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读音(贺云翱是谁)

郢爰，若是念不出这两个字也没什么打紧，不过要是在2000多年前你身上缺这个，那你的日子可过不滋润。郢爰其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金币，距今已有约2500年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黄金货币。“郢”是古地名，原楚国的都城，又称郢都；“爰”则是会意字，本意是拉、引。望文生义，“郢”说的是它的产地，“爰”说的是它的用法。郢爰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金币，据记载，郢爰大概有两种式样，一种为方形的金板，另一种则是椭圆的金饼。金板郢爰由若干个小方块组成，不仅长得像巧克力，使用起来也和巧克力类似——可以分割，需要多少切多少，分成小块后再称量使用。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和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都提到过这种钱币，并且说它的制法是在一块金板上划出许多规则的小方格，格内有“郢爰”二字，形式似印章，所以也叫它“印子金”。据李石与沈括的记载，郢爰大的有二十多个印（方格），重七两多，小的一个印重五钱。如今学界通常的看法，认为一爰等于楚制一斤，约250克。作为原始的黄金铸币，郢爰的含金量高达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当时黄金的流通仅限于上层社会，多在诸国礼聘、游说诸侯、国君赠赏、大宗交易时使用，因为使用时需要切割，因而出土的郢爰大多为零星碎块。不过在南京博物院，却有一块较为完整的郢爰，这也是战国晚期保存完整的最大一块郢爰，上有篆书“郢爰”阴文印记，其中35个完整，11个半印。它的发现过程，很有故事。1982年春，江苏盱眙县穆店公社马湖大队的村民们疏通沟渠，为春耕做准备。正在照顾孕妻的万以全，来到工地最晚，因而被分到了一段地势最高、淤泥最多的沟渠。他一锹下去，就挖到了一件破碎的铜盆，一个大泥块被甩到岸上。他拾起泥块细细查看，发现里头埋着一件沉甸甸的金兽。兴高采烈的万以全不敢声张，回家找大哥帮忙。兄弟俩在金兽下方继续卖力挖掘，又挖出一件青铜壶，里头塞满了金光闪闪的金币。公安部门接到报案，立即驱车赶往35公里外的南窑庄，迅速将文物搬运回县城，藏进了银行金库。专家在银行鉴别清点，铜壶内藏有11块金板郢爰，重达3260克，金兽加上金饼、马蹄金、郢爰的黄金总重量超过了20公斤。其中一件金兽，是中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然而至今对于它是什么，做什么用，专家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春秋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时代，各诸侯国纷纷铸造金属钱币，当时有金、银、铜三种货币。银铸币主要是铲状币，铜铸币则分布币、刀币、圆钱、铜贝四种。布币主要流行于韩、赵、魏三晋地区；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圆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及赵、魏两国沿黄河的地区；铜贝主要流行于楚。而战国的黄金货币主要就是楚郢爰。郢都始建于公元前689年，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后几经迁移。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至陈城，即今淮安，至公元前241年考烈王又在寿春（今寿县）建都，仍名为郢。楚国在战国时代地方五千里，既是流通金币，自然流传甚广，在“吴头楚尾”之地的南京，当然也有发现。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地区羊皮巷的一处考古工地内，发现了一件长宽约1.5厘米、仅有指甲盖大小的郢爰，上有较为完整的“郢爰”印文，这是南京主城区首次出土郢爰。春秋战国时，南京尚未建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不算频繁，南京的考古发掘也没有出现过战国土层，而且楚国都城郢在湖北，离南京有很长一段距离，怎么会在这里发现楚国的郢爰呢？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解释，战国时战争不断，到战国中后期，江苏省范围已是楚国国土。而早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筑金陵邑，这是南京主城最早的行政建制，相当于一个地方管理机构，让“金陵”之名远播，所以楚国的郢爰出现在南京也很正常。

【贺云翱：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从二里头夏都王宫，到偃师商城王宫、安阳洹北商城王宫，其功能布局一脉相承，即左祖庙、右王宫的结构，突出表现了华夏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的另一重大成果——成熟的甲骨文系统亦即后来的汉字系统也在中原诞生。此后，继承夏商文明的西周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封邦建国”和“礼仪文明”为特征的统一国家阶段，这也为日后秦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建立开辟了先河。 网页链接

唐朝运河道现江苏 日本遣唐使添新证唐代“日本玄奘”圆仁西渡中国写下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视作世界东方游记三大名著之一，书中记载的“如皋镇”“如皋院”“如皋茶店”，以及“掘沟北岸，店家相连”“水陆左右富贵家相连”等历史场景在江苏南通如皋市获得了考古证实。5月13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如皋举行的“徐家桥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期间展示了考古出土的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标本200多件，包括瓷器、釉陶器、铁器、铜钱、铜像、砖瓦、建筑构件等。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及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此次考古发现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录相互印证，再度实证遣唐使历史。发掘的古通扬运河遗迹应是隋炀帝时“掘沟”运河遗迹，即是日本遣唐使团去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重要运河河道，也与如东国清寺遗址共同构成了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圆点#

上午在扬州博物馆的扬博大讲堂，听南大贺云翱教授讲座：长江文化的历史认知与当代建设。

【风雅秦淮丨一方山垄，连接起南京与大运河】作为一条从历史流向未来的千年文脉，大运河承载着厚重的时光记忆与千古文明。六朝古都南京，与大运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馆，运河沿岸的文物遗迹再次引发关注，南京一批具有大运河元素的文物也进入大众视野。这些文物深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发掘历程？文物的背后呈现出南京与运河乃至南京与南北东西的何种关联？小小山垄安葬着五个时代的移民贵族在南京，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垄，却藏着考古大发现。这就是位于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冯韦村的后头山。当一批发掘于此的10件精美唐代文物亮相大运河博物馆时，这座小山垄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2015年在此抢救性发掘了一处东晋家族墓。随后，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队对后头山全面勘探后，又发掘了一批墓葬。“后头山墓地共发掘东晋至明清时期墓葬30座，宋代砖铺建筑遗迹1处。这些墓葬都位于后头山南坡，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模较大、序列完整，是南京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的一次重要收获。”全程参与该考古发掘项目的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大海告诉记者，墓地中主要包括东晋、南朝、唐代和明代四个时期的家族墓，以及一座宋墓及其墓园建筑基址，出土各类遗物标本300余件。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对这座小山垄评价为“风水宝地”，“被历代高官贵族选为家族墓葬的最佳区域”。后头山在东晋至明代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分别被五个时代多个家族利用，形成一处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地群，且各自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南朝墓出土石马“根据墓地规模结构，以及出土遗物来看，这些墓主的身份与地位都比较高。”陈大海分析，“5座东晋墓中出土铜印、金步摇构件等遗物，其精美程度充分显示出了墓主较高的身份地位。”而南朝墓地排列整齐、砌筑规整，墓室内设围屏石榻、石棺座，还出土石俑、石马等象征墓主身份的高等级遗物，推测墓主或是齐梁高级贵族。唐代家族墓内，则根据墓室假窗两侧的造砖铭文，确定为唐贞观年间毛明府家族墓，“‘明府’一词是汉人对于太守的尊称，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唐代别称县令为明府，称县尉为少府。后世相沿不改。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唐代品官墓葬。”贞观十九年纪年砖此外，宋墓与墓园建筑关系独特，“复古”的墓葬结构属南京地区首次发现；明代墓葬墓主或与此地采集到的两方锦衣卫指挥佥事墓志有关。这两方明代墓志记载了锦衣卫指挥佥事王刚父子生平事迹，“大名府长垣县人，随燕王朱棣靖难有功，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居南京，葬安德乡。”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垄，何以成为千年来贵族眼中的“宝地”？“或许这与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因素息息相关。”陈大海解释，“这处山垄背靠高地，前方视野开阔。而后头山位于建康城与牛首山间的连线上，在秦淮新河北岸，北连石子岗，西接新亭。”在南京历史上，频繁出现在典故与诗词佳作中的新亭，紧靠长江边，是六朝时代建康的西南要塞，同时也是建康与上游水路交通的重要停靠地。“从上游至建康，新亭也是首选登岸之处。后头山的贵族大多为南京的外来移民，来自长江中游的移民是否会就近选择新亭附近作为落脚地呢？”考古人员对于后头山的大胆猜测，为这座神秘小山垄的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精美遗物揭示出千年前南京东西交流脉络移民、贵族，成为后头山墓地群的关键词，更揭示了南京千年来南北东西纵横交错的交流脉络。这些交流，或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或通过丝绸之路连接东西。而其中的5座东晋墓，不仅成为研究六朝家族墓葬的重要案例，也见证了千年之前南京的东西交流之繁盛。墓地四座墓葬紧密并列，东西向“一”字排开，排水沟汇集为一条，具有鲜明的合葬特征。“难得的是，类似的东晋小型砖室墓往往出土遗物寥寥可数；而该家族墓除了有青瓷器、陶质明器等常见随葬品，还出土步摇金饰、铜六面印、砖画等丰富遗物。该家族墓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的遗物为我们探讨墓地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奠定了重要基础。”陈大海说。

镇江市政协3月3日下午在扬中陈履生博物馆召开文史专家座谈会，邀请文史专家为镇江政协文史工作建言献策，分享成功做法经验，共同探讨进一步改进工作的方法，推动镇江政协文史工作开拓创新，更上新台阶。郭建主席为贺云翱、陈履生、徐苏、于伟、吴晓峰、张坚强等6名文史专家代表颁发了聘书。#贺云翱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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