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心累伤感说说,心累的句子说说心情-阿文说说网雷雨作者
1、雷雨作者原名
(1)、大学毕业后，曹禺进入了清华研究院，在职期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接触的一部作品——《雷雨》。由于这部作品的轰动，曹禺正式步入了戏剧创作的行列，在其后又发表了《日出》和《原野》，上述作品就是曹禺有代表性的三部曲了。
(2)、参照列表，关于大海较为重要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四个部分:第二幕大海与周朴园对峙，第三幕大海与周冲相见，第四幕大海与周萍对峙，结尾大海的离场方式。
(3)、郑秀听完立马急了，她慌忙道：“那怎么行，他是你父亲，你有责任照顾他，和不和好是我们的事。”
(4)、 ▲ 田本相 / 阿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5)、鲁大海并不是《雷雨》的核心人物，甚至不是曹禺塑造成功的人物典型，不过，他却是一个有意味的“新人”。如前所述，曹禺在历次修订中对这一人物相关的调整、修改之处多，鲁大海与剧中其他人物的对话台词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大海和周家有明暗两重关系，暗线中大海是早年被周朴园遗弃的儿子，但是从明线和戏剧冲突来看，大海来到周家客厅则是一个“闯入者”，他用一双罢工工人代表的率直眼睛审视这个资本家家庭中每一个人。当然，他评判的目光不仅针对周家，同时也会转向自己家中和周家有关联的三位亲人。
(6)、23 吕荧:《曹禺的道路》，《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5~6期。
(7)、说到曹禺除了《雷雨》那就是《日出》和《原野》
(8)、银顶针的情节就是早期版本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意图中宿命悲剧的底色，它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又有现实主义的广度，可是，它在悲剧结构中又是一个冗余。作者后期修订过程中，想要消减剧本宿命悲剧的成分同时要净化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时，这个情节就被断然舍弃了，同时也使得话剧更为精练。
(9)、早期版本中，一把手枪联系起劳资冲突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伦理悲剧，终在戏剧高潮的一声枪响，让读者和观众处于震撼、恐惧的情绪之中，这是从佳构剧得来的戏剧技巧。《雷雨》的创作本来就受到陈大悲《幽兰女士》等中国早期佳构剧的影响，而手枪也是陈大悲等剧作家常常用到的串联情节的工具，《幽兰女士》中就有一把起到类似作用的手枪。在曹禺所表彰的法国佳构剧鼻祖斯克利布那里，手枪也是常用到的工具。《雷雨》中，鲁大海还枪给周萍本意是放弃了报复，结果却成为同父同母的哥哥周萍悲剧性自杀的工具，也使得社会问题终统辖在某种宿命论的悲剧色彩之下。
(10)、蘩漪是作品的主人公之她聪明美丽、有自己的憧憬和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她有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现代意识，与周朴园奉行的封建伦理格格不入，而周朴园用“夫权”和“孝道”这双重的伦理枷锁迫使她就范，通过喝药治病这些事揭示了家庭的封建秩序和封建家长尊严。蘩漪在漫长的岁月中无数次地承受这种“夫爱”，是渐渐明白了它的虚伪性。终她和周朴园的婚姻逼得她跌入万丈深渊，以报复来反抗。所以他变得乖戾、悒郁、甚至阴鸷。她的复仇计划使她变的大胆果敢和偏执、病态，甚至是人性沦丧。
(11)、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极高的剧作家，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12)、其实，以上修订都透露着《雷雨》不断合理化悲剧主线与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此外，1950年代之后各修订版都删去了序幕和尾声，这一方面是在清除宿命论的色彩;另一方面，戛然而止的结尾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1935年李健吾的质疑，他指出从尾声可以看到鲁大海十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不近人情”:“无论怎样一个大义灭亲的社会主义者，也绝不应该灭到无辜的母亲身上。”17革命者的“大义灭亲”和“不近人情”或者本身就是革命悲剧的题中之义，但是革命从来不排斥感情，而且革命文学也往往诉诸感情的“翻心”之力，只不过，在革命者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或冲突，而在《雷雨》千头万绪的关系网中，大海也就由此陷入情感伦理的困境，这是戏剧情节过于复杂导致的结构性难题，也是作者修订意图和创作意图产生一定背离导致的难题。作者在不断修改、不断取消作品的宿命论悲剧倾向的同时，也去掉了“欣赏的距离”，使得读者和观众震惊于“错综复杂的罪恶”和“太吓人的变动”，使得《雷雨》太接近以奇情故事取胜的佳构剧和通俗剧，减损了意味深长的悲剧情调。
(13)、1931年，“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
(14)、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雷雨》单行本，属于“曹禺戏剧集”之这个本子是曹禺新时期再次修改的产物，也是他后一次修改《雷雨》1984川版大量修订字句，更加符合语言规范，这一修订版以1957戏剧版为底本，同时采纳了1959戏剧二版中个别修订。1984川版采纳1959戏剧二版修订之处是:删去周萍对鲁大海说明过去自己与蘩漪的不伦关系，以此证明他厌弃这种关系而转向四凤的心理动因。1984川版的第四幕中周萍与鲁大海的对话有大量删改，删去鲁大海拿出枪来对准周萍的情节，而是描绘他因为想到母亲和妹妹，所以放弃向周萍报复，并且同意周萍带四凤走，这是和之前所有版本都不同的。而1979年之后北京人艺的舞台话剧都采用了大海对周萍掏枪威胁之后“杀而不杀”的情节，同时在细节上有所变化。
(15)、“按照我近两年教学所得来的感受谈，我感觉到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及造就她们成为贤妻良母，而迫切需要的是教她们同社会接近，使风吹她，雨打她，在这种环境中锻炼成一个带有独立性的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有些女同学伏伏帖帖的作了贤妻良母，而对于社会上的事绝不参加。另一方面，则是追求从事外事而把家事忘掉。我以为一个现代女子全不应该走这两条路，应把这两条路中和起来。
(16)、其实，以上修订都透露着《雷雨》不断合理化悲剧主线与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此外，1950年代之后各修订版都删去了序幕和尾声，这一方面是在清除宿命论的色彩;另一方面，戛然而止的结尾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1935年李健吾的质疑，他指出从尾声可以看到鲁大海十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不近人情”:“无论怎样一个大义灭亲的社会主义者，也绝不应该灭到无辜的母亲身上。”(17)革命者的“大义灭亲”和“不近人情”或者本身就是革命悲剧的题中之义，但是革命从来不排斥感情，而且革命文学也往往诉诸感情的“翻心”之力，只不过，在革命者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或冲突，而在《雷雨》千头万绪的关系网中，大海也就由此陷入情感伦理的困境，这是戏剧情节过于复杂导致的结构性难题，也是作者修订意图和创作意图产生一定背离导致的难题。作者在不断修改、不断取消作品的宿命论悲剧倾向的同时，也去掉了“欣赏的距离”，使得读者和观众震惊于“错综复杂的罪恶”和“太吓人的变动”，使得《雷雨》太接近以奇情故事取胜的佳构剧和通俗剧，减损了意味深长的悲剧情调。
(17)、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1期
(18)、(祝宇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邮编200092)
(19)、319曹禺:《〈雷雨〉序》，《雷雨》，“文学丛刊”系列之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vi、v，xvi页。
(20)、其实，早在这之前，郑秀就曾确实为曹禺动心过，在与他双目对峙时，在雨中他送她回宿舍时，在与他排戏时……只是，碍于她自己原本喜欢高大帅气的缘故，她不愿意承认罢了。
2、雷雨作者简介及主要内容
(1)、劳伦斯《顶针》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很有戏剧意味，《雷雨》中四凤的银顶针显然也有这种象征色彩。同时，这个细节还承担了写实主义的分析说明作用。四凤为何爱上周萍?三十年前侍萍为何爱上朴园?这种爱属于怎样的性质?“太好看”的银顶针的出现，或许能够说明部分问题。当然，在各个版本的《雷雨》中，四凤的底色都是健康、美丽、纯洁、能干的，这是周萍、周冲兄弟两个都喜欢她的地方。不过，曹禺有意设置了大海分别和周萍、周冲谈到四凤的两场对话，让大海说出对四凤不尽相同的评价。
(2)、“中国戏与外国戏的不同，正好似中国画与外国画的不同。中国画山水，必须先看千山万水，印在眼中，回到屋里选择所得的印象中精彩者去画，中国戏(即国剧)也是把人生中很复杂的东西，提炼出来一些精彩的东西，把芜杂去掉，用符号来代表，因为都是精彩的一部分，故极抽象而普遍。举例，如戏剧中的骑马只摇马鞭，开门只做手势皆是。总而言之，外国剧是表现个人对于物的实际关系，而中国戏则表现事物与人的关系，因此才抽象啊！”
(3)、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4)、“清华是一个可以自由发展的学校。我在那里喜打球及游泳。这不能不归于校中体育设备的完善。大学毕业，又入了研究院，仍是读西洋文学。
(5)、郑秀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很复杂，但她更多的却是担心曹禺一家的状况。人往往都是如此，习惯了照顾一个人以后，突然不再照顾他，不是觉得自己自由自在了，反而是觉得不自在了。这种不自在，还会让照顾人的一方总是不自主牵挂另一方。郑秀对曹禺就是如此。
(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文学研究类月刊，每月15日出刊，每本定价22元。
(7)、◆创作基地总顾问：李成虎◆创作基地主任： 程启宏◆创作基地副主任：阿甘张维春
(8)、《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蘩漪对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的周萍；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后，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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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现代校勘学中发展起来的作者意图理论，可以和新批评派为代表的文本阅读理论形成有益的互补，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结合具体作品文本和相关文献文本来探求作者意图的时候，首先需要运用文本阅读理论来深入具体作品文本，然后再对照能够体现作者意图的文献文本(序跋、日记、书信、创作谈、传记资料等)，进而构建起作者意图文本。对于具有多个修订版本的作品来说，则通过校勘、研读能够构建起不同的作者意图文本，多个意图文本和作品文本的对照分析，可以使作家创作与修订中某些隐而不显的意图由此显豁、明朗起来，可以进一步探究各个意图文本和作品文本的得失。
(11)、很快，郑秀的这种“不确定”被变成了“确定”，有无数人登门造访她和女儿的住所，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充当说客，说服她与曹禺离婚。这些人里，有的，还是国家领导派来的。
(12)、离婚后，郑秀开始工作，毕竟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才能在，任何时候要养活自己都不是难事。不知是否为了与曹禺同在一个领域的缘故，郑秀终舍弃了银行的高薪工作从事了教育行业。她先后在母校贝满中学、回民中学、聋哑学校、十二中当教师、校长。
(13)、记者问：“莎士比亚的伟大处在什么地方？”他仰首望了一阵，笑着说：
(14)、《雷雨》多修订版存在的现象，既是现代文学中一个特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特例，指的是《雷雨》自发表伊始到曹禺后一次修订共产生了九个不同的版次(editions)，其中1957戏剧版和1961人文版主要是“非实质性异文”的修订，如果只考察作者修订的“实质性异文”，也有七个不同的变本(versions)。修订版数量之多、修订过程延续时间之长，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只有曹禺另外几部话剧《日出》《原野》《北京人》的修订可堪比拟。《日出》等剧本也经过多次修订，但比较起来，《雷雨》依旧是其中复杂的。这种现象，与《雷雨》作为剧本的文体性质有关，《雷雨》作为上演次数多的中国现代戏剧，导演和演员在排演过程中往往有所改动话剧在不同时代演出会不断激发观众和评论家对作品“当代性”的要求，这些都会影响作家，内化成作家主动修订的动因。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环境的屡次变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形成也都强烈地刺激着曹禺追随时代精神、完善艺术作品的修订冲动。
(15)、通过上面对《雷雨》版本沿革和作者修订的梳理，可以看到，随着作者不断修订，各版本所体现的作品主旨有所变化。《雷雨》初版时，曹禺自陈《雷雨》要表现的是“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和“天地间的‘残忍’”，是“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而评论者给出的“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的解释可以追认，但不是创作初衷换句话说，《雷雨》带有古典悲剧色彩，并不是一部社会问题剧。在1930年代的批评中，李健吾、郭沫若等论者的确看到了《雷雨》对希腊悲剧的追摹，张庚、黄芝冈等人则批评《雷雨》的宿命论倾向。但随着时间推移，可以看到古典悲剧色彩在不断的修订过程中逐渐消减，而社会问题剧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16)、1930年9月，曹禺从天津南开大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插入二年级就读。他从小就喜爱戏剧，曾积极参加剧社演出京剧《打渔杀家》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话剧。对戏剧的酷爱使他产生要写一部大戏的强烈愿望，他开始根据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构思话剧《雷雨》。
(17)、曹禺先生很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戏剧艺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命运思想、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的反抗性格、易卜生的《群鬼》中的血缘纠葛情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中的气氛渲染，在《雷雨》的创作中，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推动了剧情的向前发展，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恋母情结。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子女要是被粗暴地与自己的母亲分开，这就可能导致一种持久的恋母情结，以作为失去了的母亲的补偿。”弗洛伊德更是对恋母情结的特征作了详尽的说明，他指出，由于男孩把母亲作为爱的对象，为了占有她，父亲便成了他决意要排除的情敌。所以，在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人身上，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恨是交织在一起的。
(18)、从1951开明版到1984川版的修订，一方面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作家致力于为适应舞台演出而不断打磨“当代演出本”。在此过程中，1951开明版为主动适应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观众、评论家大多不认可，后来曹禺自己也不满意。因此，1954人文剧本选版重新向1937改订版有所回归，但较之1937改订版突出道德教化，人物形象趋向善恶分明，有接近通俗剧的倾向。1957戏剧版基本沿袭1954人文剧本选版。1959戏剧二版则进一步“净化”，1961人文选集版沿袭了1959戏剧二版。1984川版是以1957戏剧版为底本修订的，不过少数地方参照了1959戏剧二版。1984川版是《雷雨》的作者终修订版。从1951开明版到1984川版，曹禺的修订在劳资冲突和阶级意识上的处理有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但总的趋势是消减作品的宿命论倾向、增强社会问题剧的色彩。这里有着时代变化的社会历史因素，但这些修订显然体现了当时的作者意图，值得重视。
(19)、◆投稿需注明作者、作品名，个人简介、照片。
(20)、《雷雨》是中国现代经典剧作，也是受众多的现代话剧之读者和观众对这部剧的熟悉程度高，大都自认为对剧情和人物了然于胸。不过，若询问读过这部经典的读者和看过话剧的观众，剧末周萍自杀的手枪是从哪里来的，恐怕答案不尽相同。看过舞台话剧的观众会回答手枪是周朴园给周萍防身用的，阅读剧本(尤其是阅读当下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雷雨》剧本)的读者会回答是鲁大海交给周萍的，而读过不同版本《雷雨》剧本的读者或者读过剧本又看过演出的观众，则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记忆中出现了不同的场面，以至于印象变得驳杂起来:到底手枪是谁给周萍的?剧中究竟有一把手枪还是两把手枪?
3、雷雨作者曹禺怎么读
(1)、第二年，这部巨作在巴金的推荐下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巴金特地为他印了一册精装本，曹禺在此书封面上写道：给颖如(郑秀小名)，家宝。
(2)、第二幕关于大海的修订涉及其工人身份及复工阴谋的内容。1934原刊、1936初版，大海的身份都是“工头”，还由鲁贵点明是他为大海争取来的“工头”地位。大海的性格不无粗鲁、愚直，他来到周家和周朴园谈判时才知道矿上已经复工，骂“那些不要脸的工人”，“这群没有骨头只怕饿的东西，就把我们四个代表不管了么”。等大海看到复工合同，依旧骂复工的工人:“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些矿上没有勇气的工人们就卖了我了。”1937改订版作了修订，大海的身份不再是由资本家雇用来监管工人的“工头”，而改为和“工头”打架的“工人”。当他得知矿上复工，他骂的是瞒着自己签复工合同的三个代表，而不是复工的工人:“没有骨气的东西，他们就把矿上的工人卖了。”相关修订以后版本都延续下来。这些修订应该受到当时评论家批评鲁大海形象的影响。比如李健吾认为作者或许想把鲁大海塑造成新式的英雄，但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缺乏思想的莽男子”，“叫同行的代表卖了自己还不知道”张庚、黄芝冈、周扬都认为在鲁大海这个人物上作者是失败了，没有刻画一个工人领袖形象。黄芝冈尤其批评道，“这剧中的荒谬大胆的断定莫过于工人们将工头卖了......在这里虽代表着革命的整个毁灭，然而，事实上是不会有的”这些地方显然在1937改订版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3)、能实用——布置完了布景，而不能去用这布景，应该说这是失败。
(4)、记者问万先生关于定县公演的露天剧的优点及将来在中国能否发展。他答：
(5)、1954人文剧本选版和1957戏剧版保留了这一情节，而1951开明版、1959戏剧二版、1961人文选集版、1984川版都做了删除的处理。保留或删除，背后是对自然情感的伦理正当性所持的不同理念。保留周萍剖白的情节，则说明不同阶级和立场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可以共通的自然情感，或者说是普遍人性，删去这一情节，则说明人物情感更多的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因而情感更重要的属性是社会性和阶级性。不过，为了让大海为自然情感所触动、为了让周萍体现出某种真诚而设置的剖白情节，本身也有内在的矛盾。周萍对仅见过一面的大海袒露自己和蘩漪的私情，这符合周萍的性格和行为逻辑吗?大海听到资本家大少爷这一番剖白并对他有所谅解，这符合大海的性格和行为逻辑吗?删去这一情节，虽然让大海的转变有些突兀，但是不删的话，确实也存在“自然情感”不够“自然”的问题，真是两难。
(6)、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初一个没落士大夫家庭的衰落为冲突和背景，讲述了大宅院里几代人的命运。
(7)、出生日期：1910年9月24日(庚戌年)
(8)、在《雷雨》的三位女性中，繁漪和鲁侍萍都和周朴园夫妻关系，都和周朴园共同生活过，所以她们深受其害，她们对周朴园以及对他们维护的一切而深恶痛绝，他们极力反抗周朴园为他们所做出的一切规定，而她们反抗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繁漪大胆而又勇敢地撕毁了周朴园资本家的伪善面目；侍萍则因为自己许多艰辛的生活经历而仇视和警觉周朴园，她不像繁漪那样以下子就把周家的假面具扒的精光，她有的只是一种软弱的反抗。作品中的四凤是一位少女，她对未来充满幻想，涉世未深的她渴望爱情，渴望得到一种新的生活、渴望周萍能给她爱，可是就因为周萍的胆小怕事，她的意愿无法实现，她是所有事件的受害者，她本想以私奔来寻找幸福，当幻想破灭后，她以死对整个社会作出了反抗。
(9)、《雷雨》1934年发表之后，曹禺在几十年间有过多次修订。本文借鉴西方现代校勘学的作者意图理论，通过梳理《雷雨》版本沿革、校勘多个作者修订版本，聚焦作为旁观者或代言人的鲁大海这一人物的作者修订历程，揭示《雷雨》创作伊始作者意图中宿命悲剧、社会问题意识、现实主义手法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既体现了年轻的曹禺创作意图的内在张力和不够成熟之处，也体现了他将希腊宿命悲剧翻新重写为现代悲剧的魄力与天才、独特的情感构型能力，而这两者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在此后历次修改过程中，曹禺的修订意图并不仅仅是追随时代精神，同时也试图解决初戏剧结构中的矛盾。
(10)、在这个看起来体面的家庭中,周朴园是的主宰,他按照他的一套标准统治着这个在他看来“圆满,有秩序的家庭”,却不知平静的背后隐藏着罪恶与灾难.采访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这是一个文弱、明慧的女子,可又有着一点原始的野性.她嫁到周家十八年,生了一个儿子周冲,但这个如坟墓般令人窒息的家庭却使她日见萎缩,直到周朴园前妻所生的儿子周萍从乡下来到这个家.周萍使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欲望,她将这一点爱看作全部的希望,牢牢抓住不肯放手.可周萍却是一个软弱的人,很快就对这种“畸形”的关系感到厌恶,并为自己欺骗了父亲而深深悔恨.在极度痛苦中,他与管家鲁贵的女儿、美丽单纯的丫环四风产生了感情.他希望能借此摆脱!日日的一切,甚至打算离开这个家,去开始他的新生活.而他的弟弟周冲,一个单纯善良、充满幻想的大孩子,也同时爱上了四风.
(11)、著名剧作家。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和衣钵传人。
(12)、大家都听说过《雷雨》，但可能少有人记得，雷雨的创作者，是曹禺先生。
(13)、可以说，《雷雨》悲剧性质的复杂性就在于，曹禺将古典悲剧精神、社会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手法都融入一个人物关系复杂的故事中，然而这些因素之间未尝没有矛盾和张力。黑格尔就曾经指出，现代戏剧(drama)有越出真正戏剧类型(悲剧，tragedy)的危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力刻画人物内心，二是过分重视时代因素和道德习俗，三是依赖情节的紧张曲折吸引观众。这三种倾向的问题在于会削弱悲剧中对立面的冲突。在黑格尔看来，希腊悲剧是两种片面的伦理实体的交锋，造成冲突的根源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伦理辩护理由的不同，因此，在冲突双方的辩护中，不会“运用倾吐心曲的主观语调和由情欲支配的诡辩”，而是“作为有修养的客观人物，义正辞严地进行辩护”。(14)可以看到，《雷雨》恰恰具有黑格尔所指出的以上越出真正悲剧的各种倾向:人物内心和情感的全力描摹、时代风习和道德因素的引入、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的情节结构。在第四幕大海与周萍对峙时，周萍更是用“倾吐心曲的主观语调和由情欲支配的诡辩”来说服大海。这些地方正是曹禺对古典悲剧形式的突破，然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悲剧形式存在矛盾与张力。在曹禺多次修订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14)、可以说，《雷雨》悲剧性质的复杂性就在于，曹禺将古典悲剧精神、社会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手法都融入一个人物关系复杂的故事中，然而这些因素之间未尝没有矛盾和张力。黑格尔就曾经指出，现代戏剧(drama)有越出真正戏剧类型(悲剧，tragedy)的危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力刻画人物内心，二是过分重视时代因素和道德习俗，三是依赖情节的紧张曲折吸引观众。这三种倾向的问题在于会削弱悲剧中对立面的冲突。在黑格尔看来，希腊悲剧是两种片面的伦理实体的交锋，造成冲突的根源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伦理辩护理由的不同，因此，在冲突双方的辩护中，不会“运用倾吐心曲的主观语调和由情欲支配的诡辩”，而是“作为有修养的客观人物，义正辞严地进行辩护”。14可以看到，《雷雨》恰恰具有黑格尔所指出的以上越出真正悲剧的各种倾向:人物内心和情感的全力描摹、时代风习和道德因素的引入、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的情节结构。在第四幕大海与周萍对峙时，周萍更是用“倾吐心曲的主观语调和由情欲支配的诡辩”来说服大海。这些地方正是曹禺对古典悲剧形式的突破，然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悲剧形式存在矛盾与张力。在曹禺多次修订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15)、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汉族，祖籍湖北潜江。
(16)、曹禺在创作《雷雨》之前曾经改译并导演过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后者表现劳资冲突的对立两方——铁矿董事长安敦一和罢工代表工头罗大为——之间的两强相争。《雷雨》第二幕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对峙与《争强》颇有相似之处，两强相争的人物性格设置是近似的，罢工坚决的代表为其他代表和工人所背叛、工人复工、劳资妥协、争强的两人却各自落得凄惨的结局，这种冲突的结果也是一致的。罗大为发现工人们想要妥协时，咒骂他们“太没胆量!那些懦弱的东西们都是瞎子！一点远见也没有”。这种口吻和鲁大海也近似。曹禺肯定高尔斯华绥“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对现代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但“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曹禺称赞《争强》“决没有近世所谓‘宣传剧’的气味”，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然而他更激赏剧中两个主人公虽有短处，但都具有刚挠不屈的魄力，肯负责，肯顾大局的勇气，欣赏“这一对强项的人物”为环境所宰割、所拨弄，顿悟作为敌人的对方是精神上可敬服的，成为悲剧庄严的场面。可以看到，曹禺在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劳资冲突/亲子关系的构思中，的确也有将庄严的悲剧和犀利的社会问题剧融合的倾向。不论是大海交还复仇的手枪还是朴园深夜感喟命运无常，都试图将社会问题引向更神秘的命运悲剧。
(17)、的确，自《雷雨》诞生起，对于这部作品的宿命论倾向的批评一直存在。这些批评不外乎认为宿命论代表了过时的神秘玄学思想，是没有掌握(或没有掌握好)先进的科学历史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表现。曹禺在1936初版和1937改订版就对原刊做了不少修订，到了1950年代，修订的幅度陡然增大，甚至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1950年代之后的各修订版中，消减宿命论色彩的情节和台词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序幕和尾声就首当其冲地被删掉了而作为话剧的高潮和结局的第四幕，因其联系着戏剧主旨的凸显，尤其成为屡次修订的重要部分。
(18)、郑秀葬礼时，曹禺因重病缺席，他只嘱咐女儿买花篮前去吊唁。那天，那个花篮成了整个灵堂中引人注目的，这不单单是因为花篮主人的名字，更是因为它被摆放在一个显要的位置。
(19)、多年后，同为作家的曹禺与邓译生女儿万方曾在女人作品《女人心事》里写到：:“女人一生黑暗和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这话听去，怎不让人觉得是在说对感情过分依赖和看重的郑秀呢。
(20)、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
4、雷雨作者代表作
(1)、在早期版本中，鲁大海的确不是曹禺构思的重要人物，在篇幅不短的《〈雷雨〉序》中，蘩漪是作者重点剖析的人物，关于周萍、周冲的人物形象说明也占了很大比重，在对演员演出的建议中，对鲁贵、侍萍、四凤和朴园都有较为具体的意见，恰恰只有对大海的演出建议为笼统、简要:“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干干脆脆的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19)这简直在暗示大海的扮演者是不需要演技的，与前面曹禺详细分析其他七个人物及其扮演注意事项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看来，早期版本的作者意图中，大海确乎是一个闯入的旁观者，他更多地体现出对其他人物的审视和评判。
(2)、“莎士比亚的好处可以说一时半时说不完。不过，我只可笼统地举出几个显著的特长。莎士比亚这个人对于认识人生的范围极其广大，他不但能发现人生的大的地方，就是小而再小的地方他亦能发现出来。所以，他的剧情发展，你意想不到。他爱女子，把上至公爵夫人下至女仆的心理写得针针见血。他对于人们的感觉多，我们读了他的东西可以把人生认识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二十来岁的青年，读了他的东西有时不大懂，因为我们尚未体验出他的那种生活经历。“他还是个大诗人，会很爽快地运用句子，他是个圆满的调合，所以，他每句话都是诗。”
(3)、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雷雨》单行本时，曹禺在序言中自述《雷雨》要表现宇宙的神秘和残忍，解说序幕和尾声的设置是向古希腊悲剧致敬，这可以看作创作意图中不无某种宿命悲剧的因素。上文分析过，早期版本中周萍宿命般用大海还回来的枪自杀的情节，侍萍带给四凤银顶针、侍萍和四凤都作为女佣爱上主人家大少爷的情节，诸如此类确实有宿命悲剧的色彩。不过，曹禺在序言中更强调作者“情绪与情感的需要”和作品“情感的象征”:“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曹禺强调“蛮性的遗留”“原始或野蛮的情绪”，这种意图体现在早期版本中就是蘩漪的激情、阴鸷和大海的不无粗鲁的复仇情绪。
(4)、(23) 吕荧:《曹禺的道路》，《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5~6期。
(5)、“在解放以前多少次《雷雨》的演出中，......那种神秘的宿命的色彩一直盘踞在舞台”，“要把《雷雨》故事的历史真实突出地、正确地表现在舞台上，却只有在今天，只有那些初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武装起来了的艺术家们才能够做到”这是195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雷雨》之后，评论家安冈在《戏剧报》上发表的肯定性评论。1954年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雷雨》，是在曹禺的直接领导下重新根据早期版本修订、排演的，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修订的《曹禺剧本选》，这一版本是1950年代之后各修订版中为靠近早期版本的，此后直到1984年川版，作者又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几次修订，可见在多次修订中曹禺一直在摇摆、探索。
(6)、痴爱男人的女人便是如此，即便他做出了伤害她的事，她在内心深处依旧觉得“错是他犯的，可是自己也有过错。”
(7)、▲1954年6月，曹禺(右)和著名戏剧家、导演焦菊隐参加北京人艺院庆大会
(8)、从作家修订的角度来考察《雷雨》的版本，可以发现如下九个版本值得重视:
(9)、大海形象的塑造和修订直接联系着作者意图问题，而对照不同时期作者的创作谈和时代环境来考察历次修订，会发现大海形象塑造的难题本身就包含在创作伊始的作者意图之中，同时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这一难题又伴随着作者修改意图而进一步延展。这里尝试聚焦有关鲁大海的修订，通过版本校勘和文本对读探究《雷雨》的作者意图和悲剧性质问题。
(10)、H.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选集》(简称“1961人文选集版”)
(11)、从上述列表可以看出，第四幕的修订多，而且不断修订，似乎一直在寻找更完善更恰切的解决方法。这里可以看出曹禺对戏剧人物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种情感的不同理解和处理。大致看来，1930年代各版更重视情感的自然属性，突出自然情感伦理;在1950年代之后的各修订版中，更重视情感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大海对待参加罢工的工人的情感和态度主要关系到情感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修改起来较为简便。大海在鲁家对待侍萍和四凤的态度，是系于家庭血缘的自然情感，修订时尽量与社会情感和阶级认知相一致，改动起来也不难处理。而当得知妹妹四凤和资本家大少爷周萍有了恋情，大海的自然情感与社会情感之间的矛盾就不那么容易调和，因此，在各修订版中关于大海是否同意四凤和周萍走就有不同的处理，关于他是否知道四凤怀孕的事实也有不同的处理，显示出曹禺在屡次修订时反复推敲、难以定夺的胶着状态。后，大海该如何面对在自己眼里罪行累累的周朴园正是生身之父的事实?显然，曹禺在初的构思中就回避了这一点，在戏剧高潮“认亲”之前就打发大海出去“雇车”，让他早早离场，不必在舞台上直面令他难以自处的情感伦理困境。不过，在修订时，即使安排大海去“雇车”，曹禺也不得不随着大海究竟在四凤吐露怀孕事实之前离场还是之后离场的不同前文，不断修改雇车的动机:从为四凤和周萍一起离开而雇车，改成为了母亲和妹妹回家而雇车。
(12)、与周朴园对峙时，大海怒斥对方作为资本家的过往恶行和破坏罢工的现时阴谋;周冲、周萍各自对大海表现出某种善意和真诚时，他犀利地指出对方身处优裕环境不自知的虚伪和软弱;他瞧不起鲁贵在妻儿面前耍威风、在周家人面前卑贱狡黠的两面人嘴脸;他爱母亲侍萍和妹妹四凤，甚至在早期版本中为了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但是他同时认为不让自己报仇的母亲太糊涂，觉得妹妹受到周家环境的熏染而开始虚荣。尽管李健吾、周扬等批评者都觉得鲁大海“不近人情”，缺乏思想和精神生活，但是，从《雷雨》原刊到曹禺历次修订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大海部分”可以看到，作家一直在调整大海对待其他剧中人的态度，不断呈现微妙的变化，这说明大海形象塑造问题并不在于性格粗暴、不近人情，而是大海关涉的“人情”过于复杂，使呈现他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成了一个难题。如上所述，如果重视大海的“闯入者”身份，把大海看作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或者作者的“代言人”，代表了审视剧中其他人物的一种目光的话，那么，大海的相关修订正是作者不断调整创作意图的体现。
(13)、原价580元的《北京人》A档票，福利价仅需406元；
(14)、曹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经过几年酝酿、构思，1933年在清华大学四年级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作者在谈到写作意图时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曹禺选集·后记》)又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雷雨·序》)
(15)、四凤的死无疑是很可惜的，也值得很同情。《雷雨》的基本思想是对不合理的命运和社会的谴责和诅咒，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于反抗者的赞赏。在剧作中，命运之神似乎无所不在，时时通过环境、机遇，通过人们自己的情感、欲望去捉弄人们：周朴园自以为果断、理智，但他维护家庭的“体面”的努力却一败涂地；蘩漪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不顾一切的要抓住周萍，结果也适得其反；周萍极力想摆脱与后母的不名誉的关系，而移爱于四凤，没想到堕入了更可怕的深渊；鲁侍萍遭遗弃后就不想再见到周家的人，“不公平的命”却偏偏使她们母女与周家父子相遇；父子兄弟争执殴斗，却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不仅命运好捉弄人，不公平的社会也在禁锢和压迫人；蘩漪被禁锢在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中，心理已经变态；鲁侍萍被遗弃后，遭受了种种磨难；可怜的四凤，承受了周家父子两代犯下的罪孽；鲁大海等工人，也受尽了剥削和摧残。对此，蘩漪、鲁侍萍、鲁大海、周冲等都进行方式不同的反抗。作者给予这些人以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赞赏。整体看来，剧作虽然有较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但民主主义思想是其基本思想内核。
(16)、11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东流》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17)、“在中国农村破产，吃饭尚费思量，哪里有心顾及娱乐，所以露天剧将来能否发展，实是一个问题。”
(18)、I.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曹禺戏剧集”《雷雨》单行本(简称“1984川版”)
(19)、E.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剧本选》(简称“1954人文剧本选版”)
(20)、周萍欣赏四凤未经教育的单纯，将她的纯洁作为救赎自己的力量。周冲却更看重四凤的淳朴和能吃苦，认为她如果受到教育会和自己一起“为着人类谋幸福”，他对四凤说:“你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你有力量，你能吃苦”，“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你是我引路的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周萍和周冲看待四凤的眼光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色彩，而周冲更是把这种自然崇拜升华到追寻美丽新世界的理想境界，所以才在四凤面前描绘两人在无边的海上、坐在白帆的船头展望“我们的世界”的图景，想象“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但是在早期版本中，大海对四凤的评价更突出她是一个容易受到诱惑、不无虚荣之心的平常女孩子。三个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对四凤的认识很不一样，那么谁的认识更接近真实的四凤?看起来，或许和四凤一起长大的大海的认识是更贴近现实的，而且四凤恐怕比这位已经离家两年的哥哥所了解的更为复杂一些。
5、雷雨作者什么思想感情?
(1)、《雷雨》修订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给深入研究带来了机会和挑战，这里仅通过对《雷雨》各版本中鲁大海形象相关修订的校勘与考察，尝试逼近作者意图和修改意图，将其作为理解作品文本的重要参照，突破“善本”和“作者终意图”的执念，去接近、去理解作家在创作与修订这种灵魂探险中曾经取得的硕果和遭遇的挫折。
(2)、“试问，一个行踪不定的剧团有了几件很重的布景，是多么不方便的一桩事！”
(3)、郑秀从来不知道，这些想法从来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曹禺与邓译生两人的生活一直琴瑟和鸣，恩爱。
(4)、在剧中鲁侍萍具有宿命论的思想。当周朴园问她为什么来周公馆时，她回答：“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这是天要我在着儿又碰到你”，“这是我的报应”等一些话。因为在当时社会中，她遭到周朴园的凌辱和欺压时，她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她相信这一切是命中注定。其实不然，这是封建势力对女人的欺压。
(5)、曹禺在创作《雷雨》之前曾经改译并导演过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后者表现劳资冲突的对立两方——铁矿董事长安敦一和罢工代表工头罗大为——之间的两强相争。《雷雨》第二幕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对峙与《争强》颇有相似之处，两强相争的人物性格设置是近似的，罢工坚决的代表为其他代表和工人所背叛、工人复工、劳资妥协、争强的两人却各自落得凄惨的结局，这种冲突的结果也是一致的。罗大为发现工人们想要妥协时，咒骂他们“太没胆量!那些懦弱的东西们都是瞎子!一点远见也没有”。这种口吻和鲁大海也近似。曹禺肯定高尔斯华绥“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对现代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但“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曹禺称赞《争强》“决没有近世所谓‘宣传剧’的气味”，是晚近社会问题剧的名著，然而他更激赏剧中两个主人公虽有短处，但都具有刚挠不屈的魄力，肯负责，肯顾大局的勇气，欣赏“这一对强项的人物”为环境所宰割、所拨弄，顿悟作为敌人的对方是精神上可敬服的，成为悲剧庄严的场面。可以看到，曹禺在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劳资冲突/亲子关系的构思中，的确也有将庄严的悲剧和犀利的社会问题剧融合的倾向。不论是大海交还复仇的手枪还是朴园深夜感喟命运无常，都试图将社会问题引向更神秘的命运悲剧。
(6)、郑烈望着女儿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就在他沉思的当口，郑秀带着两个女儿毅然走出了机场。郑烈只觉心里一阵痉挛，他想不到女儿终会为了那个男人舍弃全家。他没有阻止女儿，他知道以女儿的性子，她自己决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7)、记者问：“先生对于中国近年文艺界有什么感想？”
(8)、在早期版本中，鲁大海的确不是曹禺构思的重要人物，在篇幅不短的《〈雷雨〉序》中，蘩漪是作者重点剖析的人物，关于周萍、周冲的人物形象说明也占了很大比重，在对演员演出的建议中，对鲁贵、侍萍、四凤和朴园都有较为具体的意见，恰恰只有对大海的演出建议为笼统、简要:“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干干脆脆的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19这简直在暗示大海的扮演者是不需要演技的，与前面曹禺详细分析其他七个人物及其扮演注意事项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看来，早期版本的作者意图中，大海确乎是一个闯入的旁观者，他更多地体现出对其他人物的审视和评判。
(9)、A.1934年7月《文学季刊》原刊(简称“1934原刊”)1934年7月1日，《雷雨》面世，刊载于靳以、巴金编辑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
(10)、101517刘西渭(李健吾):《〈雷雨〉——曹禺先生作》，天津《大公报》1935年8月31日。
(11)、1930年9月，曹禺从天津南开大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插入二年级就读。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便有了《雷雨》中鲁大海的人物形象。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初创作。
(12)、从诞生之日起，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作者曾经多次修订《雷雨》剧本，其中对鲁大海有关的情节、台词修订之处尤其多，而且很多修订集中在第四幕。不仅如此，作为忠于原著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台话剧《雷雨》，也并没有完全依照任何一个《雷雨》版本。从1979年北京人艺重排《雷雨》至今，人艺各个阶段重排《雷雨》都沿用了1979年的结尾设计，而这个设计中鲁大海的台词和曹禺创作、修订的《雷雨》各版本都有所不同曹禺为何对第四幕不断修改，北京人艺为何在处理鲁大海离场的细节上另起炉灶，这些显然联系着对大海这一人物的理解，更联系着如何理解《雷雨》的悲剧性质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从《雷雨》诞生起批评家就争议不断，从1934年原刊到1984年后修订版各个版本都各有不同。
(13)、1928年曹禺被保送进人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后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清华期间，他仍积极参加戏剧演出，有时还集导、编、演于一身。1933年，23岁的曹禺创作了《雷雨》，曹禺像成为中国剧坛上升起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
(14)、B.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单行本(简称“1936初版”)曹禺对原刊进行修订后，《雷雨》单行本于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1集。从1934年原刊到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曹禺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扩充并修订人物小传、增加舞台提示、字句的润色与勘误。实际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雷雨》《日出》等曹禺剧作又分为“文学丛刊”和“戏剧集”两个系列不同版式分别出版。“文学丛刊”第7集以前，都是1942年陆蠡在上海主持编印的，版本形态较好，版权页信息也比较完整。国图的目录索引中，已经将这一系列的版本列为“新善本”。因此，这里在“文学丛刊”系列版本和“戏剧集”之间选择了前者。
(15)、从某种意义上，这部剧不正是两人爱情的产物吗。
(16)、的发展——评〈雷雨〉》，《光明》半月刊1936年第1期。
(17)、此时的郑秀才意识到，这一封，定是某个女人写给丈夫的情信。丈夫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丈夫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行为，恰只是为了保护那个女人。只要她抓不到真凭实据，她就没法找那个女人算账，那样，她也就安全了。
(18)、能够体现1950年代之后作者消除宿命论、强化社会问题剧的修订倾向的，是《雷雨》中一个重要道具——手枪——的变化。早期版本中，鲁大海在警察镇压工人时从矿上捡到一把手枪，而这把手枪在剧终被周萍拿来当作了自杀工具;1951开明版大海没有“还枪”，增加了周朴园交给周萍防身用的一把手枪，但结尾周萍没有自杀;1954人文剧本选版以后的各个版本中，大海都不再“还枪”，剧末周萍自杀用的都是父亲给他的枪。
(19)、郑烈知道：父女这一别，近乎是永别，他也知道，知晓政治的女儿定也知道这个结果。也是从这以后，郑烈和女儿郑秀分别走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结局，大约如普希金在诗歌《未选择的路》里说的：一个选择后，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途。
(20)、作者雷雨,原名雷耀常,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恩施州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作家,有散文集《今生有约》、小说集《乡长》、长篇小说《天眼》《我想有个家》《妹妹找哥泪花流》《选调生》等。
(1)、E.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剧本选》(简称“1954人文剧本选版”)
(2)、在现代校勘学中发展起来的作者意图理论，可以和新批评派为代表的文本阅读理论形成有益的互补，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结合具体作品文本和相关文献文本来探求作者意图的时候，首先需要运用文本阅读理论来深入具体作品文本，然后再对照能够体现作者意图的文献文本(序跋、日记、书信、创作谈、传记资料等)，进而构建起作者意图文本。对于具有多个修订版本的作品来说，则通过校勘、研读能够构建起不同的作者意图文本，多个意图文本和作品文本的对照分析，可以使作家创作与修订中某些隐而不显的意图由此显豁、明朗起来，可以进一步探究各个意图文本和作品文本的得失。
(3)、从上述列表可以看出，第四幕的修订多，而且不断修订，似乎一直在寻找更完善更恰切的解决方法。这里可以看出曹禺对戏剧人物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种情感的不同理解和处理。大致看来，1930年代各版更重视情感的自然属性，突出自然情感伦理;在1950年代之后的各修订版中，更重视情感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大海对待参加罢工的工人的情感和态度主要关系到情感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修改起来较为简便。大海在鲁家对待侍萍和四凤的态度，是系于家庭血缘的自然情感，修订时尽量与社会情感和阶级认知相一致，改动起来也不难处理。而当得知妹妹四凤和资本家大少爷周萍有了恋情，大海的自然情感与社会情感之间的矛盾就不那么容易调和，因此，在各修订版中关于大海是否同意四凤和周萍走就有不同的处理，关于他是否知道四凤怀孕的事实也有不同的处理，显示出曹禺在屡次修订时反复推敲、难以定夺的胶着状态。后，大海该如何面对在自己眼里罪行累累的周朴园正是生身之父的事实?显然，曹禺在初的构思中就回避了这一点，在戏剧高潮“认亲”之前就打发大海出去“雇车”，让他早早离场，不必在舞台上直面令他难以自处的情感伦理困境。不过，在修订时，即使安排大海去“雇车”，曹禺也不得不随着大海究竟在四凤吐露怀孕事实之前离场还是之后离场的不同前文，不断修改雇车的动机:从为四凤和周萍一起离开而雇车，改成为了母亲和妹妹回家而雇车。
(4)、11993年王晓鹰导演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版“没有鲁大海的《雷雨》”和2007年王延松导演的“带有序幕尾声的诗意版《雷雨》”等当代舞台话剧，对曹禺原著的改编就更为显著了。
(5)、作者意图理论建立在现代文本和古代文本有很大不同的基础上。不同于古代文本作者信息的大量缺失和文本谱系的复杂，现代文本往往保存了大量出版前的文献，如作者手稿、誊正稿、校样等，作品出版之后也往往经历再版和作者修订，同时，作者日记、书信、序跋和创作谈等文献也异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整理者选择底本、建立校本时就必须面对新的问题。鲍尔斯提出底本要在手稿和第1版之间取舍，而杰罗姆·麦根则重视作品的社会性，认为应当选择第1版，因为“第1版应当是作者和出版机构分工合作，终展示给公众的结果”从而建立起“第1版”的。关于“校本”，鲍尔斯认为出版和再版过程中作者的修订也要得到尊重，总之，在整理时建立校本的标准是“作者的终意图”将“作者意图”作为校勘核心问题，美国目录学家托马斯·坦瑟勒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他认为，修订文本所体现的意图与先前版本所体现的意图都是作者意图，每一个意图文本都有其价值，实际上，文本整理者选择作品的某一意图文本、聚焦某一意图文本的决定性因素，往往取决于现实考虑，取决于整理者的历史兴趣和文学口味可以看到，随着现代作家不断修订作品这一普遍现象的存在，对作者意图的探究变成了现代校勘学核心问题。这是在古典校勘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校勘学的新变。
(6)、1931年，“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便有了《雷雨》中鲁大海的人物形象。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初创作。1934年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1卷第3期。
(7)、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高的剧作家。曹禺自小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故而从小心中便播下了戏剧的种子。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8)、从曹禺对《争强》的欣赏可以看到，其悲剧观中包含推崇希腊命运悲剧的元素，近乎黑格尔定义的悲剧乃体现两种伦理意识的冲突。不过，曹禺同样欣赏《争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肯定其体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关怀。在《〈雷雨〉序》中，曹禺强调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强调序幕和尾声对希腊悲剧合唱队的追摹，也体现了曹禺悲剧观的古典色彩，而他同时更强调《雷雨》中人物(尤其是蘩漪、鲁大海，也包括周萍)的极端性格，希望表现他们“盲目地争执着”“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这种对人的盲目性的理解，可以看作希腊命运悲剧式的，反抗命运而落入命运的陷阱的俄狄浦斯式悲剧。但是曹禺在戏剧中对人物情感的浓墨重彩的刻画，论者都肯定其人物塑造的写实能力和现实主义色彩，但这与传统悲剧形式(戏剧冲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更具有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李健吾曾提到有人评价《雷雨》太像小说，而自己仍然肯定这是一部优秀戏剧，无疑，这里李健吾衡量“戏剧”的标准也是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更重视戏剧内在的冲突。
(9)、F.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单行本(简称“1957戏剧版”)
(10)、以上《雷雨》修订版本的沿革情况大致如下图所示:
(11)、从另一方面而言，郑秀也坚信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照顾好她的家宝。想到这，郑秀不禁想起自己曾为逼迫曹禺洗澡将他关进洗浴间的事儿了。曹禺不爱干净还美其名曰“名士作风”，可出自名门的郑秀却极爱干净，郑秀一直觉得像曹禺这样半月一月不洗澡的主儿定是容易生病的，所以她经常监督他打扫“个人卫生”。
(12)、曹禺写下后一笔后垂着头沉默着，郑秀的眼睛一直停在他身上，他头上新生了白发，她看着心疼又辛酸。在曹禺抬起头时看向她时，她终于在他那双充满了各种情绪的眸子里哭出了声，她喊，似是对他又似是对其他人：
(13)、银顶针:宿命的象征、性格的写实与结构的冗余
(14)、I.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曹禺戏剧集”《雷雨》单行本(简称“1984川版”)
(15)、八月节晚上曾家人请客所有人在家里吃饭，曾思懿谈到愫方的出嫁问题，主张愫方嫁给袁任敢，曾皓和曾文清则予以反对，此时讨债人又来到门口讨债，袁任敢用武力赶走了讨债人。瑞贞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而自身早已厌倦了曾家的生活希望打胎与袁任敢一行一起离开曾家，愫方劝其不要打胎，而瑞贞却心意已决。一方曾霆并不认可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喜欢上了袁园，无奈袁园淘气没有表示。江泰责怪曾家人没心没肺喝醉酒无意将曾皓打伤，曾皓昏死住进医院，回来后刚好自己生日当天，邻家杜家向曾家讨债，提出条件要么交钱要么交出曾家房子要么交出曾皓年年上漆的棺材，曾少夫人认为父亲有钱，自己不愿出钱还 债，提出交出棺材。江泰提出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公安局局长，结果在大家的期待中江泰出走，交棺材的时刻已到，江泰却没有出现，在曾皓无助痛苦的呐喊中杜家人抬走了棺材，大少爷曾文清吞下鸦片断气而亡，曾霆写下了和瑞贞的离婚协议，愫方终决定与瑞贞一起离开曾家，在劝好曾皓休息之后，愫方和瑞贞踏上了离开的汽车。
(16)、参照列表，关于大海较为重要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四个部分:第二幕大海与周朴园对峙，第三幕大海与周冲相见，第四幕大海与周萍对峙，结尾大海的离场方式。
(17)、1954人文剧本选版和1957戏剧版保留了这一情节，而1951开明版、1959戏剧二版、1961人文选集版、1984川版都做了删除的处理。保留或删除，背后是对自然情感的伦理正当性所持的不同理念。保留周萍剖白的情节，则说明不同阶级和立场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可以共通的自然情感，或者说是普遍人性，删去这一情节，则说明人物情感更多的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因而情感更重要的属性是社会性和阶级性。不过，为了让大海为自然情感所触动、为了让周萍体现出某种真诚而设置的剖白情节，本身也有内在的矛盾。周萍对仅见过一面的大海袒露自己和蘩漪的私情，这符合周萍的性格和行为逻辑吗?大海听到资本家大少爷这一番剖白并对他有所谅解，这符合大海的性格和行为逻辑吗?删去这一情节，虽然让大海的转变有些突兀，但是不删的话，确实也存在“自然情感”不够“自然”的问题，真是两难。
(18)、曹禺在把欧洲近代戏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的话剧创作，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
(19)、后来，郑秀为了照顾曹禺一家，毅然派出学医的大女儿万黛，让她帮助照顾父亲一家。眼见曹禺家经济困难，曹禺也有病在身，郑秀还曾想法给邓译生找活计添补家用。
(20)、也是从这以后，郑秀的情绪经常陷入不好的状态，这里的“不好”，是指对自己和家宝未来的不确信。
(1)、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蘩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萍，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2)、郑秀想来想去都觉得是自己有错，可在旁人看来，若她真有错，这些要求绝算不上，她能被算作“错”的就只有“打牌”、“不工作”罢了。而郑秀的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孩子，说来也无可厚非。至于打牌，郑秀确实有这爱好，他还经常将曹禺拉上一起打。
(3)、16黄芝冈:《〈从雷雨〉到〈日出〉》，《光明》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5期。
(4)、1935年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准备在东京演出《雷雨》，曹禺写给导演者的信中曾经强调兄妹禁忌之恋背后的神秘性和原始的心理，将论者所说的“宿命论”看作当代读者对作者受古代希腊剧影响的一种理解方式20 。从这一阐释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意图文本似乎更为接近奥尼尔《悲悼》三部曲。《悲悼》是对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德斯《俄瑞斯忒斯》的现代重写，奥尼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重新阐释带有兄妹乱伦倾向的古希腊宿命悲剧。不过，结合《雷雨》早期版本来看，曹禺这一意图在写作行为中其实已经转化，话剧中没有暗示周萍和四凤两人对彼此的血缘关系曾经有过任何知晓，他们之间恋情的禁忌在于主仆身份的障碍，而没有掺杂任何乱伦的主观意识，这与奥尼尔《悲悼》是不一样的。比起奥尼尔用现代心理学来重写古希腊宿命悲剧，曹禺的《雷雨》在增强社会意识的层面上更为现代。塑造作为工人代表出现的鲁大海，就是《雷雨》体现社会问题意识的重要途径。
(5)、(20) 曹禺:《〈雷雨〉的写作》，《质文》1935年第2期。
(6)、H.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选集》(简称“1961人文选集版”)
(7)、◆特约评论员：胡朝阳尚雪梅 成永青思馨胡杨牧风 雪地等春孤帆碧影傅雪琼
(8)、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9)、早期版本中，一把手枪联系起劳资冲突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伦理悲剧，终在戏剧高潮的一声枪响，让读者和观众处于震撼、恐惧的情绪之中，这是从佳构剧得来的戏剧技巧。《雷雨》的创作本来就受到陈大悲《幽兰女士》等中国早期佳构剧的影响，而手枪也是陈大悲等剧作家常常用到的串联情节的工具，《幽兰女士》中就有一把起到类似作用的手枪。在曹禺所表彰的法国佳构剧鼻祖斯克利布那里，手枪也是常用到的工具。《雷雨》中，鲁大海还枪给周萍本意是放弃了报复，结果却成为同父同母的哥哥周萍悲剧性自杀的工具，也使得社会问题终统辖在某种宿命论的悲剧色彩之下。
(10)、实际，动摇曹禺与郑秀感情根基的，它偏偏就只是第三者而已。这点，连曹禺自己都无可否认。为了曹禺更好创作，郑秀曾带着孩子住到父亲郑烈家，她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的“成全”“成全”了丈夫和第三者。
(11)、郑秀至始至终都痴爱着曹禺，这种痴，竟到了让她看不清真相的地步。她并不知道，曹禺早已不爱她，他对她或许还有情义，却终不再有爱情。
(12)、两人离婚的这一幕，让男方见证人是欧阳予倩夫妇，女方陪同者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都泪目了。
(13)、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在1954人文剧本选版基础上修订、出版了单行本《雷雨》。这一版主要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字词和标点使用有所修订。
(14)、1934=19以往研究中谈到《雷雨》的修订，论者更多地注意到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对作者的影响，看到作者顺应意识形态、为时代潮流所裹挟的被动性。不过，细考《雷雨》每一次修订的具体情况，会发现作者的主动性在修改中仍旧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显著位置。那么，应该如何判断一部拥有众多版本的作品的作者意图呢?
(15)、1966年，在曹禺与郑秀离婚十五年后，一场特殊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曹禺因此受难。为了保护曹禺和女儿，郑秀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曹禺写给自己的100多封信件全部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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