本质与具象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期爱默生所倡导的自我观体现了明显的我他、灵肉、“真我”“非我”等多组二元对立关系。在《论自然》(1840)中，爱默生写道：“人总能意识到在他或在生活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森罗万象的灵魂——在其中，正义、真理、爱与自由的本质就像天空的太阳一样，相继升起，照耀四方。他把这种包罗万象的灵魂称为理性——它并不属于你、我或他；相反，我们都归它所有，是它的财产和部属”(10)因此，灵魂为真我(ME)，而所有的其他，如自然、艺术、他人、肉体等都是“非我”(NOTME)。在一次林间漫步的时候，爱默生经历了一种迷狂的神秘主义体验，整个人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Eyeball):“站在空地上，我的头颅沐浴在清爽宜人的空气中，飘飘若仙，升向无垠的天空——而所有卑微的私心杂念都荡然无存了。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世上的生命潮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变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内容。亲近的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也陌生奇异之极。兄弟也好，熟人也罢，是主人还是仆佣——这些都在一刹那变得无谓，甚至讨厌”(10)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段著名话语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人格化自我和他者在这里被同时消解，社会生活体验的价值被搁置，社会角色被视为无足轻重甚至应该取消。爱默生的《自我依赖》(“Self-Reliance”)、《补偿》(“Compensation”)、《散文一集》(Essays:FirstSeries)等都体现了类似的自我与家人、政治、社会、宗教、制度等外在性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爱默生抽象自我观倡导的是一种无差别的伦理观念，生成一种抽象道德主体。“当爱默生将普罗提诺的‘’内在化为人的‘理性’时，‘理性’也被想象成一种人所共有的、超验的，同时又是‘非人格化’和‘非社会化’的部分。这种皆备于人内容上又抽象的‘理性’了一种不受社会差异影响的普遍性的平等。”(11)1各种他者在本质上没有了差异，自我便可以“以一种中立无所谓(indifferent)的态度对待他者，这显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乌托邦观念。对于外物的漠然和对超灵的重视体现了爱默生超验主义主体观念的基本特征：个人意识认同的对象是形而上的抽象“超灵”，而非社会现实的具体“他人”，这恰恰体现了怀特海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把人与超验原则的抽象关系置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具象关系之上。个体对抽象超灵的认同和对具象他者的无视可能导致虚无主义与政治伦理困境。恰如麦金太尔所言，道德一旦与精神、超灵等抽象概念混淆在了一起，就只指向一种虚无和空洞，无法提供现实的指导意见。爱默生超验主义早期确因对废奴运动等社会问题缺乏关注和对善恶的含混不清而备受批评。爱默生抽象道德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作为人一出生就被置于家、国等多形态、多联系的角色与关系之中，而且正是这些深厚的环境条件，才使我们有恻隐之心，有羞怯、恭敬之心，有规矩之感和赞同与反对之心——其实，这就是伦理感。伦理感植根于心，是对人一出生就已有的条件的一个一般性概括。恰恰是这一伦理感，成为之后贯穿具体个人人生的特殊叙事话语，是人与世界协同而成的‘性’的叙述”(6)1爱默生后期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并力图修正，如他从“转换-变形”模式到“补偿”模式的转变就是解决抽象、具象间距离的尝试(11)1同时，“个体由早期对社会的漠然与反叛到晚期对社会的释然接受”(12)1

(9)、部落时代及夏商周皆为“礼制”的时代，礼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社会，各种礼法首先都是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设立的。荀子说：“礼起源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给养)也。”(《荀子·礼论》)。又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名分等级)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单一农业社会，大的“争”，就是争土地、争分配，这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社会问题。上文提到的“虞芮之君争田”问题，就是通过所谓“道德礼让”即双方“退让”化解的。

(10)、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

(1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先舜 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为提倡古道。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

(12)、可以说儒家对于音乐的重视一部分归因于其对“君君臣臣”秩序社会的主张，另一部分则是儒家看到了音乐对于个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音乐审美视作一个人修身、治学的高境界。《乐论》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更是人们发泄情感，从而排除动乱的有利媒介，“民有好恶之情而无息怒之应则乱”。因而音乐具有调和情性、敦化道德的功能。

(13)、忠：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14)、儒家以一种“入世”的心态，确立人依于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稳定并设立理想的人际秩序，虽然还是讲求天的，指出天是永恒不息的，但儒家学派同时又说天不是的神、不是超越性的精神实体，天是有意志和性、主宰性的，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有机统一。

(15)、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16)、三皇五帝至岐周部落时代，大体都处于这种国家统治之下民风依然淳朴而和谐的村社状态，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可惜岐周以前年代久远，缺乏文献资料，诚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幸好“周监于二代”，周文王至周公时代去古未远，“郁郁乎文哉”的周鲁典籍丰富，留在孔子时代人们头脑中的美好记忆深刻而清晰，遂成为儒家等学派一心向往的理想社会和思想来源，难怪先秦诸子百家把三皇五帝时代特别是把夏商周三代捧到天上，认为那才是理想的社会，而且诸子百家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惊人地一致，普遍表现出一种怀古、崇古和复古倒退倾向。可以说，“崇古”是先秦思想的普遍精神。

(17)、不过，古公亶父只是创建岐周文化的先驱，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才是集大成的杰出代表，因而也才成为孔子及其儒家极力推崇的千古圣人。从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沃野，中经季历、文王姬昌，至武王姬发，大约一百二十年。古公亶父死后，儿子“季历(文王之父)立，……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是即季历仍能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部落相率以归，使周邦更加强盛。商王文丁(商纣王的祖父)初以“西伯”头衔相笼络，仍感到威胁和恐惧，遂借故将其杀掉。

(18)、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来说，没有儒家思想，会容易出现不稳定和不团结，难持续；而过度看重儒家思想，会出现过于保守和中庸，没有创新力和创造力，无法发展。无论是国家和文明发展，企业管理，还是做人，我们都需要根据当时的状态和目标，把儒家思想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保持阴阳平衡，才能稳定发展。虽然经历过上个世纪的大运动，但我们普遍还是过于相信和依赖儒家思想，过于相信中庸和柔性的重要性，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甚至容不下有创新力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难成大业。中国民营企业中，能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劈荆斩刺的华为，著名的企业形象就是狼文化。如果他们也把儒家思想放在第一位，就不会有狼文化，中国就不会有华为。

(19)、    阴盛阳衰/一味守旧落后挨打：秦始皇完成了伟大的创新，但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的创新基因。所以之后的近2千年里，中国的社会制度就基本没变过——只有一些微创新去完善和提升，劳动生产力也没出现过质的改进，科学技术就更加没有多少发展。有的人可能不服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拿得出手的就是4大发明。今天人类掌握的全部科学技术，有没有0.5%是中国人贡献的？中国可是占世界总人口的约20%。而过去几百年欧洲完成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和科技。所以无论你多么爱国，多么爱儒家文化，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现代科技领域的创新和贡献少。曾经的中国可是领先欧洲1千多年啦！对比一下你还不承认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就丧失了创新力吗？为什么会这样？过度推崇儒家思想，过度注重中庸、保守和维持，阴盛阳衰，发展太慢。创新是需要包容的，如同春秋战国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但儒家思想被确定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后我们事实上就不再认同主流价值观以外的东西。因此当英国人带着先进的科技和产品来中国的时候，我们还高傲的把他们视为蛮夷。所以终西方在工业文明推动下进入了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中国还在旧制度、旧文化下孤芳自赏、维持原状。到后来落后得被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轮番侵略，甚至差点被日本灭国。《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就提到：中国之所以被不如自己一个省大的日本打得差点灭国，就是因为我们比日本落后了一个文明时代。以现代工业文明打落后的农耕文明，双方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中国太落后，却又极度的傲慢和稳定，阴盛阳衰到极点了。

(20)、美国脱离英国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国家之后，思想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塑造在文化意义上独立于大英帝国的美利坚民族，以及独立于欧洲传统的美国主体和身份意识。19世纪20到50年代，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运动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应运而生，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后来被马西森称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1)i。马西森认为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作家。虽然他对新英格兰白人男性作家的偏重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批评，但马西森所论五位作家的地位并没有受到颠覆性的挑战，他们依然是美国文学和主体塑造的奠基性人物。爱默生超验主义是当时的基础性思想：“梭罗是基于其上的，惠特曼是对其的延伸；霍桑和梅尔维尔都被迫与其哲学思想抗争”(2)xii。类似的观察也符合五位作家的“自我”书写与主体思想(①)。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是肯定性的，因为他们都强调“自我”的神性、意识和精神维度，肯定个体的独立价值和意义；霍桑、梅尔维尔、坡的“自我”书写则是否定性的，因为他们侧重“自我”的无意识心理、社会构建和意识形态维度，质疑个体意识的独立存在(3)可以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超验主义主体观更深入地植根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之中。他们的思想既有历时性的承继关系，又有共时性的对话关系，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塑造的基础性力量，就其思想的影响力而言，三位作家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文艺复兴三杰。

4、儒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22)区鉷：《庄子：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影响中介——兼论借鉴外国文学过程中的本土意识》，《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116-121页。

(2)、中国文化认为以和为贵，而乔布斯却说能制造噪音的机器才能磨出美丽的石头，他鼓励团队内存在一定的摩擦和争执。在美国强调情商有预防过阳的作用保持平衡、维持稳定，但在本来就阴盛阳衰的中国强调情商就是雪上加霜。中国应该鼓励阳属性的冒险和创新，我们却在鼓励阴属性的保守和圆滑。

(3)、儒家津津乐道的一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如周决平。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只取辱耳!’遂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归者四十余国。”(《通鉴外记》卷二下)。《史记·周本纪》也说：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归之。”可见，文王礼贤下士、仁慈爱人的美德，闻名遐迩，大得人心，已经变成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这就是当时特定条件下实行仁政德治所取得的政治军事效果和社会效果。

(4)、可见，礼源于经济原因，出于社会稳定、建立秩序之需要，当初礼制首先是一种等级分配原则，是为解决分配问题、防止相互间的争讼而设立的(中国古代分配问题比生产问题更突出)办法措施。

(5)、儒家的基本范畴是仁和礼，仁是思想的内核。仁，其本意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密的关系，故儒家讲尊贤也讲亲亲。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就意味着不仅要求仁者爱人，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道德要求：“恭，宽，信，敏，德”这五者之中孔子比较重视信，他认为“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其性格具有刚、毅、木、讷的特点，也主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等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其“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以人性论、良知论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性善论是他学说的核心。礼则是仁这一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即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的“礼”却是积淀在仁中的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认为克己复礼是能直接实现仁的。即“克己复礼为仁”。只有按照“仁”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才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构成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

(6)、在民主、法制和人权毫无作用的专制制度下，伪道德、伪君子的盛行与朝廷道德要求之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程度成正比;道德的“调门”越高，伪道德、伪君子就越盛行。当朝廷推行舍己为人、大公无私以及忠、孝、仁、义并要求臣民表态必须践行时，“假大空”，言行不表里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道德、伪君子就会盛行起来，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这样做反而被视为不懂人情世故的怪物。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儒家道德的悲哀。

(7)、此外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中，《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5首曲目均以描绘自然风景或歌颂自然意象为题材，这情景交融的音乐美不仅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也反映了直到明清，孔子所言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精神依然存留于中华传统音乐作品的标准中。

(8)、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9)、在如此重视之下，中国古代的音乐得以发展，甚至造就奇迹。汉乐府等音乐机构促进了音乐发展，使得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诗经》中美好隽永的诗作得以流传至今；精美的乐器被制造出来，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这由64个编钟组成的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编钟组，是对先秦礼乐等级制度的体现，其“一钟双音”的制造工艺代表着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水准，是世界民族乐器殿堂中的瑰宝。

(10)、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

(11)、“互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从文化的深层背景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改变的可能性，意味着两者的深度融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现，也是这种会通的确证。

(12)、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从先秦到西汉初似乎只讲重义轻利，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为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后人便以为孔子说的义利也是对立的。但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说明他并非将义利对立起来的。对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另外，先秦儒家具有明显的财富观点，在儒家来讲，认为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很大的关系。孔子把民众的富贫看作是关系到五朝存之的重要原因。孟子则提出了“恒产”说。但同时他们都提倡对财富欲望加以强制，要重义轻利。孟子更是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13)、先秦时期，音乐主要是起到辅助礼的作用。作为经常出现于庙堂之上的典章制度，它的“和”促进了人与人交往中的仪式之“和”；进而乐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维护了上层建筑统治秩序之“和”。儒家之所以主张音乐具有“中和”的特征，与其认为音乐与社会、政治存在着根本联系的观点密切相关。

(14)、在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上，马克思以解构现代性为其鹄，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后现代性质，且是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构一个新世界，因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是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儒学的前现代性质同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取向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此外，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还存在明显的民族性差别，这体现着东西方文化在总体上的异质性。问题的辩证性质在于，东西方文化除了差别之外，还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特别是欧陆哲学与中国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恰恰构成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得以会通的文化基础和条件。

(15)、和贵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道德观念，早由孔子提出，核心是“致中和”，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要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16)、《易经》认为天地创造了世间万物(这个说法本身是否科学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从中领悟其核心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所有，形式不重要，精神才是关键)。天是乾，极阳(阳的极点)，代表具备开拓进取、创新创造、攻击、自我激发、主导等特征的事物。地是坤，极阴，代表具备柔顺、配合、吸收、防守和维持等特征的事物。天地共同创造了万物，所以事物要发展，这两种特征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阳太盛，只有攻击和创造，没有防守和维持，则自身难保，不稳定、难长久。阴太盛，只有维持和防守，没法进攻和扩张，过于稳定没有发展，时间长了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会消亡。

(17)、不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仁爱。对周文王来说，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确，史籍一言中的说：文王自羑里回到岐周，“乃与太公阴谋(秘密谋划)，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记》卷二下)。显然，“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暴政、夺取政权的根本措施和斗争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岐周政治家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而商纣王却不懂得这一点。于是我们看到，商纣王越是恣行暴政，周文王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行仁政德治，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处处注意争取人心，这与商纣王的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持续不断地实行仁政，礼贤下士，当然使诸侯归心，就连商朝老臣辛甲等人也投奔于周，以致出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大好局面，后来的孔孟都对周文王仁政德治的伟大实践称赞不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周人的胜利已不卜可知，儒家由此概括出“仁者于天下”的名言。

(18)、不难看出，岐周文化突出、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以“仁政德治、亲民至善”为核心的“岐周政治文化”和以周礼为社会礼法规范的“礼制文化”，这些后来分别成为儒家“仁政”和“礼制”两大主要思想内容。

(19)、不可否认的是，经济浪潮之中，各种外来文化如潮般涌来，中国文化发生着千古未有的变化，至于大的特点是什么，愿共同探讨。

(20)、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5、儒家思想的根本

(1)、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成为众多西方思想家的愿望：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此在”对“嵌入性”的强调、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自我与他者的探讨、怀特海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威廉·詹姆斯的过程心理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等都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焦虑的反思与匡正。西方哲学家们重视现世、过程、肉身等实践领域，其精神实质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相通，都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关系中的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理念和抽象的心智。美国学者福莱德·R·多尔迈所著《主体性的黄昏》所表达的愿望很有代表性：他希冀建构一种非个体主义或后个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8)为后个人主义的‘人’的复归指明道路(8)安乐哲也是其中之他选择了儒家伦理学作为思想武器，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可以说在很大意义上，正值新世界文化秩序方兴未艾；儒学所提供的哲学财富，不仅是中华文化焕发活力、走向复兴的资源，而且也是更广大世界性的文化利益资源......儒家哲学在今天可能成为充实我们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重要资源”(6)

(2)、然而，道德礼义虽在夏商周统治下的农村公社制时代有效，但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礼乐崩坏，包括儒家在内的任何政治集团和学派，都因拿不出恢复礼制社会的有效措施，所以很难真正实行。倒是法制社会比较现实，因而至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普世价值。

(3)、儒学作为一种“前见”，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条件。

(4)、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5)、事实上，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中存在，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性。儒家思想既然存在了2千多年，必然符合这个规律，也就有正负两面的作用存在。正面的我们大家能说出一大堆，比如有利于团结、生存、维持秩序等等。但是负面作用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大家比较避讳的话题。不敢去讨论、不敢去正视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就不知道如何规避和改良。会出现过度夸大儒家思想的作用而盲目推崇，从而导致失败或错误，反而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比如：诺大的中国为何会被不足自己一个省大的日本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如果没有第三方帮助和支持，没有美国两颗原子弹把日本彻底放放倒，中国能否抵御日本的侵略不被灭国还真是个未知数。信奉和平，尊崇儒家思想的中国，咋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日本也学过儒家思想，却为何能那么强大？徒弟差点灭了师傅。原因和差异在哪里？

(6)、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预成与生成的张力和统一。 人性论从原初性的意义上规定了理想社会的愿景，在儒家那里是“大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

(7)、不同文化传统及作为其各自产物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会通”，首先意味着“普遍-特殊”关系层面上的同构。除此之外，“会通”还有另一层涵义，亦即相互诠释和相互发明的关系。因为“会通”不仅仅是契合，还包括创造。它在本质上是建构性的。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种“新范畴”既不是A，亦不是非A，而是扬弃和超越矛盾双方的异同关系之后所建构起来的新形态。这无疑是更高意义上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其结果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谓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彼此之间相互扬弃，其结果既是儒学的现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维度。

(8)、因为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相互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交相融合，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从外国传入中国后，它不仅能与之共容共存，而且将佛学引为自己鉴短取长的学习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给它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9)、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 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10)、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11)、“在中国具体化”或者说“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民族化”或“本土化”。而“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学的。一般地说，“中国化”应包括时代化和民族化这样两个维度，但那时所针对的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更加强调并突出中国化的民族性含义，这是由其特定历史语境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以及对这种进程的反思，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类比、比附到会通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基于“异同之辨”，进而超越“同异之辨”，上升到实质性的融会贯通。作为结果的会通，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亦即创造性的“融合”。另外，“马克思主义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能力和理论武器，来“反刍”并“消化”中国革命实践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而理论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反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欠缺。

(12)、由孔子的“仁”“礼”“忠恕”“中庸”，进而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民本”和“性善论”思想；荀子在孔孟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治”“性本恶”主张。

(13)、《论语》载“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其此处“天”就有天意不可违、天主宰一切之意。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为不桀亡”(《荀子•天论》)。虽然通常我们理解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带着一些神学的“天命论”思想，但荀子在《乐论》中也曾提出这样的音乐审美体验：“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儒家音乐观中也具有类似于道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观。

(14)、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开创现代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长期的社会创新力；

(15)、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设太学，以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学生。

(16)、    阳盛阴衰/高度创新的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都算，但典型的高峰期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充满了自由气氛和创造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才和思想辈出。当然也充满了各种冲突、分裂、战乱和不稳定。这段时间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具创造力的阶段。中华文化的各种思想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所以秦始皇可以说是前期各种创新的集大成者，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开创了农耕文明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奠定了中国之后2千年多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基调。没有这个高度创新的阶段，就不会有法家思想和商鞅变法，也就没有秦国的强大和秦始皇出现，中华大地的历史会是另外一个版本，更不会有流传几千年不中断的儒家思想。

(17)、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 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 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 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 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 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 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思想的影响

(18)、李雪聪同学《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一文将儒家文献的分析与丰富的乐理知识相结合，内容详实，十分具有创新性。

(19)、因为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传统儒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地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舟共进。

(20)、来源| 《文史哲》2018年第2期，第5-30页。

(1)、儒家倡“躬行”、崇“践履”的取向，决定了它必然注重“现世”。这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存在着某种义理上的关联。这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深层意涵上的贯通，它显示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旨趣和归宿。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以哲学为对象的“谈论”，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换言之，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

(2)、周公的这些礼乐制度和礼治思想，当初可能紧扣现实政治，“末尝离事而立言”。但时代变了，儒家死守所谓“周公之礼”，脱离实际，盲目崇拜，出现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某些东西显得保守、落后、愚腐和不合时宜，这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严重。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批评说，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3)、作为爱默生的好友和同时代的作家，梭罗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但他笔下的“自我”书写有了明显的走出自我中心并将自我存在具象化的特征。“与爱默生脱离具体存在去寻求宇宙心灵的做法不同，梭罗将其自我更牢固地置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置于世界的荒野之中”(3)梭罗将超验主义的目光投向了自然，在自然性具象生活体验中认知和感受精神与灵魂，并在自然中修复、还原被现代社会破坏了的主体道德。具象体验中，自然、肉体、他者都得以复活，“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梭罗与爱默生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肉体感官功能的重视。在《瓦尔登湖》(1846)中，梭罗描述了各种肉体感官与自然的互动，他与瓦尔登湖生态万物间的交流是通过视觉、触觉、声音和想象实现的。瓦尔登湖成了梭罗观察宇宙和自然的眼睛，湖边的树木成了他的眉毛，梭罗的肉体与自然合而为一(15)1这与爱默生“透明的眼球”明显不同。爱默生的宇宙观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观察者，而在梭罗这里，人与物齐，物我两依。爱默生强调的“超灵”可谓统摄一切，先于物且高于物，自我灵魂之外的他者皆无本质性区别，可以漠然待之。而在梭罗这里，“不是抓住一只鸟关起来，而是把自己关在了鸟儿附近的笼子里”(15)1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皆有其灵魂与精神，不可亵渎轻忽，这就要求每个个体基于自然他者实现自我道德化。

(4)、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5)、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就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图的21骨笛为证)；到春秋中期，五度相生律已经在《管子》中有所记载；到西周时期，“八音”对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中国传统音乐诞生的土壤某种程度上，在仲尼未生之前，早已埋下了它“柔和、线条”的一些本质特征。

(6)、范丹珩，《儒家“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戏曲艺术》，2003年01卷，90-93页

(7)、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8)、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

(9)、上述哲理也可以用矛盾对立解释，但是没有那么直观。矛即阳，攻击；盾即阴，防守。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以下矛盾中找平衡：创新与保守、冒险与保险、攻击与防守、刚毅与柔顺、尖锐与圆滑、变革与维持、坚持与变通等。前者均属阳，后者均属阴。但是用阴阳比用矛盾更直观而且涵义更丰富，我们后续就用阴阳平衡而不是矛盾对立来阐述事物发展中的两面性。

(10)、中国在全世界强盛的唐宋时期，废除封建制并且进入农耕文明已经差不多一千年，而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挣扎，美洲和非洲还在奴隶社会。很明显，当时的中国拥有全世界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

(11)、——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新论

(12)、凡为人子之理，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礼记·曲礼》

(13)、(10)(美)拉尔夫·爱默生：《爱默生集》，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蒲隆、任晓晋、冯建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

(14)、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5)、儒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由于后来儒学大者的有些异化，存在有很多槽粕，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以辨正的以批判性地吸取精华，扬长避短，去伪存真，这才是好的传承。任何一门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有他的不足之处，只是需要我们的正确对待。

(16)、梭罗在重视西方传统中“我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之外，同样重视儒家传统“我怎么做”的实践性问题，主张“在遵从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心灵纯净，从个人身体内部来生成‘道德自我’”(16)而生态自我则是走向道德自我的有效途径。梭罗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扭曲了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改变这种扭曲状态在梭罗看来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身修养，进而影响他人，爱默生式的纯粹抽象思辨被梭罗改写。梭罗在主编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期间，推出了较多孔子语录，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其个人伦理思想的形成不无关系(17)1儒家角色伦理重视实践中的个人内在因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和起点就是个人修养。“仁”这一儒家核心概念强调“由道德自律达于心灵自由的义务伦理”(18)个人的修养和道德自律就来自于人际互系和角色实践。既然人际关系已被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扭曲，回归自然以求人际关系和角色伦理的理想状态就成为梭罗的道德实践。有学者认为，“梭罗赞赏自我依赖，并从个人道德良心的角度来阐发个人主义。儒家思想注重道德良心，强调自我修养，梭罗个人主义源出超验主义思潮，和儒家的个人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注重道德良心、强调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17)1梭罗思想已然有了脱离爱默生式“单极一体”的自我模式，走向儒家传统“多极一体”的特点。

(17)、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达到阴阳平衡。

(18)、岐周政治文化亲民好德、实行仁政的优良传统，既是岐周先王世代传承下来的，也是在与商纣暴政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儒家学说正是对岐周文化中世代实行的仁政德治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和阐发，从而使岐周政治实践经验上升为儒家学说的主体思想。可以说，儒家的“仁政”主张，曾是岐周政治家早已实行过的治国方略。儒家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乃是对岐周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客观反映和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岐周现实形态的政治文化，则是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源头。

(19)、惠特曼的自我是具象现实中的自我，与爱默生的自我显著不同，与儒家传统中关注现世存在的人却有共通之处，因为惠特曼个体相似性的基础与儒家对人之共性的“道”“理”等的思想类似；惠特曼的自我就存在于自我与包括身体、自然、他人、群体等一切他者的关联之中，所歌颂的自我是“多极一体”的，同时也是过程性的(becoming)，生命向一切可能性敞开怀抱，一切可能性塑造着生命。但说惠特曼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却是没有证据的。1856年，梭罗拜访惠特曼时提及后者创作中的东方色彩，并询问有没有读过东方人的著作，惠特曼的回答是否定的(22)1当然，与儒家有差别、有等级的爱相比较，惠特曼呼唤一种更广泛、无差异的爱。肉体、草木等万事万物，死亡、性爱等现世体验，工人、农民、甚或卖淫女等众生相都在惠特曼的笔下与神圣的灵魂并驾齐驱，众生平等。惠特曼的群体是鲜活个体的集合，拥有肉体、灵魂独立价值的个体集合。儒家角色伦理虽然重视个体修养，但个体修养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群体的社会功能，所以没有象惠特曼这样高度渲染个体的重要性。儒家角色伦理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守其分，构建和谐，而惠特曼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显其能，同样达到和谐。两种思想的汇通互动或许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个体与群体关系模式。

(20)、历史是由民俗相亲的原始民主和仁政，走向残酷无情的君主专制和暴政的。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之后，不再出现这些笃仁重德、亲民至善的圣人。相反，孔孟在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处充斥的都是不德不仁的残暴官员，弄得暴政迭起、战乱不断、道德沦丧、秩序大乱，亦即“礼乐崩坏”，这是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1)、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2)、这个时期出现了哲学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对儒家思想有所批判和继承。

(3)、当然，仁政德治的思想实践并不起于周代。自从国家政治产生之日起，执政者对部属和民众的管理态度就有仁、暴之分。中华民族从轩辕黄帝算起，到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二三百年的文明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对上古两千多年历史的追述中发现，黄帝以后，特别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都是一脉相承的“仁德之君”。所以，儒家把他们作为人民爱戴的理想君主和统治者学习的圣人楷模，加以赞美和推崇;同时则把夏桀、商纣作为残暴不仁的大典型，加以诅咒和鞭挞。其扬善惩恶、警示后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就有了专门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所代表的仁政德治思想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述的儒家学说诞生。由于孜孜不倦，笃于此事，以致“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八个大字，成为儒家学派基本的特征。

(4)、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5)、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

(6)、同样颇有教训的还有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北魏、金朝和满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大都开始汉化，学习儒家经典，采用僵化而繁杂的礼仪制度。满洲人还学会了汉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士子热衷八股考试，吸收的多是中国文化中劣质的部分，致使彪悍的民族文弱化，原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消失殆尽!儒家的消极软化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7)、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8)、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9)、推行仁政是岐周政治家赖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商纣王专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武力处于劣势的政治集团，铲除暴政集团的好方法手段和步骤是：长久争取人心，一朝武力解决。而争取人心的好办法就是礼贤下士，实行仁政。

(10)、武王克商之后三年而崩，弟弟周公姬旦摄政。当时正值克商和东征之后，殷商遗民一时不肯臣服，可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周公仍然继承先王一贯的政治作风和传统，采用“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理念，即用德治去感化、教育殷民，以化解他们的思想对立情绪，巩固新诞生的政权。孔子崇拜周公的为政理念与实践，晚年因为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而悲叹自己衰老了。而他主要接受的正是周公仁政德治的思想，几乎不提周公武力革命的思想，难怪他要称赞伯夷、叔齐了。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死守此理而否认法制手段和武力革命，则是迂腐和反动的。

(11)、谭水清，《天人合一——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思想文化的中轴》，《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4卷，14-16页

(12)、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3)、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安乐哲基于儒家传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提出的伦理思想，其目的有三：其如其著作《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的副标题所示，为儒家思想西译创造一套不受西方传统影响的词汇；其阐明儒家传统中的以社会角色为核心的伦理学思想；其对比研究中西主体观的差异和优劣，借助儒家思想解决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主体存在问题。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引入来自东方的儒家思想去解决西方问题，利用东方智慧把脉西方文化危机，这是极具重要性和开拓性的研究，凸显了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在安乐哲看来,儒家哲学之所以可以为西方传统指明道路，原因就在于其人学思想。儒家传统中的“人”不是亚里士多德心智概念下的或柏拉图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互不联系、独立存在的个体。儒家传统中的“人”是“多种角色内在联系着的人，这些角色决定着我们是谁，承认我们在行为上具有的特殊性差别和道德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是我们去‘活’的、与我们同胞互相协同的角色的总和”(6)1从这种主体观出发，“儒家道德观，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成长观：成为一个功德圆满的人(仁)，成为大人，成为至善之人，成人，成为君子。依据儒家本身的话语，这个由关系构成的道德人，它的如一性的首要原初点与根由称为‘仁’及‘仁’源自之本——‘孝悌’”(6)1因而，儒家角色伦理强调“成人”(humanbecoming)，而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强调个体不变特性的“人”(humanbeing)，显然，前者强调“成人”的过程，而后者强调“人”的不变本质。儒家伦理没有预设一个固定不变的伦理理想和标准，同时也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成人的标准，而强调“成人”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这是一个始于修身达于家国的动态过程，同时是一种始于“孝悌”达于“忠恕”的由内而外的扩散过程。因而，中西传统的成人观分别是“多元一体”和“单极一体”：“单极一体，是互不联系的‘人本体’，渴望追求自为和独立；多元一体是人嵌筑于其中之人，来源于一种人与人相系不分的‘大家’意识”(6)1两种观念难说孰是孰非，但显然，在西方“单极一体”个人主义传统积重难返，陷入困境之后，儒家“多元一体”的社会关系性“成人观”成为西方困境的一剂良药。将儒家角色伦理学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现象：从爱默生的抽象道德主体，到梭罗的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再到惠特曼的群体性具象道德主体，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在新大陆寻求独立于欧洲传统的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欧洲哲学思想，逐渐向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靠近的倾向。

(14)、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5)、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乐经》虽失传，但反映儒家乐理的著作《乐记》、《乐论》依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此言奠定了“乐”在成长过程中被儒学“紧紧簇拥”的地位。

(16)、近期，《人民日报》总结了100句儒家经典语录，值得一读再读，有孩子没孩子的都要收藏！六尺巷里择其六句以示例。

(17)、    中国：高度创新但不稳定的混战之后，一次伟大的创新集成建立农业社会制度，进入农耕文明；

(18)、(12)唐嘉薇：《从漠然到释然——论爱默生思想中个体/社会关系模型的演变》，《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第153-162页。

(19)、中国传统音乐在严格定义下，是采用中华民族固有方法、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形态特征的音乐。但我国流行音乐作为当今对我国人民影响大的音乐群体，在现今西方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带来复杂影响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从儒家的音乐观上对其进行反思。近年来，华夏文化自信在国民心中升起，我国当代音乐人也纷纷开始在流行音乐中注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作为音乐创作者，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我国传统音乐，了解它温柔的特性，和它重视国家风景、疆土山河、绘画意境表现的精神内核呢？

(20)、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1)、又如哀哭本是自然的，可是，儒家《礼记》、《仪礼》竟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也规定了种种奇形怪状、十分详细的仪式，甚至哭多少声都量化、程序化了!若要严格执行，确实难以承受，出于无奈只好请人“代哭”。《周礼·丧大记》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代哭”亦称“助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此刻之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礼仪行为，而非自然感情的宣泄。就连崇拜孔孟程朱的宋儒罗璧，也很不以为然地说：“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余声，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罗璧《识遗》卷5)。

(2)、张美林，《儒家音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03卷，86-90页

(3)、爱默生被称为“美国的孔子”，其对“超灵”“灵魂”的追求与儒家对“道”“德”的追求，其对个人独立价值的体认与儒家人本主义对个体修养的重视，以及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追求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早期爱默生对孔子思想的兴趣显然是为我所用的选择结果，这与他对“自立”的重视和对个人灵魂与“超灵”的信仰有关。爱默生后期对超验主义思想的修正更加接近儒家思想，但不能认为是受到孔子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一趋势更多是他对西方唯心主义的继承和扬弃。爱默生对孔子人本主义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抱有敌意(14)也从未对儒家传统中的角色伦理产生兴趣。爱默生超验主义重视个人灵魂与抽象超灵之间的无间质交流，孔子聚焦具象政治伦理关系的儒家人伦思想与其毕竟相去甚远。爱默生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是明确反对的，也没有把人的本质置于人际互系的实践过程中进行考察和定义，其伦理原则依然是抽象性的，其笔下自我依然是抽象道德主体。他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使他很难放弃对内在性个人主义的追求，同时，他对超验原则的重视使他很难将目光由天际转向人间。因此，他不会如儒家哲学那样，强调个人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其超验主义思想中抽象—具象、内在—外在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4)、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

(5)、孔子的儒家学说要恢复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先天就有一种复古倒退、反对改革创新的思想保守性，“古礼是他们的饭碗，守旧是他们的习性”(张荫麟《中国史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特别是两宋明清时期，儒家知识分子一切按圣人的话去办，尚古、复古、唯圣、唯上、唯书，旗帜鲜明地扼杀创造力，把一切不合圣人之言的见解统统视为“邪说”，一批评圣人的错误，就被定为“谤圣罪”，表现出极端顽固、保守和文化专制主义立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步。难怪日本远藤隆吉说：“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引自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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