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田涛个人简介(华为田涛写了一本叫理念的书)

华为：一个向中外军队学习如何打胜仗的企业范例打胜仗的组织都是相似的，失败的组织各有各的根因。华为，一家诞生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是从零起步，30年后成为全球信息技术行业的领先者之一。使华为快速崛起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它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与产品创新等，但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支敢作战、能作战、善作战的商业军团。30多年来，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打败仗与打胜仗，但打胜仗的次数远远多于打败仗的次数，并且即使打了败仗也绝不气馁。“从泥坑中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经常用类似的语言激励他的追随者。乐观主义是华为的引擎，开放是华为的灵魂，向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组织削足适履式地学习，是华为追赶和超越竞争对手的核心密码。IBM等西方咨询公司“教会了华为怎么爬树”，而向中外军队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为英雄主义组织气质，尤其是对标军队组织（比如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管理方法和教育方式一直对华为的组织建设影响很深），进行组织文化与组织体制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华为在成长为一个有一定历史的大组织之后，依然保有强悍的战斗力和强大的凝聚力。美国许多伟大的公司，比如福特汽车、联邦快递等，也都从军队组织中汲取了丰富的管理营养，“你不会成为美军，但一定需要强悍如美军的团队”。华为的阶段性成功，也是其企业文化的胜利。使命、愿景和价值观是华为20万知识劳动者的精神旗帜，而这样的“形而上”也总能转化为一种从上到下的强大行动力和执行力，这既是华为的“类军队”特质之一，也是东西方诸多成功企业的核心特质之一，本人在《理念·制度·人》一书中对此有系统阐述，不再赘言。在这里，我想侧重介绍一下华为的自我批判文化和组织变革。自我批判是一种文化自洁机制，也是一种制度化的纠偏机制。它从华为创立至今，一直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发挥着巨大作用，包括管理层从上到下长期坚持的民主生活会、华为全员参与的“罗马广场”心声社区、蓝军参谋部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代表着一家企业在新技术时代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企业民主治理实验”。事实上，自我批判正在内化为华为管理者和大多数员工的“蓝军思维”（美军称之为“红队思维”）、“蓝军策略”（美军称之为“红队策略”）和“蓝军行动”。换个角度看心声社区，也可以称之为华为的“红蓝军靶场”。公司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决定、高管（包括任正非）的讲话、高中层管理者的某些管理动作和行为作风等，都会被置于20万人的舆论监督之中，被抨击或赞扬，被否定或肯定，而它的掌舵人任正非则直言：表扬华为的我不看，我只看骂华为的……事实上，华为集团层面的“蓝军参谋部”的唯一职能就是“唱反调”，这几年，蓝军参谋部向公司高层输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唱反调”报告。心存畏惧，则会保持警觉，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正如布赖斯·霍夫曼所言：使用红队策略赢得一切竞争。换成华为的表达：运用自我批判（蓝军策略）赢得持续成功。马丁·登普西在秘密视察位于阿富汗崇山峻岭间的一个美军前沿阵地时，一位上尉军官向这位陆军上将推荐了一本书—《海星与蜘蛛》（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并且解释说：“如果砍掉蜘蛛的头，蜘蛛就会死。如果砍掉海星的胳膊，它会长回来。”“与海星的搏斗越剧烈，它就会越分散，从而也就变得越具弹性和适应性。”无独有偶，从2009年开始，华为以简化管理为核心的组织变革也是在同一个思想维度上展开的：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炮火；眼睛对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做强子弹头……尤其是合同在代表处审结的变革试点，其观念、操作方式与美军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组织变革有诸多相似之处：中心化的权力正在导致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危险；领导者的专长在于定方向和定战略，而不是控制和告知；决策速度、执行速度和应变速度决定成败；向下充分放权，赋能并赋权于基层的每个细胞……任正非这两年经常讲到“八爪鱼”。八爪鱼与海星在生物机理上非常相像。看得出来，华为今天和未来的变革方向，是谋求创造一种蜘蛛网与八爪鱼相融合的新组织变种。这将是战胜大企业病的一种激进尝试。以上内容来源于正和岛 ，作者田涛来源：正和岛《打胜仗:常胜团队的成功密码》作    者：田涛  等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年：2021年7月详情请见《善“打胜仗”的团队，都有哪些共性？ | 长江读书325期》

警戒之四：“巨婴心态”与机会主义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中国企业家中为数不少者也患上了一种“巨婴心态”的政策依赖症。许多企业家都是半个时政家，几十年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的确，也有相当一批企业总是能踏准政策潮变的节拍，抓住诸如房地产、矿产、金融证券、重化工、新能源、大农业、“互联网+”、文化艺术等行业的机会，并获得短期的暴起和急剧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政策驱动的非理性冲动在带来非理性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企业的肥胖症：大而不强，大而虚弱。令人扼腕的是，一些第一代的制造领域的优秀企业，也在过往的20年左右，定力不够，随风起舞，四面出击、八方布局，偏离了主航道。而稍具规模的县级以上企业大都涉足了房地产，更具规模的企业大多涉足了金融业，房地产与金融曾经在一些企业家眼中是最大的金矿，如今却是两大“风暴眼”。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时，我给一位支付公司的创业家发短信：深色西服、深色皮鞋、领带、戒指等代表着一种文明禁忌，距离财富、权力最近的人必须有更多的禁忌心，必须要更加知晓行与止的边界。金融从业者是黄金堆边的守护人，但没有一分是他或她的，他们只是信托者。这就决定了金融的本质第一是风控，第二还是风控，第一是节制欲望，第二还是节制欲望，其次才是创新。但当大批的穿牛仔的冒险家、淘金者闯入金融圈时，就离灾难不远了。一位著名的科技制造企业的老板，前几年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喝咖啡，左边一群人是搞P2P的，右边的一群人是搞投资的，后面的一伙是搞众筹的，似乎满大厅的人谈的都是金融，而且大多是年轻人。”85 后、90 后的中国青年，在近10 年里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走上社会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都市街巷遍地而起的咖啡馆里到处都有青春燃烧的面孔和焦灼兴奋的“赌徒”——几年前最发烧的是P2P 与众筹，而今最新潮的是虚拟货币与区块链。一次赌徒，一世赌徒。然而，赌场不再有了，也不能再有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作    者：田涛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2020年7月以上内容摘自华为公司顾问田涛所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中信出版集团授权长江商学院转载，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学院观点。详情请见《企业家需对四个问题保持警醒 | 长江读书341期》

想不到，在赚钱这事上，任正非居然和放羊娃的见识差不多。放羊娃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人问放羊娃，你放羊是为了啥啊？放羊娃说是赚钱。接着问赚钱是为了啥啊？放羊娃说是娶老婆。再问娶老婆为了啥啊？放羊娃说是为了生娃。最后问生娃是为了啥啊？放羊娃说是放羊。华为顾问田涛在一次和任正非电话交流时说：“你要是想过舒坦日子，就像很多人一样，让华为上市，套一大笔钱，管它将来公司是好还是坏呢，但你又不是这样的人。”任正非回答：“有很多钱还不是天天喝茶吗？我现在不就在天天喝茶嘛。瞧！这不就放羊娃的觉悟嘛！还有，一位华为前高管曾经建议说：“老板股权太低了，老板应该将股权比重提升到10%~15%，这样他就有了法理层面的实际控制权，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了，成天花很多心思搞平衡……”这话传到了任正非耳朵里，任正非答道：“你以为他愿意其他人都愿意？我当初这么做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我们要的是理想，是胜利，不是利益。”任总确实活出境界了，这种格局很多老板恐怕一辈子都突破不了，你说呢？

华为渗透剑桥大学？英国对中国疑神疑鬼，疑似要对中国企业下黑手。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CCCM)其中一名董事田涛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关系密切，亦是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另一名董事尹一丁曾与田涛撰写推广华为的文章。第三位董事彼得·威廉姆森(Peter Williamson)则有在中国官方媒体赞扬中国科技发展和反驳对华为的攻击。——由此可见，现在在英国，只要赞扬中国，为华为说话，就要被打上被中国渗透的标签。英国政客马上借题发挥。英国保守d前领袖施志安(Iain Duncan Smith)对《泰晤士报》表示，近年来英国大学过于依赖中国资金，剑桥大学是情况最严重之一。他说，英国政府应该紧急调查机构及公司依赖中国的问题。华为回应《泰晤士报》查询时显得理直气壮，它说，该公司对与英国大学的关系感到十分自豪，任何不当行为指控都是荒谬。华为表示，这些指控反映出对商界和学术界的伙伴关系的根本性误解。不管如何，这种捕风捉影的行为已经对中国企业和英国学术界的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很多学者和学校也唯恐避之不及，早在2018年，牛津大学就表示再也不接受华为资助。 但这么做，也相当于断了一条很大的财路。

有一次，当法国圣戈班代表来到中国时，曹德旺义正言辞的质问圣戈班代表说：“你懂中国人吗？中国人是我们企业的衣食父母，你如果想和我一起开展合作的话，当我的面讲我父母的不对，请你回去，我们不用再谈了。”法国圣戈班代表来到中国福耀考察，为了表示尊重和诚意，曹德旺邀请了众多领导陪同吃饭。 当双方交谈甚欢的时候，法国圣戈班代表却话锋一转，在饭桌上谈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在言语中充满了不尊重和轻视。现在气氛变得非常尴尬，曹德旺也被惹怒了。曹德旺义正言辞的质问圣戈班代表说：“你懂中国人吗？中国人是我们企业的衣食父母，你如果想和我一起开展合作的话，当我的面讲我父母的不对，请你回去，我们不用再谈了。”这一刻，曹德旺丝毫不考虑双方的合作事宜,坚定的态度也让这家法国巨头明白，要想合作，前提是保持尊重。之后，法国圣戈班更换了谈判队伍，最终达成了合作。曹德旺虽然没有上过学，企业家里的“土老板”可是他的家国情怀很重，在和外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国家观念永远是第一位，只有自己尊重祖国才会尊重你，对手才会认为你有骨气。曹德旺这种态度，和华为任正非拒绝美国摩根大通3万亿的投资，有着相同的立场和气魄。怒骂领导，怼国际巨头，这样的曹德旺，穿名牌衣服，住豪华别墅，既“土”又真性情，却格外让网友们喜爱。创立福耀玻璃的30多年里，曹德旺一心坚守做好一块玻璃，并把福耀玻璃做成了全球顶尖的汽车玻璃供应商。曹德旺骄傲的说：“美国人也不得不买我的玻璃”！在一次央视的采访中，记者谈过马路上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汽车，上面用的是不是福耀的玻璃，曹德旺非常自信的说：“根本不用判断，一辆奥迪车开过来，100%用的就是福耀制造的玻璃。”这就是曹德旺，这就是“土老板”的自信。 曹德旺也是一个心怀仁义的人，他有责任，有格局，更难得的是一生从善！从1983年下海开始创业，曹德旺就投身慈善事业，迄今光他的个人捐款都已经达到了160亿。可以说只要有困难和灾难的地方，就有曹德旺的身影！37年来，已经捐了一半资产的企业家能有几个？财富榜100名都挤不进去的企业家，却捐了160亿。曹德旺还直言：在我手中挣的钱，必须在我死之前都得捐给社会。有人问曹德旺为什么捐这么多钱？图什么？曹德旺直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我福耀这个发展的平台，也就没有曹德旺的今天，出于对中国政府的感恩和感激，我应该把我口袋里的钱，跟社会共享这笔财富。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义利兼济，你赚了钱同时要承担社会责任。你不要贪得无厌，如果贪得无厌的话，社会不和谐的话，你生意也难做，这是我捐赠的真正目的。一个想要拼命积累财富的人，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一个千辛万苦积累了财富，却要千金散尽的人，常人无法理解，这便是曹德旺的境界，他既做到了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又懂得义利兼济福泽四方。2021年5月，曹德旺又拿出了100个亿建立了一所公立性质的“福耀科技大学”，并承诺建成后交由国家管理。曹德旺虽然算不上“中国首富”，但是是“中国首善”，当面对面这样夸赞他的时候，曹德旺总是很谦虚地说：“我不是中国首善，袁隆平才是！”当读完《心若菩提》这本书后，小编深深地觉得，曹德旺绝不比国外那些所谓的慈善家逊色，甚至在大爱，大智，大勇方面更胜一筹！曹德旺的格局不是常人能达到的，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详细地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穷二白，到现在成为“玻璃大王”，又是如何突破阶层的桎梏，读完让人发自内心的震撼和敬佩！曹德旺还在自传中说：我是一个俗人，也贪杯，也生气，也骂人，也忍耐，也向善，也贪婪红尘……谁都可以骂我，唯独外国人不行，因为我到了外国，代表的是中国！读完曹德旺自传，小编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都得到了提升，眼界变得宽阔了，面对问题更多的时候是考虑大局，不再拘泥于小节。所以，不管你是混迹职场，还是身在创业浪潮中，曹德旺的人生主子会值得你一读，看看大佬级别的人是怎么处世和经商的。感兴趣的点击下方，即可购买

警戒之二：一个病态的商业逻辑——先作恶，后从良近年，一些怀有一夜暴富心态的创业者，在公开或私人场合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鼓吹类似的观点：野蛮生长，降维打击，唯快至上，垄断为王……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有害无害，假货真货，假药真药，假数据真数据，假信息真信息，侵权与否安全与否，都不重要，都可以轻视甚至无视。一切都为业绩的火箭式增长让路，为市场的跑马圈地让路，为一家独大的老大地位让路，为威风八面的独角兽让路，为估值和市值让路。有学者私信我：先作恶，后从良，某某公司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不敢苟同。改革开放毕竟已经40 多年了，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建设也毕竟有40 多年了，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该告别原始积累期的丛林法则了。在一个喧哗、喧闹的时代，企业家最需要的是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极端点说，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不读管理书籍，但不能不读中外历史。读史使人明达而知进退、知荣辱、知行止。越是握有权柄和拥有财富的人群越要有大历史观。历史有一条逻辑亘古未变：上升者必有顶点，上升快的，垮下来就更快。《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作    者：田涛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2020年7月以上内容摘自华为公司顾问田涛所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中信出版集团授权长江商学院转载，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学院观点。详情请见《企业家需对四个问题保持警醒 | 长江读书3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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