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名字怎么读【文案80句】

谭嗣同的名字怎么读

1、

(1)、(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2)、谭嗣同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他的父亲谭继洵可不简单，他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清朝时地方官制的高两级是这样的，总督为高之衔，辖一省或数省之军民要政，全国总督常为八人，官从一品；巡抚略低于总督，总揽一省民政，官正二品；布政史略低于巡抚，为一省高行政长官，管财赋、田土、户口、地方官员考绩等，官从二品。

(3)、谭嗣同参与领导了这次变法运动，但运动仅持续了一百余日就宣告失败了，故而这次运动又称“百日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如此迅速，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等人的早有密谋，一方面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

(4)、再展开来，翁同龢对湘军淮军为什么意见这么大，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翁同书的被杀。当时写奏折参劾翁同书的就是曾国藩，终导致翁同书被判死刑，而传说这个奏折的执笔人就是李鸿章。所以翁同龢对李鸿章一生都念念不忘，虽然后来翁同书改成了死缓，但不久之后还是去世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翁同书的死，他们父亲翁心存的病更加重了。翁心存也是清代的高官，是宰相级的人物。所以翁同龢跟李鸿章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私人的恩怨是不是影响到了未来，在证据上它需要证明。

(5)、粉丝会长张维欣，八五后。从小就热爱谭嗣同，为了谭嗣同从山西考入湖南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为了谭嗣同，她在湖南度过了人生中美好的七年。她自己说：“我曾经、现在所做的很多事，将来会做的更多事，都是为了他。他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6)、荐: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

(7)、戊戌变法期间，山东道监察监使杨深秀参劾谭继洵，称他为官不称职，办事谨慎小心，连湖广总督擅权专断时，他丝毫不敢提建议。在奏折中，杨深秀进一步指出谭继洵身上的缺点，“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既不逢裁缺，亦当分别罢斥，或优之听其告休。”

(8)、▲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9)、慈禧太后痛恨维新志士，本想动用大清为残酷的凌迟大刑，因备受国际关注，故退而求其次，特意授命刽子手动用“大将军刀”将这些“乱d”处死。

(10)、“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马关条约》签署一年之后，谭嗣同写出1896年无比真切的国家忧伤。这一年，力主变革的《时务报》横空出世，政改呼吁不久从上海吹向长沙，谭、唐二人加入新成立的时务学堂和《湘报》，并担以重任。1897年，摩拳擦掌的梁启超奔赴长沙，幻想立即来一场中国版明治维新，他眼里的湖南堪比长洲、萨摩二藩，可以扛起强天下而保中国的重任。因《时务报》爆得大名，24岁的梁入湘获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带来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热浪。在省内外新旧势力的不安目光和一片争吵中，湖南改革风生水起。时务学堂之外，《湘报》是改革者另一个重要平台。主笔谭嗣同忙着回复报纸上的读者提问，发问者包括官员和学生，内容则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不久，南学会在谭主导下成立，它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地方议会，地位非同一般。1898年2月聚会便吸引了包括巡抚陈宝箴在内的300多名湖南精英。谭嗣同的口才自此有了新的舞台，集众讨论每7日举行一次，他常在此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

(11)、谭嗣同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但了解他的人估计不太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少有人谈起他，即便聊起也只是感慨其菜市口引颈待戮，以身殉道的悲壮。而此前我对谭嗣同也只停留在敬佩的层面，前日在省博物馆看到谭嗣同写给夫人李闰的一通信札，感慨于复生手草的飘逸精雅，又读了他的一些文章，才知道原来他是那么的深邃伟大，顿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12)、谭嗣同当然也可以远赴海外避难，但他却慨然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3)、谭嗣同死前承受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怯懦，他大义凛然地接受着一切。谭嗣同视死如归，他用鲜血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4)、总言之，谭嗣同是孤独的。因为他一方面试图按照儒家学说那种对士人力量不切实际的推崇倾向，幻想通过自己老师康有为那一套学说影响皇帝即能改造国家，救亡图存，结果到头来反而被他那别有用心的老师给连累致死。另一方面，他陷入自己学识的局限性之中，被后来的具有开阔视野和现代见解的孙中山之类留洋人士远抛在身后。他的思想跳不出自身所处的乡绅社会的局限，即便他没有死于慈禧与光绪的帝后之争，而是成为清政府的执政官员，其实他为清政府提供的方案还是无法应对晚清社会的巨大危机，无法阻挡大清帝国的倾覆。而这才是他个人除了血洒菜市口之外，此生当中大的悲剧。

(15)、清同治四年(1865年)2月13日，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父亲谭继洵曾出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5岁读书，15岁学诗，20岁学文。谭嗣同早年得力于母教，钻研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文史百科，对中国国学有较深造诣。

(16)、原文：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解不平。

(17)、潘大师从多年的临床及实验研究中，依据中医理论，提出瘀、毒、虚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等肝脏疾病病机的学术思想。

(18)、当爱国与卖国在一个人或一批人身上表现得如此纠结，爱国的手段是卖国，卖国的目的是爱国，此中难题，绝非一枚宏大的政治标签所能打发。对后人而言，实在要以同情的态度重审那段血泪史。

(19)、《谭嗣同书简》之所录，虽然都是稀松平常的书信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因为谭嗣同关注的焦点，直接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梳理谭嗣同所谈论话题的重点，大致就能看出他思考和行动围绕的核心。作为比较，鲁迅书信和日记所涉内容颇为广泛，从小说诗歌、碑刻拓本到柴米油盐无所不包，甚至在他与许广平的信里还写入了自己在厦门大学期间夜里撒野尿的乐趣(“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但与鲁迅这种“生活不忘忧国，忧国也不忘生活”的“老顽童”派头所不同的是，谭嗣同书简里几乎没有一丝个人的快乐和趣味，他的所思所想、所写所抒，全部只围绕一个主题：经世致用。具体的是说，如何让落后的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正轨。在儒家文化强调“家国一体”的思维习惯熏染下，谭嗣同认为忠诚于清廷与爱国是一体的，所以他日夜为清廷思虑就等于是在为国家分忧。(注)

(20)、拜:按一定礼节授予(任命)官职，一般用于升任高官。

2、

(1)、令谭嗣同死而复生的那场瘟疫，发生在帝都北京的一个春天。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此，籍贯虽属浏阳，但父亲从生命之始已把他带出故乡，直接来到国家政治中心。他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生如夏花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

(2)、按儒家要求来说，为官者不能公然枉私，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不说太远，至少晚清时期，曾国藩与左宗棠，翁同龢和李鸿章，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甚至重要的原因，就是私人恩怨。所以在读历史的时候，我除了公文、奏折那些关键的文件之外，其他也的重视，比如书信、日记，甚至诗文这些材料。因为在这些材料里面，才能看到他公开外表下有一颗什么样的心。通过这些人的串联，就大致知道有两条线索：一是湘军、淮军这两个军事集团，二是帝d与后d这两个政治派别，而谭嗣同就处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之中。 

(3)、后，我想强调一下，湘军不仅仅是湖南人的军队，湘军还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巨大的存在。从湘军崛起之后，导致未来中国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对湖南人来说，直接的原因，有了湘军崛起，才有我们今天讲一讲湖湘文化，提倡一下湖南精神。因为在湘军之前，湖南在中国人历史上是不太受关注的边缘地区，人物、经济、教育都不怎么样。当然湘军有其思想资源、哲学演变这么一个过程，是另外一个更长期的形成。

(4)、变法的编剧和导演当然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康有为40岁，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林旭23岁，刘光第39岁，康广仁31岁，杨锐41岁，杨深秀49岁。

(5)、因为湖南确实是湘军的故乡，就有很多的高官子弟在湘军，他们政治影响力大。湖南一二品官员多，当时就有可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任要职。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变革，从一般的理解认为很难，保守力量太大。其实也不是这样，比如谭嗣同，虽然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并不是湘军重要的主心骨，但是，与湘军集团有很深的牵连。他的亲戚亲友，包括他与李兴锐，李兴锐也是湘军的后勤人物。李兴锐跟谭家的关系好，谭嗣同从十几岁的时候，还专门到李家的藏书楼去看书，一目十行俱下，人们都表扬这个神童很厉害。虽然谭嗣同自己以及他的亲人与湘军有这么深的渊源，但是他仍曾经说过：从秦始皇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哪支军队像湘军这样残暴贪婪。 

(6)、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

(7)、(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8)、到后，比如说，沿用康有为的思想，他的思想在当时其实很多人是害怕的。尤其时务学堂之后，理务学堂的教材、学生所写的文章、师生之间的讨论，用后世的话来讲，基本上都是颠覆政权的一些研究。但当时湖南，因为时务学堂实行封闭教学，他们并没把文章公开发表。后湖南的官方乃至中央政府要求调阅他们的试卷和平时的文稿，大家才发现，原来，梁启超等整天制定湖南省政府搞教育改革，原来师生之间天天在讨论如何跟满足划清界限，如何驱赶满族皇帝，如何分裂国家等等。所以，这也是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里面痛下杀手的一个原因。而且因为这些言论，这些事实的暴露，很多当时原来支持、同情改革派、维新派的人，就无法或者不再愿意继续给予支持。

(9)、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

(10)、墓地初建时，共160平方米，冢顶由小圆扁卵石铺盖，三面立石柱，青石板圆围。前有拜台，两侧护围，墓地前方有石马、石虎各一对，立华表一对，镌刻联语，云：

(11)、在晚清，作为湖南人，他不但有湘军出道的关系，而且作为湘军的子弟，又作为湘军集团的“清末四公子”，用今天的话叫官二代。但他对湘军的态度是批判性的，毫不赞成的。而造成这一切又跟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系，也就是帝d与后d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想通过这些不是很完整的叙述线索，把谭嗣同与湘军、谭嗣同与帝d、帝d与后d，乃至于他终流血成仁等线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帝d与后d，就是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身后各有一帮人分别拥护，两队人马在平时就会互相攻击互相打击，结果就造成了甲午战争、造成了戊戌变法失败、造成了戊戌政变及流血事件，这些都是晚清很重要的环节。之所以能够形成帝d与后d，也就是太后和皇帝后闹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前面的渊源就在于湘军与淮军的分演。当时的帝d叫做清流，就是寓意流水比较清澈，后d称为浊流，就是寓意污浊腐败。举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为例，后d的一个主角为李鸿章，李鸿章就是浊流的代表，而当时在清流中重要的人物翁同龢，则是光绪帝的老师。而张之洞是清流的另外一个后勤代表，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他虽然没有深刻地介入这些政治斗争，但是他应该可以划入浊流的代表。

(12)、关于谭嗣同的死，后人多有非议，认为他死得不值得，白白牺牲了性命。但正是因为谭嗣同的慷慨赴死，才使戊戌变法多了几分悲壮，多了几分光彩。

(13)、浏阳的名称源自境内位于浏水之北，易学中的北属阳，而得名浏阳。

(14)、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楚辞·离骚》。

(15)、按照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确实说过：“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但他同样说过，死君者是一种“宦官宫妾之为爱”，因此“决无死君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1898年的谭嗣同，已认定流血与国家革新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从而抱定赴死决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d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16)、每酒醉别离兴尽悲来之际所作的诗，自少年时就不凡。某一年，谭嗣同和哥哥同舟渡江，一时狂风大作，浪涛簸天而来，浪花尖儿比舟高数尺，撑舟的人慌得厉害，这两兄弟却相视一眼，开怀大笑，当即口占二绝：“波揉浪簸一舟轻，呼吸之间辨死生。十二年来无此险，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动不动就是“死生”之类的重词，其中潜藏着深深的悲愤奇崛之气，似乎是其出乡而为国家壮烈牺牲的语谶。

(17)、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

(18)、而在这103天中，变法派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扔进一颗小石子，来不及泛起涟漪就被滚滚洪流淹没了。

(19)、120年前，也就是从现在往上推的第二个戊戌年，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以六颗人头的落地戛然而止。

(20)、我现在主要是以研究湘军为多，但是相比于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名字，从年龄上来说，我更早知道的是谭嗣同的名字，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教科书上都有写。从主流的史学叙述来说，谭嗣同是一个更有光芒和更为响亮的名字，然后因为个人的兴趣，对湘军更是充满了兴趣。 

3、

(1)、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2)、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3)、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4)、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

(5)、而且康有为的人品实在是不够看，变法失败后，明面上仍然到处宣传变法，在海外筹集资金，却实际上包养小老婆花天酒地。

(6)、谭嗣同戊戌之岁写与夫人的信札，恣意而精微，观其书想见其风采：“噫！此为谁？锷锷其骨，棱棱其威。李长吉通眉，汝亦通眉。于是生有二十七年矣，幸绯衣使者之不汝追。天使将下，上帝曰咨。其文多恨与制违，然能独往难可非。放之人世称天累，海枯石烂孤鸾飞。”兹录如下，供诸君遥想！

(7)、谭嗣同站在旧式思维的角度，仍然打算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国家机器，实际上这种设计在没运行之前就已经失败。没有权力制衡、市场经济，那么就算制度设想得再好，也是无效的，必然在现实中碰壁。对此福泽谕吉早就在《劝学篇》里说得很清楚了，他猛烈抨击日本旧时的状况：“我国人民没有独立精神的原因，是由于数千年来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人民只知在政府指使下奔走效劳，国家好像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不过是国家的食客。人民既成了流浪的食客，仅得寄食于国中，便把国家看成旅馆一般，从来没有加以深切的关怀，也得不到表现独立精神的机会，久之就酿成全国的风气，到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了。大凡世间事物，不进则退，不退则进，决无不进不退停滞不动之理。”(注)正是因为有了中国这个现实的反面教材，日本为了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维新运动。(注)

(8)、(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9)、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具体的实施更多是在市场中自行运作。透明竞争、权力制衡才是维持事物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市场的“大脑”是经过全社会角逐出的聪明的“大脑”，这种动态发展的“大脑”，比任何执政官员都更睿智和及时，只是这种“大脑”容易聪明得失去控制，反过来为害社会，所以需要政府去制衡和协调。政府的工作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设计一个健康的机制，让市场去实施，而政府在背后高效监管。而如果全部由政府包办，那么政府只会是一个低效率而耗费巨大的、失控的利益集团。

(10)、谭嗣同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读王夫之的思想，受到了爱国主义启蒙。12岁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典籍，19岁游历各地、结交名士。1895年，谭嗣同30岁，他的思想也成熟起来，这时帝国主义正对中国进行侵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陷入到深重的灾难之中，谭嗣同对此义愤填膺，开始倡导维新变法。

(11)、于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南城菜市口，年仅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有上万人，谭君神态慷慨没有一点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叫刚毅上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谭君于是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

(12)、五四运动此时刚刚落幕，这场从北京、上海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裴士锋却看到了湖南的另一番景象：“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五四运动在那里转变为另外一项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曾任教长沙雅礼中学英文教师的裴是史景迁弟子，对湖南抱有浓厚兴趣。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里他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的王夫之，称其为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

(13)、联名请益王即位。—— 清· 吴研人《痛史》

(14)、谭宅旧址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一位老人告诉我大约位于湖南会馆南侧。后者被修缮保存下来，因为曾活动于此，它变为胡同里一处爱国教育场所。1919年12月18日，毛和湖南代表团40人赴京，联络湖南籍官绅共同讨伐湖南督军张敬尧，此前毛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查封。当年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人声鼎沸，“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在此召开，熊希龄等3位湘籍议员被推为代表，向北洋政府高层主张湖南民意。

(15)、此外，康有为还指示弟子梁启超撰出两份所谓谭嗣同狱中绝笔血书，把谭嗣同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打扮成保皇派的义士偶像。(注)康有为本意是给自己的保皇d壮声威，但实际效果却是让号召暴力反清的革命派获得了一个舍生忘死、慨然赴死的精神偶像，给留日学生中的反清思潮添油加柴。当然，康d伪造绝笔血书的行为也在几十年后被同为维新派的王照抖了出来，王照在《复江栩云兼谢丁文江书》里提到自己亲历的梁启超等人的作伪行为：“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桐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注)

(16)、这貌似一手好算盘，不过仅限于纸面。一来其可行性大成问题，中国愿卖，英国、俄罗斯未必愿买，尤其花这么大价钱去买；至于“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云云，更是一厢情愿之谈——谭嗣同不是书生，而是豪杰，然而论及国事，依然高蹈，不得不令人废书而叹。二来关乎政治正确，我们用的词是卖地，换一种冷酷的说法，则是卖国，谭嗣同因此被后人扣上了“卖国贼”“汉奸”的帽子，这是近世以来严重的罪行，区区三字，足以将一个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永世不得翻身。

(17)、(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18)、视死如归的情愫可能萌发已久。光绪二年，母亲和兄、姐3人在一场瘟疫中相继死亡，谭嗣同则几入地狱之门，昏迷3天竟幸运醒来，因此得赐“复生”之名。昏厥与白喉此前已多次光临这个少年，每次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实际上，直到清代，夭折仍是每个中国家庭常见的可怕威胁，甚至皇家儿女。根据不同评估，大约20%—50%的儿童无法长大成人。鬼门关前几度徘徊，没人知道谭嗣同自此会如何看待死亡。“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这句体悟后来被他写入《仁学》，“好生而恶死”这种滋扰平常人的心态则被谭认为是“大惑不解”。人生难题也许在过早的假死体验中获得解答，不过对谭嗣同来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圣精神的开始，还是宗教救世精神的光临？则无人可知。

(19)、(都督)参见“经略使”条。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军事长官。

(20)、对与自己产生政治分歧的谭嗣同，谩骂攻击，说他和林旭的相貌举止，根本不像开国功臣的样子。

4、

(1)、袁世凯立即装出一副怒容，瞪视谭君说:“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两人共同商谈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枪枝弹都掌握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各级将官也大多是旧人。

(2)、◎变法者如何处理与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既得利益者又如何处理与变法者的关系？

(3)、荷花街道嗣同村在晚清叫作“城南崇丰乡南流桥唐家铺”，后来改称“牛石乡小水村”，后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以纪念谭嗣同。

(4)、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5)、(3) 又如：联垂(一种发式。周围头发梳成许多根细辫子)；联襟(即连襟。姊妹丈夫之间的亲戚关系)；联缀(连系，联集在一块)；联珠(连串的珍珠)；联华(花开并蒂)；联裾(联袂)

(6)、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至菜市口行刑场，临刑前，谭嗣同仰天大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7)、(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

(8)、如前所述，对比彼时日本的状况，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反观晚清中国的问题。日本的福泽谕吉因为游历过欧美，见识过率先走入现代社会的列强国家的制度构架和具体设计，所以他不但意识到传统儒家政府的内在致命缺陷，而且也认识到民众愚昧麻木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碍。由此福泽谕吉格外强调自下而上的普遍公民意识，他为此用“文明的精神”来概括他的想法：“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注)没有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的独立精神”作为整个社会的支撑，那么这个国家充其量只是在外表上看起来文明了，因为在其躯壳下面并没有具备“文明的精神”，缺少灵魂的外壳改革是不会走向现代化的轨道的。虽然日本后来也走上歧途，温和民族主义变异为狂热民族主义，终沦为军国主义，从给亚洲各国带来启蒙思想的先进国家一变为侵略他国的恶魔，但福泽谕吉的思想设计的先进程度的确超越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9)、这次毛贼盗墓，就是从拜台下方增修的护坡开挖，挖出了一个70厘米宽、80厘米长，深90厘米的洞，沿洞而入。

(10)、谭嗣同墓属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浏阳县城南约8公里处荷花街道嗣同村石山下。

(11)、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12)、(尚书)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13)、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4)、读谭嗣同这些文字，言辞垦切，所思所想皆是为国之虑，这种难得的人才，国家应该重用才是。只可惜他忠诚的那个清廷，根本不会对此有任何感动或者触动。他为了维护清廷的江山社稷而殚精竭虑，但朝廷还以为他要争夺自己的权力，所以时刻警惕他的所作所为。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轻举妄动，终让他惨烈地走向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不是“赵家人”，却思考那么多僭越之事，结局也就可想而知。生在一个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现代制度的国家，谭嗣同的伟岸，也就不由得包含着一种深深的近代中国的哀伤。晚清的知识分子，虽然朝廷从不爱他们，但他们却忠贞不渝的爱着这片土地。他们是国家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将仍然长期深陷黑暗之中。可惜朝廷并不领情，因为在朝廷看来，爱国也是要讲究级别的，僭越的爱国精神就是对朝廷的威胁。但清政府里的颟顸君臣彼时尚未意识到，当他们把这些并不反对朝廷，而且倾向于在体制内改良的“谭嗣同们”一一处决之后，无形中完成了一场人为的“达尔文选择”：既然在体制内改良也要被处决，那么原本站在朝廷一边的改革者，索性被朝廷改造为推翻清政府的对立面，竭尽全力支持朝廷也免不了要被朝廷处死，那何必还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当这样的心态演变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时，晚清也就进入了倒计时。谭嗣同等人之死，几乎成了晚清汉族士人心态的一道分界线。(注)

(15)、他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而且一以贯之，他是变法阵营中清醒、坚决的一员。

(16)、晚清武术名家胡致廷曾回忆，当时所用的无刃大将军刀落在谭嗣同脖子上，无异于锯头，比斩首痛苦千百倍。其它五君子身受数刀而死，而谭嗣同足足被砍了三十刀才断气！但是即使如此，谭嗣同仍然是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没有露出丝毫怯懦！

(17)、“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无益于桐。”“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他对万物的悲悯和自身的悲苦写照留我怅惋。

(18)、光绪皇帝更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小鲜肉，虽然到变法时已经亲政九年，但却既没有实权，也没有独自执政经历，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傀儡皇帝。

(19)、的确，如果刀快，一刀下去，尸首分离，那倒也痛快，但慈禧让刽子手用钝刀行刑，可谓阴狠毒辣。

(20)、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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