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三大核心71句(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1、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弊端是什么

(1)、其次我们来对比儒家的“仁”和法家的“不仁”。儒家的“仁”大多表现在“法外施恩”，特别是对贵族阶层的特赦比比皆是，偶尔也有全国性的大赦，无法对罪犯实行有效惩治和震慑，导致了流行千年的官官相护的传统。这里的法已经变成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制定的规矩，并非平等的法律，可见其虚伪，实为不仁。而法家的“不仁”则出自儒家之口，具体表现为对特权阶层没有任何优待和赦免，看似“不仁”，实则不然。违法必究才能有效惩治罪犯，为受害者主持正义，才是真正对有人守法之人的大仁。

(2)、韩非的法制思想有其深刻之处和合理性，同时又十分强调君主专权，其结果是导致暴政、酷政。他的法制思想是自相龃龉的。这种法制思想引领下的法制观念，实际上偏向了君主专权的一方。法的公开性、公正性被淡化，消弭于法制强制性中，法作为治术无大作用，成为空文，突显出来的是术治，尤其是位势、权势之法。这种法制观念，成为社会普遍理念之后，留给传统的就是一副生杀工具，一口砍头刀。民众在实际上没有法权，当然也没有法治保护下的民主、自由和平等。

(3)、因此耕战是“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奖励耕战,诱之以利,把民众引到耕战的轨道上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减轻农业税收，对于力耕者赏以重爵；采取愚民政策,使农不得不耕,力耕得利，力耕有赏。

(4)、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而担任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5)、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学派，以其“以法治国”、“严刑峻法”、“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等思想而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主张，从而自成一体。法家的代表人物，多被称为“法术之士”，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有管仲、子产、邓析、赵鞅、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晚期的：韩非、李斯等。三晋法家是相对于齐法家而言，关于三晋法家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界定，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进行了讨论，在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试图对法家的主体——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作一分析，以期对三晋法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6)、法家重刑的理论是建立在人人“趋利避害”这一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如果犯罪所得到的利大于其所得到的害，那么刑法不仅起不到禁止犯罪的作用，甚至还会起到鼓励人民犯罪的反作用。正如《商君书·画策》所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商鞅是重刑论的积极倡导者，《商君书·说民》有云：“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禁奸止过，莫如重刑。”较轻的罪行就适用较重的刑罚，人民就不敢犯重罪，即，“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在重刑观点上，与商鞅如出一辙。“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而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同样《韩非子·奸劫弑臣》说道：“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也。”因此，要使刑罚成为百姓的厌恶，就应该抛弃轻刑，实行轻罪重罚。“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而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由此可见“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7)、学思行|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8)、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9)、在治国方面，这种特征表现的尤为显著。儒家所谓的仁政，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人治，仁慈与否全看权力拥有者个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地位高谁说了算。这就导致了佞臣丛生，腐败横行，国家的强盛与否全赖帝王一人的好恶，其强盛往往不可持续。而法家却用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了罪恶的底线，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按照法律的条文进行处罚，往往是权力越大，所受的法律约束越多。

(10)、①哲学思想——“齐物”(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11)、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法家的概括，“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那样，法家强调“势”。韩非把“势”比作老虎的爪牙，“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老虎如果没有“势”还不如一条狗。“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可见势的重要性。商鞅同样认为君主的“势”具有重要的作用。“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托其势者，虽远必至……故目之所见，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故先王贵势”。“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君主有了“势”就能“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

(12)、“术”通指君主驾驭群臣的各种手段，是实现君主专制，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在《韩非子·八说》还指出明主之国“境内之事尽如衡石”，因为“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所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可见，“术”在君主统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13)、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百姓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相亲，不相贵，不相犯"。法家作为主要派别之他们对依法治国仍有深远的建议和想法，这足以看出他们对法治的高度重视，并把法律作为强制按章办事的工具，这些体现了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集中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规则。

(14)、②人生态度：逍遥(旁观、超然，无所恃)(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的态度);

(15)、诚信观是指人和人之间要真心实意，开诚布公，表现为诚实忠厚，不欺诈别人，也不随便怀疑别人。这个诚信跟儒家学说里“信”的含义基本一致。是教人做人的基本道理。

(16)、“儒家，释家，道家“的内容和核心思想分别是什么呀？

(17)、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18)、唯有如此才能达富国强兵之道，过度遵守旧规不正视因时制的变法重要性，只会让组织逐步走向苍老，终消失。

(19)、所以道家思想核心目的是为了追寻一般事物的普遍规律。强调人作为万事万物的一员，应当适应自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讲究顺势而动，无为而治。

(20)、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

2、法家思想的三大核心

(1)、“势”是指君主的位势，即集中权势的控制力。韩非说“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势”为君主专有，至高无上，“主上用之，若电若雷”。战国前期法家慎到重“势”，韩非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将重“势”思想发展到。他认为虎豹其威，在于他的尖爪利牙，如果没有尖爪利牙，就很容易被人制服。“势”就是君主的爪牙，君主之所以能够统治臣民，在于他所处的地位。他还说夏桀能统治天下，不在于他有高尚的品德与超人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有重权在手。唐尧很有德行和才能，但如果不在主位，连三家都管理不好。韩非认为君与势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一刻也不能相离。

(2)、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

(3)、“法治”在三晋法家的理解中，是一种工具价值，是君主进行统治的手段。“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法家极力反对儒家倡导的“贤人”政治(即，向往在贤人的带领下，使整个社会生活纳入到“礼”的规范中，是众所周知的“人治”)。法家认为，实行“礼治”的结果是：“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公民少而私人众矣。”这一后果，是与强调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法家主张背道而驰的。法家是主张法治的，认为君主并不需要必须是儒家所指的具有高尚品德的“贤人”，运用法治“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出现“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局面，使人臣“不务德而务法”，“上法而不上贤”。但是，这个法治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即，“法生于君”进行的。法家主张的“依法治国”，主体是君主，对象是臣民，“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是为了使“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韩非强调了法的普适性，即法成为社会生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这与商鞅“一断于法”的思想是一致的。“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4)、在实践中，有成效的就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中关于富国强兵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的“农战”理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认为，奖励耕战，重视发展农战，民心务农，守战皆成，国富则兵强，兵强则王业可兴。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推行农战的富国强兵政策，使秦国很快富足起来。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使得人民富裕，“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人民富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才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军费开支，从而达到强兵的目的。

(5)、学思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6)、教育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创办私学，总结出一些教育教学方法。

(7)、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8)、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是百家中对法律为重视的一派。

(9)、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10)、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11)、整个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变化是永恒的，因此，在战争频繁的时代里，必须要“事异则备变”，采用“以法治国”的方略，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才能在诸侯兼并战争中生存。而要“以法治国”，就要看到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运用“严刑重罚”使君主得以专制。君主专制就可以集中一切资源，使一切资源为君主所用，从而实现“国富兵强”。可见，在务实的三晋法家的理论中，“富国强兵”成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12)、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13)、“术”是统治者任免、考察、生杀官吏的权术。术的实质是统治者对属下的制驭、控制之术。这集中体现在用人制度上。韩非认为“术不欲见”，就是通过君主让臣下不知道任免、赏罚、生杀，一任君主掌握。君主要将“术”藏于心中，使群臣猜不透君主的想法。这是一种用人制度，也是一种操纵控制之术。在术治之下，臣民没有一点自主余地，一切权力全部收归君主。表面上看，作为用人制度，术治达到高度的统全国一致，步调统很有力量。其实，臣民完全丧失独立性，成为被动的棋子，没有一点创造力可言，这种统一和集中是要不得的。除奸是术治的重要内容。韩非以规的例证以证常规之事，将常态的人引下人人自危的境地，这种术治必然留下社会灾难。

(14)、“什么是霸道？”“听话的，也碾过去”---法家

(15)、哲学思想——“性善说”，人性本善——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养浩然之气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品格。。

(16)、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17)、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18)、严刑重罚是法家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9)、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道。名可名，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20)、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3、法家代表人物

(1)、学思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2)、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3)、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4)、慎到的势治派丰富多彩加强了鲍叔牙“势”的概念，所说势就是威权。慎到注重提升执政者的权力，认为君王能够“握法处势”，“无为之治天底下”，严厉打击典型性来威慑朝野。势治派规定把政府威权尽可能扩张，并且悉数都集中在人主手上，使君王变成臣下也许的对象，以起震慑作用，并由此更进一步，觉得一切变法维新及入仕为人处事之法，都需要看好“势”的改变，想让形“势”一直站在自己这里，借助操纵“势”而达到操纵变法维新和强国的目地。

(5)、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6)、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7)、在上文的“以法治国”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法治对君主统治的重要性，“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可见，离开了法治，即使是尧那样的圣王也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而运用法治，则中人的君主，也可使国家富强。在《韩非子·难势》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在法家的观念中，“法”是准绳，是确定的。相比较儒家所推崇的“智”“贤”与“情”等治国策略中，法家认为“法”更可靠。对此，韩非就有精彩的论述。“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商鞅也是强调治国要以法，他对“贤”持否定的态度：“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诛赏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同样“以情治国”也是行不通的，“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治国不能依靠人民的善良，不能靠“情”，而要通过明确的刑法，使人民趋利避害，从而不敢做坏事。

(8)、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9)、儒家、道家、法家三个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社会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三者各有特点。而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11)、但是这三个思想流派，其核心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2)、例如秦孝公时期商鞅行耕战策略，这流派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为秦国与秦朝为采用。

(13)、个人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给自己精神思想来一次从头到脚的神圣冲刷，哲学直接改造的是伱的思想精神，根本改造的就是伱的做人处事了。

(14)、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15)、哲学的作用。未学习哲学之前，我都很难理解这些抽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学进去了才发现，生活真的是处处有哲学，哲学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把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思想，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好哲学，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一定的俗气和幼稚。不难发现，学习好哲学之后，我在看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的时候，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冷静，思考问题特别的辩证，思考内容的角度也更加全面，这些在某些网络论坛进行辩论、贴吧发言和平常与人交流中都有所体现，就是在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思绪措辞也比未学习哲学之前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符合逻辑。

(16)、在《韩非子》的论述中，经常有“圣人”、“圣王”、“愚民”、“细民”之类的提法和议论，其英雄史观的思想倾向是明显的。在《五蠹》篇中，韩非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于是“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是“圣人”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使得种族得以延续，文明得以发展。

(17)、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

(18)、法家的治国思想功利，它的治国方式就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治理国家，巩固君主的权利。

(19)、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20)、(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4、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髓

(1)、C项正确：《论六家要旨》是诸子百家争鸣后一篇重要的学术思想史典籍，作者司马谈不仅系统地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还将诸子分为六家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奠定了之后学术批评和分类的基础。全文共四段，题干节选自第一段。题干中①后面的“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可以联想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②后面的“俭”、“节用”等关键字可以联想到墨家反对铺张浪费的观点；墨家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创始人为墨子，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兼爱、非攻、节用等。③后面的“严而少恩”是法家学派的特点；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韩非子等。④后面的“正名实”直接提到了名家的关键字。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代表人物有邓析、公孙龙等。考生可能对名家不够熟悉，但①的儒家及③的法家很容易判断，通过排除法也可得出答案。故正确答案为C

(2)、通说认为：法家的变法改革是以历史进化论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三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论著，发现在《韩非子》中，能体现韩非历史观的论述，韩非强调的是一个“变”，而能明确地表现出历史进化的内容很少。

(3)、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4)、与此同时，由于法家的思想意识是维护保养公有制已经形成的社会，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商业利益，那样，就必然早已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心理需要，自然获得他的支持和喜爱，法家因而在中国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占具了执政影响力，

(5)、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6)、本文原载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1-35页，注释从略。

(7)、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

(8)、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9)、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喜爱讲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以达到麻醉剂老百姓的功效，但不遗余力维护保养他的执政和利益的前提下，更爱法治，因而，事实上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法律法规来维护他的权益。

(10)、道家起源:老子.基本思想:无为,无不为.----修成真人。

(11)、并一再予以强调：“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韩非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使官吏不敢贪赃枉法；民众依法努力可致富贵；各级官员办事就像称和量斗那样公正，这样的国家自然清明，国势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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