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曾这样评价爱徒——民国大师黄侃:“个性癫狂,极爱女色”,当时的报纸评价黄侃:“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章太炎的夫人忍不住骂他是“衣冠禽兽”,而他一生九婚……民国时期的北大有三位著名的学者,被称为“民国三疯子”,分别是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而章太炎还是是黄侃的老师,忆柔写过章太炎骂慈禧哈!在这三个人当中呢,尤以章太炎和黄侃性格最鲜明,因为这对师徒特别喜欢骂人。不同的是,黄侃骂人比较有针对性,炮火主要攻击胡适。年轻的留美博士胡适特别有女人缘,身边常有一些女诗友陪伴,黄侃直接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有趣的是,黄侃自己的那本桃花账,可是远比胡适更精彩呢!黄侃,湖北蕲春人,自幼就初显天才之相,3岁识字,5岁读书,7岁可以吟诗作对。这样出众的孩子,在唐朝就是天生的宰辅之才。随着黄侃日益长大,涉猎的知识愈发丰富,对经学、哲学和文学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才华横溢。有才的文人通常就比较孤傲,黄侃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骂人,就是因为他确实腹有诗书,而且是拥有惊世才华。黄侃之所以和胡适结仇,还是因为胡适刚到北大不久,自己的爱徒傅斯年就转投胡适门下,而且从此忠心耿耿,这可是相当地打脸。所以,黄侃每次给北大学生讲课,一定先用10分钟臭骂胡适一通,胡适的老婆、老爹都被黄侃拿来骂人解气过。黄侃对胡适的女人缘也很是愤慨,那么他自己又如何呢?据说黄侃一生有9段婚姻,按照他1903年第一次成婚,到他1935年离世来算。相当于每3年就要换一次老婆,因为老婆太多,孩子也不少生,有17个之多。以至于当时的报刊对黄侃有这样的评价:“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这样的评语可比章太炎妻子的那一句“衣冠禽兽”来得生猛多了,因为,在黄侃留下记录的4名妻子里,有3位都有个共同特征:年轻貌美的女学生。黄侃绝对是师生恋的翘楚。黄侃的第一段婚姻一直被传为佳话,当时,只有7岁的黄侃写了一封家书给父亲,主要是奉祖母之命,管父亲讨要生活费。信中字数不多,却展示了黄侃不俗的文字功力。偏巧这封信被黄父的好友王鼎丞看到了,他认为黄侃小小年纪能如此文采斐然,将来定成气候。于是,这位慧眼识珠的王先生就与黄父结下了儿女亲家。1903年,18岁的黄侃与王采蘅成婚。这是一位旧时代典型的传统女性,婚后就是不停地传宗接代,为黄侃生下了7个子女。黄侃毕竟是做大事的人,自然不会天天守在家,于是,王采蘅肩扛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族重担,却不知黄侃在花花世界的花花事。但是呢,王采蘅毕竟只是家庭妇女,她的眼界和胸怀肯定是配不上黄侃的,所以,黄侃时常心猿意马,就在这时,缘分送上门来了。这个女子叫黄朴,字绍兰,她是章太炎唯一的一位女弟子。黄绍兰是当之无愧的才女,不仅有才气,还写着一手好书法,只可惜她一生遇人不淑。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离世,此时,身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黄绍兰,被学校强令举行“哭临”仪式。可是,倔强的她不仅不服从,还要背对灵位席而坐,差点被开除。后来,勇敢的黄绍兰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可谓女中豪杰。只是,这位号称辛亥革命花木兰的女子,却因一见黄侃误终身。为了追求她,黄侃直接跑到了上海。当时,黄侃是这样对黄绍兰求婚的,他说自己因为没有和发妻离婚,若是跟她登记结婚用真名,恐怕会犯重婚罪。于是,他以“李某某”的名字与黄绍兰结婚了。婚后不久,黄绍兰怀孕了,黄侃却以回北京教书的借口“抛妻弃子”。独自挺着孕肚,等待丈夫归来的黄绍兰,还没等到良心发现的黄侃,却等来了另一位孕妇彭欣湘。原来,黄绍兰和彭欣湘同命相连,都被黄侃用同样的招数骗到了手。愤怒的黄绍兰去状告黄侃时,因为黄侃并未用真名与她结婚,她自己反倒吃了哑巴亏。为此,黄绍兰的父亲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命令黄侃每月必须给黄绍兰母子生活费,却被黄侃以“没钱”为由拒绝了。还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因同情黄绍兰,便开始接济她,并愤怒地痛斥黄侃“无耻之尤”。黄侃另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更让人不齿了,对方是有着“武汉三镇第一美女”之称的黄菊英,是黄侃女儿的同班同学。当时,黄侃女儿经常带着黄菊英回家玩,结果黄侃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这个天真的女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当年,黄侃以一首《清平乐》俘获了黄绍兰,对付一个小女生更是易如反掌。那一年,黄菊英只有16岁,黄侃已经33岁了。事实上,黄菊英和黄侃还有一层亲密的关系,她与黄侃属于同族。两个人不顾家族反对,黄菊英更是不惜与家庭决裂,在20岁那年嫁给了黄侃,而她也陪伴黄侃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若黄侃尚在,她或许也非最后一人。回顾黄侃的一生,有着文人特有的恃才傲物,也有着世俗的七情六欲。他爱最烈的酒,更爱最美的人,放荡不羁,热爱自由,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名作,也留下了风流之名。#麻辣近代史##历史真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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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极爱官网李嘉诚极爱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赤壁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这几篇宋代散文。其中尤喜《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文字:“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如果要对王安石的这段文字做些适于今天商界的诠释,或许巴菲特——这个比李嘉诚小两岁零一个月的人多年来一直被外界视为彼此对比的对象——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是合适的:“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这本书恰到好处地、清晰地指明了框架,你所必须做到的,就是约束情绪。”一方面,寻求“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的深刻、开阔的知识结构,这需要发自天性的好奇与活力,另一方面,在兼具志、力、“不随以怠”的情况下,“至于幽暗昏惑”还能被点醒,最大的力量就是反思带来的明辨与自制。在少年时期,李嘉诚便中断了正规的教育,但他却自发地通过购买、交换旧书完成了自学,养成“抢知识”的习惯和“不择细流”的阅读口味。众所周知,除了小说,李嘉诚遍读从各公司年报到科技、历史、宗教等各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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