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作文精辟134条

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范文

(1)、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经典既无关根本的经国大略，也无关日常的生活琐事；既不能满足任何实际需要，也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似乎是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是用以点缀升平和附庸风雅的摆设。对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回答：庄子曾用“拙于用大”来评价惠子对于“大瓠”的态度和认识。现在看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经典无用论”的为恰当的写照。

(2)、严肃文学的内容，一般的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大事件的影射，或者人类思想新成果的反映。即使是像《西游记》那么浪漫的构思，透过其表像，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严肃的人生课题。

(3)、    由于抒情性作品，如抒情诗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所抒发的思想感情，而不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因而读者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和过程也有所不同：对于抒情诗的感受和理解应当深入到作品所建构的具体环境和情景中，设身处地地与抒情主人公一起去感受和体验，并共同经历喜怒哀乐。对于抒情性作品欣赏和理解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特征，有的学者做过具体分析，指出“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说得上是欣赏”，这说明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紧随作者的“追体验”的过程。

(4)、         我始终对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保持沉默，原因只是因为作家写这部小说被累死了。对一个付出生命代价留下的成果，无论他是一座建筑物或是一部作品，包括与否，再说三道四总觉得有点不厚道……但现在网上既然有人屡次重提这部小说，并把它与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并列，那我就说上几句。

(5)、所以兰亭序表现的这种远离昏昏噩噩，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入世思想和精神，是值得每个人推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兰亭序所表现出的文采和进步思想，一点不比其书法艺术逊色，是一篇真正书文并茂的传世精典。曲水流觞却难醉，墨书千秋熟曾忘？让我们传承好这篇千古名篇吧！

(6)、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

(7)、除了通过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文”，从文字产生之日起，“文字”之“文”就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担负起了特殊的责任。对今天的人来说，“文字”是一个词，但在早期，“文”和“字”并不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引自徐锴《说文系传》)这就是说，“文”是“字”的基础，“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通过音形关系的滋益增加出来的。就“文字”而言，根本的还是“依类象形”而产生的“文”。所以，人们把用文字作为载体的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文献典籍，也称为“文”。有了文献典籍之“文”，就有了研究文献典籍之学，即“文学”。在孔子教授弟子的科目当中，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的，就是“文学”。

(8)、聂茂：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发表过一些关于性与爱的调侃，如《赛末点》中的经典桥段，成了不婚者自我标榜的金句：“我认为任何一段恋爱的基础，不是妥协，不是成熟，也不是什么的。它实际上是基于运气，你知道，这才是关键。人们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失去控制。”他指出：“对我来说，爱是很深刻的，而性只有几英寸而已。”他甚至说：“我和我的老婆一次同时获得高潮是在法官签署离婚文件时。”这类调侃虽然戏谑或嘲讽，却也发人深思。伍迪·艾伦让故事中的女人当成是一种媒介——一个新世界的使者。这就是为什么她们总是主动出现在主人公身边，而不是由主人公去接近或爱上她们的原因。性是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刻意地去表现性，把性作为表达的重点，肯定是低俗。但如果性是人物性格和情节进展必备要素，毫无疑问就成为了小说逻辑的基本组成部分，就不是多余的补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权力和色欲经常是孪生兄弟，离开了色欲的权斗一定伴随着政治上的更大野心、假道德外衣下的肮脏灵魂，或者性无能，否则只是被人为隐藏罢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国画》是对这种人格类型和官场动力机制的还原。村上春树说，“我认为性是一种……灵魂上的承诺。美好的性可以调节你的伤口，可以激活你的想象力，是一条通往更高层次、更美好之处的通道。”如果这可以成为标准的话，你认为性描写就是为了性本身，是推动作品前进的力量，还是因为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力隐喻，通过它，可以把作品“通往更高层次、更美好之处的通道”？

(9)、社会各界理当用发展的眼光，采取适度包容的态度。读者可以阅读欣赏，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关键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非观、价值观，以正常的心态，辩证地对待，提高自身的认识和鉴别力。

(10)、    一般来说，阐释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学术性的论述，即恢复事物本来面貌，并论证其意义价值的学术研究；一是批评性的反省，如鲁迅关于古代经典的言说；一是思辨性的重构，即从哲学高度对于经典的概括。其中，学术性研究是批评性反省和思辨性重构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学术性研究在承传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每个时代都要对于经典进行学术研究，提出对于经典的独特理解和阐释，由此所形成的五彩缤纷的经典作品阐释史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条件下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有责任以阐释文学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期许。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应当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赋予文学经典阐释以现代的学术品格：

(11)、    文学经典的价值和研究文学经典的意义

(12)、文学，用口语、文字等形式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中的世界、主观中的认识的方式方法。需要注意，文学不全都属于艺术。文字被赋予其他思想，具有艺术美，才称为文学艺术，当然也属于语言艺术。诗歌、散文等体裁，是文学的表现形式。文学存在不同的形式可称为体裁，表现内心的情感，再现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的社会中的生活。属于学科门类，包括中和外国语言文学。文学：人文学科的分类之与哲学、宗教并列于社会建筑的上层。

(13)、毎次社会变革，文学都会扮演着特定角色，在演译着什么，在诉说着什么，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观点，在把它的灵魂展示，对阅读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14)、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15)、微博ID：@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http://weibo.com/u/1942660804)

(16)、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着。断魂中，愁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如凌空不着地，有情却似还无情。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17)、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兰亭序记载了当时参加修禊事的每个人所作的诗篇，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有所感慨。实际是提醒后人要只争朝夕，莫要空发感叹！

(18)、王跃文：我塑造陈廷敬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史实，大胆虚构。听上去这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康熙皇帝评价陈廷敬：“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恪慎清勤，始终一节”。这是史料记载，可看作对陈廷敬的历史定评。我在小说里以几乎完人的形象刻画这位三百多年前的先贤，依据的正是这种评价。这个形象背负着深刻的文化记忆，一种应该为万世法的优秀文化记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精华也有糟粕，包括写历史小说在内的“国故发掘”工作需要做的就是传承优秀文化。

(19)、这里面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的涵义，且教读者自加体会。 

(20)、    还有，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高度认识文学经典的艺术成就。

2、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作文

(1)、因为鲁迅很清楚，想要拯救人们，光靠身体是不行，唯改变人们的心灵，只要心灵健康了，那么人自然也就懂得了更多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应该如何去更好地生活。

(2)、王跃文：我曾用八个字反省自己的写作姿态：凌空观照，贴地写作。所谓凌空观照，指的是作家要有宏阔的视野，要有高远的意义层面的思考，要有对人间万象的精微体察；所谓贴地写作，就是从日常细节、平凡生活入手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而不是过于刻意地追求波澜壮阔或离奇曲折。我还用“大事小说”四字概括自己的创作心得，所谓“大事”，指的是文学创作必须有意义上的追求，这种意义必须大到有资格让文学去进行表达；而所谓“小说”，就是从细小处说开去，再大的“大事”都要通过细小的、具体的、精微的故事或情节展现出来。《国画》就是“凌空观照，贴地写作”的小说，也是“大事小说”的小说。这部小说写的都是八小时之外的鸡零狗碎，却是能体现真实人性的和能呈现生活本质的日常生活。你发现我在小说里的那种观照视角时仰时俯的写作姿态的变化，完全是我无意识的却又自然而然的，不显得突兀和生硬。《国画》这部小说有股若有似无的内在气韵自始至终统摄着，这股气韵或许就是作者对整个小说场域的悲悯和同情。

(3)、除此之外，社会上对“文学”的认知也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创作界一派繁华景象，除了传统的纸质出版，大量的网络作家也时时爆红；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文学已死”的叹息。为什么会如此悖反？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关注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家的责任。当下时节，当“文史哲”之“文”在“强基计划”中被规定性地指向“古文字学”时，我们更加需要重新思考“文”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4)、除了当时作为习文之学的“文学”之外，从刘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时代，“文”和“学”一直都是两个可以并列但指向不同的概念。与“学”并行而立的“文”，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重要的功能就是“载道”。因此，在遭遇齐梁时代“为文而造情”的形式主义冲击之后，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其重要的意义就是洗去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张扬并确立了“文以载道”的精神。中国文学文质并重、情辞相称的“载道”传统得到延续并一再发扬光大。晚清以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的特质被定位于通过抒情、审美或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生活之后，“文学”的发展才脱离了经国济世的“载道”之路，逐渐向着以审美、趣味、娱情为主导的狭义化方向发展。

(5)、    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外部要素虽然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内部要素则完全不同，作为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内部要素容不得任何偶然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内部要素更为根本和不可或缺。

(6)、聂茂：公务员在今天依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身份，十几年前更甚。你先后在县市省三级政府工作过，其间酸甜苦辣，你都经历了。后来到省作协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说，你脱离了行政化色彩很重的官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你的这种经历具备了创作优秀作品的全部条件，多少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尽管人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人的命运经常受到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也不知道会把你生命的种子吹往何处，可能在飞行的过程中，风突然就停止了，你被摔了下来。或者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被迫转向，但是转向之后发现竟然柳暗花明了。我觉得上天还是眷顾你的，在关上窗户的同时，又打开了另一扇门，把你引向了完全文学化的世界。你可以在这片天地里自由驰骋，倾听自己的声音，触摸自己的心跳，感受灵魂与文字交融的温润。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也难得离开公务员队伍，可能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当中去，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公务员队伍里少了王跃文远比文学界少了王跃文要平静很多，你相信命运吗？你是如何看待命运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经历对你创作的影响的？作为湖南省作家协会的掌门人，你对眼下的湖南文学有什么期待？

(7)、指辞章修养，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8)、聂茂：《大清相国》有宽广的历史文化含量，令人想起《红楼梦》的繁杂而精密。《红楼梦》中的食谱、药方、建筑、服饰都极为细致，而你书中繁复的典章制度、机构设置、官员配备、饮食起居、官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办事程序等内容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文化容，也使小说更贴近历史的本色，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比如科考前考官游街习俗的描写，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清代科举取士的风貌，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物质基础。清朝机构的办事程序也颇耐人寻味，山西乡试出现了闹府学、辱圣人的舞弊贿赂案，清廷派遣的钦差大臣须与当地巡抚共同审讯，这种办事程序为卫向书救陈廷敬于水深火热提供了情境和物质基础。人物生活在那样的情境中，历史长河滔滔而过，不可能完全复原之前的样貌，但是可以尽量地贴近历史的真实，唯有此，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才有更为坚实的依托。物质外壳和人物生活互相影响，人物的哲学真实性才是有依据的。你在写这些内容时，是否考虑到了文化含量的扩充，真正没有“炫技”的成分，只是说小说情节发展必然的需要？

(9)、    《诗经》对于人物的描写，从美学的角度看，《诗经》特别重视以下两点：一是道德精神的内在美，例如，对于普通人多描写对于友谊的珍重和对爱情的专一以及勤劳俭朴，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以凸显其心灵的美好；二是把外在的威仪和容止作为崇高道德的依托，强调二者之间的适应与和谐，所谓“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诗经·大雅·棫朴》)，说的正是内在的精神品德与外在的秀丽相表里，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真正的美。这一美学思想到《楚辞》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屈原不但创造了“内美”一词以突出道德精神内在美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且通过对于自己的描写明确肯定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一美学思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离骚》)而这一美学思想正是屈原创作所遵循的美学思想原则。

(10)、    先看《楚辞》与《诗经》之间在形式与内容关系处理方面的继承关系：

(11)、聂茂：官场其实有多个维度，有其自身的生态，但在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中，《国画》更加重视潜规则；在官员仕途升迁的诸多要素中，更注重对上级领导的迎合，这似乎已经表明了作品的态度，潜规则和察言观色才是关键性要素。毫无疑问，这是官场的一种扭曲或病态，一旦品行德操和工作业绩不再是衡量官员位置的坐标，价值导向就出了问题，行为就会扭曲。朱怀镜的心理、言行和取向都基于潜规则的支配，潜规则成为了价值导向。而且朱怀镜对细节有本能性的敏锐观察力，这使朱怀镜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他洞悉了官场的运行逻辑和背后的支配法则，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终成正果。所以很多读者都把潜规则作为阅读的关键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边界。潜规则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黑匣子，只要是无法看到的、无法解释、无法认同的，一概归入潜规则的范畴，或者说，只要是实际起作用却无法言明的内容都归入潜规则的范畴，边界混淆了，很多事情也就好解释了，读者也就心安了，作家也就解脱了。我的这种分析有道理吗？你如何看待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所谓的潜规则对朱怀镜等人的影响？

(12)、    经典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就人文学科的领域看：既有哲学经典、宗教经典，也有历史经典、文学经典。这些不同类别的经典各有其不同的内容、性质和特点，本文只就文学经典言说，这样做除便于结合我的研究对象，以避免空论之外，还与文学经典比其他经典的性质更为复杂和特殊有直接关系。

(13)、聂茂：有评论说，你的小说《大清相国》，可以“用一个人物形象，来解释等、稳、忍、狠、隐这五字官经的。”在《大清相国》里，相国陈廷敬如履薄冰数十年，在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官场中，慢慢悟透官场秘诀。你用欣赏的视角审视陈廷敬，甚至把他塑造成一个近乎的人，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官场已经成为人性的坟墓，所以读者的感觉无非是揭黑幕、透秘诀，唯独人性在沦落。你怎么理解这种评论？

(14)、现当代的文学史历程，是中国文人主动接受西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被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传统价值观的“文以载道”受到批评。由此，在传统观念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载道”之文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按照西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划分的文学框架成为主流。这样的趋势与状态有可能使中国文学失去“有价值的那部分”。这“有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历代文人所执守的“匹夫之责”，就是始终关心现实生活、民生疾苦的道义与良知；它大的特点是“精诚由中”(王充《论衡·超奇》)，因而也是“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毛诗序》)的力量之源。缺失了这“有价值的那部分”，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认同“文学已死”的感叹。

(15)、王跃文：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恶与病态，写人类心灵的痛苦、灵魂的挣扎，可以说写到了，鲁迅先生称他为“残酷的天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深沉的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的恰恰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类不论在怎样悲惨情境下对灵魂救赎的努力和渴望，是他们朝向真理的艰难跋涉，决不是他对杀人过程自然主义的描写。从《白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犯，写妓女，写贫穷、疾病、淫欲，但他所有的作品无不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人类处境的审视和反省，对人类灵魂获得救赎道路的叩问与追寻。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些作家宣称自己无意也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价值判断，甚至认为文学作价值判断是老土，是过时，真正的文学不屑于判断。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他在作品中隐藏着的价值观，无论他隐藏得多么深，多么巧妙。作家也必须对自己作品中的价值判断负责。孔子听《韶》乐，称其“尽美矣，又尽善矣”，又听《武》乐，却说“尽美矣，未尽善矣”，这就是他的价值判断。《韶》乐歌颂的大舜以文德治天下，符合孔子的道德理想，而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孔子觉得美则美矣，却不值得推崇。

(16)、人们读网络小说，一般的目的是为了消遣、看热闹、打发时间。而人们阅读严肃文学，一般的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取思想，获取美感，为生活增添丰富多彩的思想之花。

(17)、    近代两部巨大的史诗，《神曲》和《浮士德》，又是欧洲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缩影。一个指出中世纪的人生观，一个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生观。两者都表现两个高尚的心灵在各自的时代中所达到的高的真理……许多的作品都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种族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作品除了时代和种族以外，还表现几乎为人类各个集团所共有的感情与典型。

(18)、    文学经典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开创性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例如，我国诗歌在作品的构成模式、艺术形式的根本特点、物象摄取意向以及作品的基本格调等重要艺术特质，一无例外都发端于先秦诗歌。

(19)、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20)、地铁12号线“宁国路站”可到；公交25路、8路、538路、842路、155路等可到。

3、儿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王跃文：你这是道学家的担心。我认为，作家不是神，写出的作品不可能像你们预设好的模型一样，有着圆润的边角处理效果，而且各部分之间的功能边界清楚，分厘可见。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处于高峰体验状态，人物有时会跳出来自己说话，或者站起来和我辩论，脱离了作家的控制。《爱历元年》中的性事描写其实并不多，都是故事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这部小说出版快两年了，我没有收到同性事有关的批评。网络是控制不住的信息渠道，我真没有在网友评论里看到这方面的吐槽。

(2)、从精神气质上讲，我承认自己是个怀疑主义者，我对生活的根本态度是质疑的。同时，生活本身也教育了我，与其相信，不如怀疑。听过太多的谎言，我不会太轻信。我通过小说思考生活，重在观察和思考的过程。生活的希望总是有的，但在我小说的内在环境里我看到更多的是失望。这份失望不是我凭空虚构的，而是生活本身给的。如果说我小说表现了生活某些方面的阴暗，它也是真实生活的冰山一角。

(3)、我从小喜欢传统文化，包括外国的优秀经典文化，对严肃文学情有独钟，后来有了网络小说以后，我也试着看过一些，但终究吸引不住我的眼球，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浮浅的，虚华的，不实在的，看了以后，收获也不大，好像觉得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所以终究没有好感，没有坚持下去。

(4)、    再看八代三朝文学对推动我国文学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5)、体现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里的必要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文学价值决定于文学作品的质量，包括审美、思想、核心价值理念等，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即对人们有积极意义的价值。

(6)、聂茂：我发现你的作品中许多细节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种象征性意义不是你赋予作品的寓言性价值，而是洞察力和人物阶序的分水岭。官场中人是升是降，能走多远，处于哪个段位，就看你对细节的把握程度。“朱怀镜平日很注意观察一些领导同志的细微之处，觉得蛮有意思。”作品一开始就用细节把读者带到这种象征性的局势中。朱怀镜与画家朋友李明溪约好看球，一见面就是习惯性地握手，被自命方外之人的李明溪一顿臭骂，指其官气十足，俗不可耐。握手的力度和时间都很讲究，它表明了你的身份、地位、层级，权力、关系，里边的内容气象万千，一个普通的礼节性动作都寓含深意，读者的视野期待立刻对作品行注目礼。张天奇是朱怀镜原来所属乌县的县委书记，精心研究上级官员的喜好和需要，甚至具体到他们的穿衣穿鞋码数，以此接近领导，活脱脱一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啊，这些伎俩即使放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点“违和感”，说明中国“官位”“权位”“站位”的思想根深蒂固，政治文明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你的作品展示了转变历程中的时代画卷。

(7)、        《平凡的世界》比《废都》正面、励志的多，而且寄托了部分人士，尤其70后打拼者们的理想和情结，这是事实。但若比之于《白鹿原》，差距还是很大的，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本质，必须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虚构也必须建筑在生活逻辑可能有的基础之上!

(8)、《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把不同颜色的物体杂错地放在一起，会形成色彩交错的美丽花纹，这就叫“文”。再到后来，“文”的概念逐渐虚化，大凡具有和谐美好品质的人事行为，都能被冠上个“文”字。因此，《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单襄公评价晋周的一段话：“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这位晋周就是在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有作为的晋悼公。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包含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诸多美好的德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在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中的整体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代的帝王在去世之后盖棺定论、确定谥号时，高的评价就是“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逸周书·谥法解》)可以说，这几种情况，涵括了作为君主应该具备的所有的美好品质。由此而言，“文”可以被视为接受过文明熏染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标准。

(9)、苏联解体，世界震惊，人们在回放这一历史镜头时，发现了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

(10)、东晋是名士风流的时代，他们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们思想消极，行动无为，就像浮萍之于海水，随波荡漾，飘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死了就死了，无所谓，因为他们崇尚庄子的“齐彭殇”，认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对此，作者做了委婉的批评。

(11)、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

(12)、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再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做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文章的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之后，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从而让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作文必须为后代负责的那种精神。所以兰亭序在当时庄子思想盛行情况下，提出生死不能等同的思想是极其大胆而进步的。概括来说，兰亭序的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3)、那么，政治与什么有关？政治不是应该与人有关吗？应该与社会有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学不是人创作吗？作品不是投放社会吗？？

(14)、    其次，阐释文学经典要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

(15)、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16)、人之所以成“人”，就在于“人文荟萃”。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17)、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

(18)、回过头来再看杜工部，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高的境界。

(19)、这种观念对东汉以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是曹魏文学集团的奠基者，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把文章推崇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经过曹氏父子的大力推崇，“文”的价值被进一步确认，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以展示文才为主要目的的诗文创作由此进入一个繁荣的阶段。于是，到南朝刘宋时期，就出现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的“文学”，专门来教人学习如何作文。这个“文学”之名，实际上既有别于此前作为“学问”“儒学”代称的“文学”，也和当时及后世通行的“文学”观念不同。

(20)、在我看来，文学表达到好的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让读者们不由得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而这一个情，在诗中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比如，唐诗中为人传诵的句子：

4、先秦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聂茂：《国画》本身就是个隐喻，其中且坐亭更是一个城市的隐喻。去的人不是梦见被蛇咬，就是噩梦不断。只有极少有阳气的人，能够压着且坐亭的邪气。这样的人当然就会大福大贵。朱怀镜去了。只有他没有做梦。玉琴做梦，曾俚做梦，李明溪做梦，都是蛇。朱怀镜没有什么朋友，仅有的朋友只有李明溪，可这个人疯掉失踪了。装裱者卜老先生死了。曾俚远走他乡。玉琴进了班房。妻子香妹要与他离婚。到头来，朱怀镜除了得到一顶沉重的乌纱帽，他究竟得到了什么？亲情不在，爱情不再，友情稀缺。这样的人生，难道会是幸福的人生吗？权力是社会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谓红黑，无谓褒贬，它是一个中性的存在。除了权力，朱怀镜后一无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爱情、亲情、友情似乎水火不容，是这样吗？

(2)、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包裹着“一只发不出声的蝉子”和一个“闷头干活”的“哑巴”，这份“噤若寒蝉”的屈辱使得“我”要把灰色的工衣“藏到深处/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担心从记忆的深处/又把它们揪出来/再一次受到磨难/和伤害”。这首诗一方面表现了工衣所代表的工业劳动对打工者造成的耻辱感，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工人发不出声音的社会困境。借用打工女诗人寂之水在长诗《审判》中的一句话“熟练地掀开记忆”，工人文学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把隐藏的、被压抑的、不可见的工人经验和记忆掀开。

(3)、生死不能等同，生有各种生法，死亦有各种死法，珍惜生命，珍惜当前，只有生的伟大，才能死的光荣。

(4)、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5)、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动物，首先是学会了思考，为了便于生活记录慢慢制造并演化出了文字，而文字对于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精神传统是一种代际相传的特定的形式，一经确立便成为一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范围着人们的思想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兴趣，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关怀(灵魂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上古神话、《诗经》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所高扬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7)、《家》的问世，其文学价值，以其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的描写，《家》还是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强烈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小说表现出的反抗强权，维护个性，对国家极为关注，对人民关心与鼓舞，意义深远。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8)、聂茂：在中国，文史不分家，历史和文学有时就是孪生兄弟，但是历史小说的写作有其自身的限度和难度。关于历史和文学如何平衡的问题，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包括‘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两部分，前者属于文献知识，后者属于意义知识。只有将文献知识上升为意义知识，历史小说才能在史实还原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重释历史的价值判断的意义指向。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本质规定之所在，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根本要旨和难点。”这种上升需要合理适度的想象和叙事安排。《大清相国》与《曾国藩》《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历史小说不同的一点是，“它有意避开康熙王朝的大事记，如铲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而是选取鲜为人知的小事串联全篇，对陈廷敬力挫贪官污吏、管理户部钱法、因亲戚贪赃受牵连等史实予以浓墨重彩地叙述，详尽地讲述了他为官一生的三起三落。”这些事件有的来自史料，有的纯粹出于你的想象。是想象把历史小说的艺术张力发挥到了，使其成为个性化、文学化的历史产物。所以你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地再现了陈廷敬这一形象。但是从本质上说，历史小说的想象力不是为了虚构，而是为了表现真实。艺术的真实有时更加贴近事实本身。你尽量让自己在作品中消失，让人物贴着性格走，性格贴着历史走。在翻阅大量历史文献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一个被忽视和误读的陈廷敬，所以才要矫正和重现。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对于陈廷敬这个人物形象，你更倾向于重塑，还是还原？

(9)、而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虽然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他们的显著标志是热爱生活，善于思考，文化水平比较高，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

(10)、    诗体的创新和多样化反映着对于形式审美追求的深化，诗歌类型的增加说明诗歌反映生活范围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和走向，而这一切都是文学艺术深入发展的集中表现。

(11)、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

(12)、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总有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其胚胎的孕育则从一个民族跨入文明历史门槛的那一天起就已开始。从此以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总会在文学经典中留下自己脚步的痕迹，文学经典因而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直接载体。就我国来说，具有民族文化元典性质的上古神话和《诗经》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13)、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

(14)、    首先，对于文学经典的阐释，既要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要具有时代思想的高度，力争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

(15)、    通过感性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集中表现。文学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复杂感情以及现实生活、内心世界等等，一句话文学作品的全部丰富内容和思想，都只能是通过这种富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特殊方式才得以实现。因此，阅读和把握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握科学，不能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应当以对于具体形象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这说明这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因此，把握文学作品首先要深入到作品所再现的生活情境和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下同)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品。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感受和体验过程中不但要排除抽象的概念和教条，而且要超越个人的爱好、意向和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批评家……应当丢开自己的气质，倾向，d派，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艺术感觉的敏感性和纯度，并深刻、真切感受和体验作者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特别是人物和抒情主人公内在精神的丰富性，进而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16)、为免向隅，敬请所有预约听众于活动正式开始前15分钟到活动现场签到入座。

(17)、大家其实体会得到，有些这样“阴暗”的优秀作品，确实是作者结合实际，深刻认识，揭示问题，勇于纠偏，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

(18)、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同全是无病呻吟的。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若专讲毛病，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四五千年到今天？

(19)、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有趣味的。

(20)、王跃文：我要感谢你把小说读得这么仔细，提出了这么多可以“打官司”的问题。但是，我得辩白，我写下每个字都是负责任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一讨论有些麻烦，说两点吧。第一点，你说孙离处理光头事件有些掉书袋。我不同意。光头事件发生后，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孙离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材料说服学生。如果说到掉书袋的话，孙离必须掉书袋才能镇住学生，而且只有掉书袋才符合自视甚高的孙离的性格。当他发现喜子站在窗外的时候，他掉书袋的激情更是澎湃。第为什么喜子突然让孙离救江陀子？并不突然啊！喜子对孙离的某种怀疑多年都是将信将疑，并不是真正地怀疑，不然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持续。喜子看到派出所的人那么不讲法律草菅人命，又看到江陀子这个苦孩子那么懂事，联想到自己出走的孩子，出于义愤而又动了母爱之心实是自然而然的事。

5、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王跃文：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创作习惯。我不喜欢把小说的故事、细节、人物活动等都想好了再去写。我会让故事自然发展，让人物在故事里自由行走。他们都是活的，不是作家任意操控的玩偶。我也不会去想象某个人物的典型意义、象征意义或代言者形象等。我还是那句老话，把平实甚至平淡的故事讲得读者愿意看，把随处可见的身边人物塑造得可信。

(2)、         《平凡的世界》的大败笔，就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者与省委书记女儿恋爱的描写!面对一个官本位的现实社会，这种构思、描写，尤其特意渲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荒唐无稽的。中国过去的社会生活中不会有这种侥幸，后来的现实里更不存在这种可能!只是一种空想，或曰自作多情，甚至是作者一种一厢情愿“聊斋”式的意淫。

(3)、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

(4)、http://site.douban.com/155728/

(5)、聂茂：《大清相国》中陈廷敬为官为民的思想几乎贯穿全书，他是除了卫向书外百姓认可的好官。他的历史观鲜明：对傅山反清复明的想法并不认同；傅山本意劝他参加反清复明运动，他反劝傅山放弃；山东百姓自愿捐粮案，他却力排众议，大胆上奏，质疑山东百姓自愿捐粮的真实性，并且自愿担当调查处理的重任。途中几经波折，终查出实情，减轻了百姓负担，也遭到同僚的陷害排挤。一心为民，勇于直谏，这与其说是他年少时轻狂气盛的延续，不如说是人性之光的闪耀。

(6)、想到中国的将来，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好莫过于文学。

(7)、把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刻意片面定位为是所谓“批判”和“揭露”，这本身就是一种故意的扭曲和别有用心！宣扬这样的观点，其真正动机和目的就值得怀疑！

(8)、    总而言之，先秦八代三朝文学的艺术精神和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原创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美学尊严”，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为人类的文学艺术园地增添了灿烂辉煌。

(9)、聂茂：《国画》出版引发的洛阳纸贵以及随后的遭禁所产生的神秘力量，在当时算得上一个文化事件。我的一位刘姓弟子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读《国画》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那本书是借的，已经在同学间借来借去，书都翻烂了。考虑到大家急切地想看，每个同学都不好意思看得时间太长，也就一天多时间，就赶快换到下一个同学手中。刘姓弟子感觉实在不过瘾，就想自己买一本，但是当他跑到书店，发现已经买不到了。记得当时是二○○○年，作为一个书虫，看到喜欢的书没得到，始终觉得是一个遗憾。他不死心便又去了孔夫子旧书网，赶快去找，好歹淘到一本，但没有出版社的原版，只有白纸打印的，用硬纸包裹，作为封皮，左侧用线手工穿起来，十分粗糙。书页也很大，他来不及多想，就买了一本。这是他的第一次网购，花了五十多块钱，当时读的是河南师大中文系，每个月的生活补贴也就是八十来块钱。可见我的这个弟子是真心喜欢这部书的。后来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本书出版的一些遭遇，想来真是颇有“中国特色”。说是考虑到该书的“敏感”和“尖锐”，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国画》的销售策略是悄悄投放市场，按编辑们自己的话说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国画》上市两个月就五次加印，总印数很快突破了十万册。遭禁十余年来《国画》一直未能再版，但二○一○年《国画》重出江湖，并且来了个“双响炮”：先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一○年四月推出了《国画》修订版及王跃文其他作品；同年九月份，华文出版社又推出了《国画》及《梅次故事》的精装本。华文社《国画》的再版本，是新增了两万字的内容，还附录了你的一份感言，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吗？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命运遭际，这些波折在你创作之初会有某些预感吗？

(10)、王跃文：记得当年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我惊出一身冷汗。这部小说，只要把其中的人名替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地名替换成中国地名，完全就是描写中国文革的小说。可见，相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不管这个国家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社会呈现出的状况都大同小异。我出版《国画》十几年之后，为了创作同清代有关的小说，阅读了大量史料和杂书，发现中国古今官场共通之处太多了。比如，清代官场流行给上司送朝靴，必须送名店名师制作的朝靴。这同现在送礼要送名牌皮鞋是一回事。陈廷敬在奏折里建议朝廷应要求“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而后能加意于民”，这从反面说明当时官场风气就是下级把心事放在对上级的巴结逢迎上，并不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当前官场的某些不正常情况，原来自古便是如此。中外古今的对比，说明某些腐朽的、不良的文化影响之下，社会病症不会因时代或地域的不同而能幸免。

(11)、王跃文：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说过我会怕，会有畏惧。但是在艺术面前，我面对真实的生活，会诚实地说出真相。我在小说里面，更不会粉饰现实。《苍黄》里面有个人物，受到有些读者朋友的质疑。他就是里面的差配干部刘星明，也就是外号说的刘差配。这个人在人大会宣布选票时突然疯了，并没有当选而以为自己当选了副县长。人会不会就这么发疯，得请精神病大夫去解释。我在生活中见到过一个人，同刘差配一样的身份，他没有受到任何刺激，有天清早醒来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县领导了。这个人一天到晚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碰到干部就吩咐几句工作。都是县里的熟人，谁也不好点破。这是真人真事。我在小说里处理这个形象，写他从精神病医院出院，对同时关在里面的上访者舒泽光和刘大亮的事守口如瓶。他回家不久再度发疯，就开始上访，扬言要披露精神病医院的真相。我虚构这个故事是有事实依据的，媒体报道过某地送上访者去精神病医院的事，逼迫上访者书面再不上访，才放他们出来。头脑清醒的人说假话，头脑不清醒的人说真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或者可以反过来讲，说假话的人被看作头脑清醒，说真话的人被看作脑子有毛病。如此说来，刘差配这个人物，并非艺术夸张。

(12)、网络小说自是近20年左右，有了网络以后才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题材，他产生的迟，注定他会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经受各种考验，其能否长久存在，还有待于观察，也就是生命力长久或短暂的问题。

(13)、    《楚辞》的开创性也十分突出：虽有以《诗经》为代表且影响广泛的四言诗在前，但《楚辞》并没有因袭这种诗体，而是独创骚体，另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楚辞》以其不同于北方诗歌的一系列优长和特点在我国诗歌史上创立了蔚为大观的骚体诗，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叙述和抒情方式。除此之外，《楚辞》在诗歌艺术上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不但创造了完整的艺术象征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推向：《楚辞》中大量的象征性物象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艺术象征体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突出表现在《离骚》中抒写对儒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二大段(即“上征求女”部分)和对道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三大段(即“远逝自疏”部分)中。从此以后，艺术象征方法完全走向成熟，并极大地提高了诗歌艺术表现力。

(14)、文学和文化生产者，与工人，农民在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还有哪些不同？

(15)、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文”究竟指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呢？

(16)、王跃文：这问题我应该问你啊，分析问题是你们的长项。我只是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为读者提供精神产品，至于说评奖单位给不给发奖，是作品达不到标准？还是主题契合度不够？原因很多，无需我置喙。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文豪，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的伟大吗？韩少功、残雪等一大批湘籍作家也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贡献吗？一个作品的影响力跟获奖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的创作实绩跟获奖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毕竟，获奖是小概率事件，不获奖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命运。我敢说，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都不是奔着获奖去的。

(17)、聂茂：我在阅读《国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充溢其中的形而上气息：人物在抉择的痛苦中挣扎。朱怀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主义的人物定格，他一方面伪造四毛的伤病，敲诈龙兴酒店；一方面自我反省、良心谴责，感慨“这世界找不到一个哭泣的地方”。存在主义本身难道就是一个错误？面对火车站民众糟糕的生存状况，他愤慨忧虑、痛心疾首，但在进入官场之后又斗志昂扬、无所不用，这既是人性的驳杂，又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本能性反应，不如此，他就不是朱怀镜，《国画》就失去了思想深度、人性锐度和哲学维度，从而失去了读者的黏度。当然我的这种解读可能不是你写作的出发点，也不会出现在你的写作笔记或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但是它的确存在。尽管《国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哲学意蕴，但你更多的时候不是使用全知叙述而是使用限知叙述，你把作者权限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不是盲目地成为人物活动的主宰。否则，朱怀镜就是王跃文，或者说由王跃文孕育出来的、带着王跃文基因的衍生物，但它不是，所以你很少在作品中加入议论。我感觉朱怀镜与其说是你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艺术的真实存在，在特定情境和背景下，你把它呈现了出来。你在创作《国画》的过程中，有一种前置的哲学观在支配吗？或者作品只是借助所谓“官场”这个平台来阐释你的哲学观？

(18)、对于这种异地打工的感觉，我想到皮村文学小组成员郭福来写的一首诗《写给孩子》，其中有一句话是“孩子，别离我太近/咱们都像一颗颗/孤独的树/生活在别人的森林/我的枝叶会阻挡/你吸收阳光，甘霖”。确实，对于打工者来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不只是陌生人的海洋，还是一座“别人的森林”，不属于自己，也无法找到主体感。相比冷漠的森林，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则像温暖的港湾。在教学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皮村工友之家对于工友们的重要意义。很多工友来到皮村工作或住在皮村附近，主要原因是这里有工友之家。在工友之家可以借书、看戏剧、看电影，可以买到便宜的日常用品，可以参加戏剧小组、文学小组，还可以和其他工友聊天。也就是说，工友之家像一个公共文艺服务站，与工厂的压抑和家庭的私密空间不同，在这里，工友们可以找到一种“主人”的主体感觉。比如在工友王春玉的作品中把皮村比喻为“圣地”，因为这里有聚集着一群“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的需求/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公益时代》)。

(19)、聂茂：《大清相国》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但仍然聚焦官场，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官场。你说“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中国官场上一些基本的规律性东西是千古一律，所以我在写古代的时候，联系到当下觉得其实差不多。”所以《大清相国》在维持历史感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当代意识。这个似乎很难，有些作家的历史小说成了文献的堆积；而有的历史小说则变成了荒唐的穿越剧。你是怎样平衡历史感和当代性的？

(20)、    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余英时指出：“人的尊严的观念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两千多年来不但很巩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可见，以人文精神来定义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精神内涵和高价值标准，不但完全符合作品内容实际和文化历史背景，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文化价值系统发展的实际。

(1)、聂茂：一个作家的艺术立场或叙述姿态很重要。萧红就看重自己的叙述姿态。她曾经将鲁迅和自己的叙述姿态做过一个对比，她说鲁迅是“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而她自己则是“我的人物比我高”。现在想来，鲁迅就像作品中的上帝，悲悯地看着人物的喜与悲、苦与乐、生与死。他们的命运都是命定的，祥林嫂一出场就是悲剧，彻头彻尾的底层人物，被封建礼教抽空了生命的润色，抽干了精神世界仅有的水分，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走向无底的深渊。鲁迅就是让她一悲到底，就是要撕掉她所有的人格外衣，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你感到触目惊心和十分难堪。这样，读者的关注点其实不是祥林嫂本身，而是封建礼教的冷漠和愚昧人性的残忍，所以祥林嫂仅仅是一个符号，读者也就很难对作品产生代入感。萧红不同，她按照“我的人物比我高”的理念用儿童的视角书写乡民的惰性生存。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既不悲悯，也不批判，仅仅是以平视、甚至是仰视的眼光看待作品中的人物。她不觉得人物可怜，她站在人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以他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去思考，这样，人物一下子就有了温度和亮色，无论是愚昧和惰性、善良和忠厚，所以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代入感，与人物产生共鸣。我发现，你有时也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国画》大段的几乎内心独白般的叙述中，你多次用玉琴这个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她怕吵醒朱怀镜，轻轻去洗漱间洗脸刷牙，然后来客厅打扫卫生。可当她猛一抬头，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原来，昨天玉琴买的那个漂亮的花篮完全枯萎了，好些花朵已经凋谢。”紧跟着便是用玉琴的视角进行叙述：“我平日买的花篮，伺候得好，能放半个来月。这回只一个晚上就这样了。我想这只怕不是个好兆头。”一方面，玉琴和朱怀镜有着超越平常的情人关系，她在感受情人的甜蜜；另一方面，她又在冥冥之中感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给自己暗示。这是心理脆弱的表现，也是一种触景生情的自哀。玉琴有善良的一面，否则她会把一切当成天经地义，而非惊弓之鸟。女人的敏感、善良、多情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的叙述很震撼，更加贴近人性的真实。但是，有的时候，你似乎也得意于以俯视的眼光看待人物。比方，张天奇和皮市长的圆滑、虚伪，更像是小丑的众生相。我想知道，你的这种视角转换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完成？如果是有意为之，你是按照怎样的逻辑调整自己的视角和姿态呢？

(2)、海上博雅讲坛(shanghaitushu)

(3)、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并且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因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已使中国的文化结构支离破碎，人伦关系受到毁坏，但中国式的现代秩序一直未能建立；社会行为失范造成的无序，已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而激进的道德谴责，也就可能被社会各种因素利用，造成违反批判者初衷的社会效应”。对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具有切身的体会：我们不但亲历了以彻底砸烂文化传统而“求变”“求新”的“十年动乱”，并且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传统，新文化的建设只有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这说明，在文化重建中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不是消极的延续传统，而是发展传统，具有创新的意义。

(4)、《家》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描写的是“五四”之后，成都地区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故事。

(5)、    丹纳指出了文学经典作品的两个主要的思想特征：一个是高尚的心灵达到了其时代的高真理，一个是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与典型。前者是说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真理，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后者是说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即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高的真理”和“先进的思想”之所以“高”和“先进”，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以及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说明，丹纳关于文学经典思想特征的论述，正是把人性的诉求和光辉作为高的价值取向，中外无数的文学经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6)、一个时代有几个好的作家，有几部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7)、兰亭序被奉为书法艺术精品，我们往往对其从线条、墨色、节奏、韵律等方面表达出来的生命感和艺术美赞叹不已。但当你读到“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优美词句，想象着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山下，享受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带来的清新空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一帮好友，围坐在河流水边饮酒作诗，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吟诗作赋或取杯饮酒是不是被这样快活的场景所打动？是不是被这“曲水流觞”的小资生活情调所感动？这种让人陶醉和感动的场景式的语言描述所带来的效果，正是兰亭序的文学价值所在。

(8)、    再说山水诗创作。南朝诗人在山水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但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示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美，而且解决了山水诗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出很多符合美学规律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抒写模式、方法和原则：如多种多样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视点移动模式和自然景观的安排方法；利用远近、明暗、高低、疏密等诸多对立因素，形成空间、自然物象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巧妙体现大自然的内在律动；注意自然山水面貌的时间性特征；不但精心刻画自然山水的外在美，更着力于把握其内在意蕴和神韵，达到形与神的统一等等，从而为我国山水诗高扬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山水诗创作的繁荣和唐代我国山水诗创作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9)、    对于文学经典来说，除了道德精神理想的崇高之外，表现这一道德精神理想的力度和广度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描写和揭示的现实生活是否宽广和准确，内心世界是否隐微和深刻以及感情是否充实和厚重，只有足够宽广、准确，隐微、深刻、真实和厚重，才能以其潜在的多重不同内涵形成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真正使作品蕴大含深。

(10)、王跃文：我赞同你用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概括朱怀镜，但这只说明他有多面，并不是划定了圆心和弧面的封闭曲线。我的写作是自由的、率真的，没有所谓的抽象理念和中心，学者怎么阐释，读者怎么理解，我就管不了。纵使这样，我也只是抓住了生活之树下的几片落叶，可能与人性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哲学的真实都相去甚远。在此过程中，如果我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暂时溢出了部分读者可以承受的边界，我认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抹平，将有更多人认同王跃文，也识其短见和肤浅，更加客观地评价我的局限性。

(11)、所以，中国人学文学，其实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12)、2017年5月28日14:00-16:00

(13)、聂茂：阅读你的作品，有时感觉就像你搬了一块生活，放到了作品中，真实感很强。当然怎么搬，搬什么，裁剪的形状和背后的价值观才决定了作家的高度。问题是你有勇气说出真相，我以为这种作品其实是有生命力的。任何文学作品的背景和内容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成为过去式，但作品的真实性和真挚感却会永远打动读者。这也是路遥至今仍然拥有大批读者的基本原因。不同的是，你写的是当下的官场，表现真实，说出真相，不但需要艺术眼光，还需要勇气，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过畏惧？

(14)、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想特征，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结合欧洲的两部文学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做了这样的论述：

(15)、兰亭序是序言文体的楷模。文章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世不长，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而由平静到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在结构和章法上以情感为线索，叙中有情，以情说理。第一段在清丽的境界中，着重写一“乐”字，由乐而转入沉思，引出第二段的“痛”字，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不觉感到无限的悲哀，后以一“悲”字作结，情感色彩迥乎不同，前后过渡却妥帖自然。提供了序言文体的楷模。

(16)、讨论工人文学往往涉及到是工人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工人的问题。在讨论女性诗歌时也会追问这个问题，究竟是女人写的，还是写女人的，讨论农民诗歌也是如此，为什么一说到工人、女人、农民等特殊身份就涉及到代言的问题，好像有一些身份是不言自明的，无需代言的，“我”能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像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则只能被代言，他们无法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当然与工人、农民处在社会底层的位置有关，他们需要争夺更多的话语空间。不过，在讨论工人、农民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前，应该追问为何在30年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人数多的工人、农民会变成社会底层、会再次成为社会苦难的象征。就像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70年代末农村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故事，那个时候，农民、工人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改革的主体，终路遥让孙少平进城当煤矿工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劳动者。如果现在拍农民和工人的故事，肯定就是底层和苦难。正如女诗人寂之水的长诗《审判》开头就把打工者描述为一个“携着叮当作响的刑具”的受刑人。

(17)、聂茂：《大清相国》的语言文白相间，雅俗共赏。文白语言的选择完全根据行文的需要。只要是翻译成白话就会失真、失实的内容，基本沿用了传统的说法。人物对话也多遵循古人说话方式，注重场合，讲究辈分等礼仪对人物身份的影响。叙述语言则是较为浅显的书面语，多以四字为句，通俗和文雅巧妙转换，读来轻松又有意味。按我的理解，这也是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吗？

(18)、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19)、记得几年前我在孩子的书架上发现了厚厚的一本书，一看原来是网络小说《诛仙记》。我有点想不通：花这么多的资源，印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值吗？花这么多的钱，买一本网络小说，值吗？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完这本小说，值吗？不过这些问题也是我自问自答，后的答案是：可能我的年龄大了。

(20)、    正因为如此，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民族经典的圣殿，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决定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只能凭任历史的选择。而历史似乎更钟爱传统，即总是选择那些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也就是能体现深藏于民族心灵深处的理想精神的文学作品。换言之，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以民族文化精神为灵魂。

(1)、然而，在“文”“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史已经反复展示过什么叫“生生不已”。当汉赋创作陷入“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困境时，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汉赋观，打开了汉赋多元化发展之路。当六朝“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写作让声色渲染变成“亡国之音”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洗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宋代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统自任”，都是树立在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2)、社会本身是很复杂的综合体，形形色色的事情都存在。作者在生活中能感受好的一面，也会感受到不好的一面，因此有些文学作品“阴暗”，不足为奇。

(3)、王跃文：我在这部小说里比较注意通过行文传递历史感，但这种语体风格的选择不是刻意的。我也许有种天生的语言意识，我写历史、写现实、写乡村、写都市，语体风格都是不同的，写作起来完全是自然流露。

(4)、        这世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或许有王子偶尔看上灰姑娘的一时冲动，没有公主青睐屌丝的持久依据；今日把写书的路遥等同于小说里看了几本书的孙少平，更加不伦不类。其思路，恕我直言，包括路遥的艳遇，仍然是“小生落难挨打终中了状元……”又被招为驸马的陈腐套路!只不过作者入迷之后，总还算保持着一份清醒，知道这种杂耍是玩不下去的，只能让“公主”死掉……或如人言“公主”转回“京师”，留下穷小子咏叹一下瞎胡想、空惆怅的情绪罢了!

(5)、聂茂：我曾在我的学生当中做过调查问卷，读过你作品的同学大多都有重读的经历。你的作品传奇性不强，多是耐人寻味的细节，却很少离奇古怪和异人异事，经得起再三阅读。情节推进就是靠人物性格和内在逻辑，就是常态的人物和常态的情节，而不是一惊一乍地故弄玄虚。小说的英文单词是novel，它的另一个意思是新颖，这也是很多人对小说的理解，但你却大多表现常态，你怎么理解小说的常态化书写？

(6)、当“文学”在狭义化的理解中越来越脱离现实需要，当“文学已死”被许多人挂在嘴上时，“文学”往何处去，也是每一位严肃认真的写作者努力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格非的宣言具有代表性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格非“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

(7)、    由于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的不同，例如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审美特征，因而对于它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有所不同：

(8)、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坚持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富于反思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要求不仅要善于反思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而且善于广泛吸纳和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精华，博采众善，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高度。

(9)、    对于当今的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如果没有古今学者的介入，很多古代的文学经典不过是沉睡、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根本不可能被唤醒，因而也不可能走进读者的视野，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就是说，文学经典虽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要把潜在性的存在变成现实性的存在就需要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10)、有人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文学艺术对于体会人生，算不算得上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11)、    关于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作品得到说明。

(12)、兰亭序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本文脉络清晰，顺理成章，逻辑性强，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这篇散文叙事写景和说明，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虚妄空谈，所表述的是确定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兰亭集序这种由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

(13)、王摩诘的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14)、很多年前，王跃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官场中人，很多年后，王跃文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小说作家，而现在，他是一个合情合理、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官员或官员作家。不论现实如何残酷或者跌宕，王跃文始终没有低头，始终微笑从容，迎迓而上，激流勇进，坚持自我的精神体验，让灵魂与自然、社会和人的内心进行对话，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他过往的经历有多匪夷所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故事与卡夫卡、加缪等人笔下的文学场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也成全了王跃文作为优秀作家的沧海桑田。在他那里，小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远远高于现实生活的文学定律一而再地得到验证。从真实出发，他以明察秋毫的敏锐眼光、热切并敢于直逼残酷生活的表达路径呈现了政治文明背后的社会痼疾，同时他用质朴而略带伤感的文字直击了中国官场生态的种种怪相，并借助官场这个平台，以古典的火焰点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他毫不掩饰其卓越的才华、丰盈的想象与高超的艺术，他将自己的才华、想象、智慧与对生命的感悟尽可能融入到作品中。他的笔触老到锋利，叙事浑厚润圆，坚守政治化的诗性叙事，直面荒诞而真实的官场，塑造了一大批形态各异、心事重重或悲或喜的官场中人，无论是横空出世的《国画》还是先抑后扬的《大清相国》，其着眼点都是官场幽暗中的火花与人性深处的痛感，他将明末清初以来的官场小说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彰显了正义的力量，承载了对历史的叩问、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关怀，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反思，特别是那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勇气使他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他剥离了文学教科书上对官场小说认知的局限性和俯视态度，自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拷问者与质疑人，成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家。“官本位”作为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之核、人性之阀，“官场”作为中国生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避无可避又无处不在的中心场域，他大可自欺欺人或像其他人一样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但是他很清楚，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中国官场就是好的切入口。但他不仅书写官场，他也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乡村苦难、温馨与记忆的作品，比如《桂爷》或像《边城》一样令人向往的《漫水》，唯美、动人而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既是关乎历史、又是介入生活的醒世寓言。他作品中一再张扬的道德价值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以及对宏伟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大大提升了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的能见度。他一如既往地对文学的专注，旺盛的精力伴随着高产的作品，以及一往无前的个性，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一类的文学大师，而这样的断言终将由时间来作出公正地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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